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2-12-18 15:52 广东

中医是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新时代新文化就会有新中医。范行准先生在《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医学在历史上有三变：五朝之变，即东晋立足江南之后一变，变虚玄浮夸为崇实效之学；金元之变，变《局方》尚香燥而为偏攻偏补；清季之变，变守旧复古为融汇中西。“其变有因，以有外来医学也。”即多为中外医学交流所致。现代中医与古代中医是不同的面目，明末以来，直至近代，中西医学的交流碰撞才使得中医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从里到外都与古人有很大不同。医学史家廖育群先生在《中国传统医药》中说：“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医之别，已然远远大于中西医学之别”。

民国以及建国初期的众多中医学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奋力自救，其最大的成就是成功把中医现代化，挽救了中医。为此，中医当然也进行了很多适应性的改变。“近代中医发展之路即中西医汇通之路。”这基本是医学史家的共识。

01  近代中医在社会医疗系统中的地位变化

近代以来，中医最大的变化，我感觉就是基本退出了传染病的诊疗主阵地。重点转向的传统的“内伤”“虚劳”之类的诊疗。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其实时间并不长，也就几十年间的变迁。从《伤寒论》和《温病条辨》在中医学中的地位来看，可知传统上对传染病（外感热病）的诊治，一直是中医的重点和特长，如时逸人先生说“伤寒、温病的治疗，实为中医全部精粹之所在。”而如今传染病的诊治，早已经不是中医的主战场，这是近代中西医竞争的结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随着微生物致病说在中国的传播，中医对西医的关注点从生理学转入了细菌学。民国中医一般以“邪气”致病对应细菌致病，以“菌在气中”来进行中西汇通。近代中医也仿效过西医去研究和发展“杀菌药”，但最终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民国的中医一般以中药能改变人体内环境，使之不利于细菌生存的说法，来解释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原理。如今中医主流话语还是沿用这种说法。民国时期，“伤寒”成为传染病的中医代名词。《伤寒论》成为中医传染病的治疗“总论”。在西医的咄咄逼迫下，民国中医学界也逐渐停止内部学术争吵开始强调寒温统一。

在传染病的防治领域，中医是如何失势的？在理论上，传统“邪气”说当然不如现代的微生物致病说（细菌学）真切而“科学”。相较而言，中医对传染病传统上侧重于治疗（也只能侧重于治），而现代医学基于微生物病因学则更侧重于预防，而传染病控制的关键在于预防，不在于治疗，因为特效药的研制总是滞后。赵洪钧曾有《论疗效不足恃》一文讨论消灭或控制疫病的现代手段，一般的治疗对于大疫情的控制作用有限。民国时期，对伤寒、霍乱等常见传染病的治疗，中医尚且有些疗效的优势和底气，但随着现代免疫手段、抗生素（抗菌药、抗病毒药、抗真菌药等）、传染病防控措施的发展和完善，中医仅有的一点优势也逐渐难有用武之地，其在整个现代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就逐渐被边缘化了，而现代医学则自然而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中医在近代并没有积极参与现代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运作，不但是因为当时的中医人士缺乏防疫相关的学养与技能，更与中医“单干”的历史性格有关，个体化执业的中医，在防疫方面显然不及一般团体化的现代医疗机构有优势有力量。清末以来的地方防疫事件，很多就是以疫区一些现代医院的医护团体为骨干进行的，地方政府则调动警察军队后勤物资等配合支持。如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就是以清朝政府派遣的伍连德等西医人士为骨干进行指挥防控的。就算是在阎锡山非常重视和扶持中医的山西，从1918年到1931年的四次鼠疫，参与防控的主要技术力量也是西医，在中西医防疫能力的比较后，最终也使阎锡山政府在防疫上基本放弃了中医。新中国建国后，因为中医教育体系和中医院体系的建立，中医团体才得以在体制内经常介入到一些传染病的防治活动中去。

02  中医理论基本特征的近代提炼

如今说到中医，一般将“整体观”和“辨证论治”视为中医的两大基本特征，这已经是一种常识性的观念。但在近代以前，中医学其实是很少论及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这些中医特征论其实是中西医两者比较后才自我标榜的东西。

在中西医的比较汇通中，分析两者的差异所在是很自然的事情，民国一些中医学人已经较早论述了两者的特征差异。例如杨则民《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年春）云“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药理实验，而在整个之思想系统上矣。盖中医诊病为综合的统一观察，故重证候（全身），而轻言病所（亦称病灶），即言之亦疏涸而不详；外医为分析的局部的观察，故重病所（局部）而轻言证候，即言之，亦仅为诊断疾病之用。中医为生物学的方法，视身体为整个的而不容分割，故局部病亦视为全身病之局部透现；外医为理化学的方法，故虽全身病亦欲求其单一之病原与病灶。”杨氏指出中医诊病重全身证候，而西医重局部病所，侧重说明整体观是中医诊疗的核心特征之一。杨氏在此文中还认为中医是“以辩证法的观察，以辩证用药；又以辩证法的方法而处方施治也。”

1933年9月，杨氏在《对于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之“辨证与辨病”一节中说：“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辨病。辨证之目的在备用药治，识病之目的在明病所。”其晚年在《医林独见·辨证与识病》中基本重复了相同的内容，并指出中医是“辨证用药”，“随证而施治”。杨氏已经说明相对于西医，“辨证施治（用药）”其实是中医的一大特征。

杨则民先生

可见在民国初年，中医的两大特征辨证论治和整体观，杨则民先生其实都提炼出来了，杨氏真不愧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医先锋思想者。当然民国时期有类似观点的中医思想者并不仅仅是杨氏一人，如吴汉仙等。

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医界还没有形成“整体观念”是中医特色的学术共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整体观念”的讨论在中医界逐渐热络起来，但当时中医界对“整体观念”的意识与杨则民所论有所不同，“整体观念”不仅仅是指人体本身的整体性，还包括了人与环境的统一性，所以当时中医期刊中，探讨“整体观念”的文章大多也以“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文章眼目。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组编写的《内经讲义》，就已经正式将“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赵洪钧先生认为，中医的“整体观念”在建国后不久能取得共识，有当时特定的两个思想背景，一是苏联推崇的巴甫络夫神经论学说的“整体观念”的影响；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传达了他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其中就提到中医诊疗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二是“整体观念”与当时的主流思想“辩证法”有某些相通之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医学界对“整体观念”的探讨，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而向现代医学整体观靠拢的结果。杨安时《从内经中来探讨中医论“天人合一”与“形神合一”的观点和应用》（1958年）一文的说法就比较有代表性：“祖国医学内容，是极其丰富而多彩的，不仅在疾病疗效上，有着实践的作用；并且在理论体系中，有着辩证唯物的基础。所谓【天人合一】与【形神合一】的论说，即为中医学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具有高度的整体观念，将人体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加以认识，认为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形体与神明（当时所指的神经中枢）与精神之间，是相互密切联结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称为天人与形神是合一的，与现代的病理生理学的整体观，基本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不过将“整体观”做为中医学独具特色的基本理论其实是有问题的，早有一些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因为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很多都有类似的整体观念。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是西方环境与疾病理论的奠基人。现代医学近代以来也在不断发展着其科学辩证的整体观，现代病理生理学就常常通过一个变量来讲解全身各组织器官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上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多么系统细致的生物整体性！19世纪后期，因为对微生物与疾病关系的研究，西医就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病原微生物、人体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动态失衡有关，已经开始强调要保持健康，就必须保持人体内外环境的和谐统一。1977年美国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开创性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要充分考虑个体心理、生活方式、生物遗传、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探求影响人类健康的各种因素，引领时代新风。中医界那种以为西医还是粗陋机械论的陈旧观念老早就应该抛弃了。

同样的，中医界大力提倡“辨证论治”其实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经过一些中医名流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辨证论治”这一表示中西医区别的术语才逐渐流行并固定开来。但最早正式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基本特点”写进教科书的，大概是1960年上海中医学院内科教研组主编的第一版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医内科学讲义》。可见“辨证论治”特色论与“整体观念”一样，其实都是很晚近时代才取得中医界共识的现代学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