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性精神障碍原本是一个患病率不算高的疾病。病因不明，但无外乎“内因”和“外因”两种来源。内因主要指由身体内部的某种未知的原因所致，如遗传、躯体某种病变等，有人将其称为“内源性情感性精神病”。外因主要指社会心理因素所致，如丧亲等重大精神刺激，长期精神压力等。但不论病因是什么，都可发现病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代谢水平异常。抑郁发作时这些神经递质的功能水平偏低，躁狂发作时偏高。反之亦然，神经递质水平异常也可引发情绪异常。上世纪末，我国为了与国际诊断标准接轨，将各种抑郁状态如神经症性抑郁、心境恶劣等都并入抑郁症。导致该病患病率成百倍地飙升，使得该病变成了一种高发疾病。今天每百人中就有将近10人患抑郁症。内因和外因两种观点正好相反，但都能举出足够多的案例。如同一个声音说鬼在身体内，另一个却说鬼在屋外。谁能撩开情感障碍之鬼的画皮，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很有可能这是两种不同的鬼。

目前尚无客观的方法区分哪些病人是内因性的，哪些是外因性的，新增加的病人绝大部分都是与社会心理因素关系密切的，原来“内源性抑郁症”占比大概不超过1%。换言之，99%上的情感性精神病人可能不属于医学意义上的病人，他们只是暂时陷入了情绪困境之中而已。

笔者之所以要不惜笔墨地讨论“内因”、“外因”问题，是因为两者在治疗策略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情况和Ⅰ型、和Ⅱ型糖尿病十分相似。Ⅰ型糖尿病主要由身体本身的原因导致胰岛素缺乏，属于生物源性的。而2型糖尿病患者身体里有胰岛素，早期甚至水平正常，血糖代谢障碍主要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所以Ⅰ型糖尿病的治疗原理相对简单，只要及时补充胰岛素即可。而2型糖尿病的治疗则涉及一些医学之外的因素，尤其是早期，提倡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主，不主张过早用药。

情感性精神病的治疗也是如此，内因性的以药物治疗为主。一旦确诊，应该足程足量用药，大多病人需要终身服药。但外因性的治疗，则当以改善生活条件，提供心理帮助为主，药物只是对症处理的临时措施。

理论上讲，那些因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情绪问题原则上是不应该用药的。但现实中，情绪障碍造成太多的不良后果，特别是没有人能够为自杀承担责任，于是药物就成了最便捷有效的解决方法，“一药下肚解百愁”。殊不知，10个被诊断抑郁症病人中，只有一个是真正需要吃药治疗的，其余9个都人是陪“陪太子读书”的冤大头。

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来越多的人成了诊断扩大化的“冤大头”。那么，让正常人的情绪问题背上“情感性精神病”的十字架会产生哪些危害呢？

首先，将正常的心理活动病理化会降低我们的心理适应能力。投资失败而忧郁，吃药能把损失钱赚回来？老公出轨而忧郁，药物能挽回老公的心？此时不问缘由就给求诊者开抗抑郁药，多半只会降低他的心理适应能力，甚至成为药物的依赖者。

其次，把不良情绪病理化会降低我们的道德自省能力。虽然像抑郁情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但如同疼痛感觉一样，它也是一种保护机能。它能促使人们反省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我曾接诊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70多岁的老父亲带着年近40岁的儿子来诊。儿子硕士毕业多年未找到工作，在家和父亲一起生活。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做饭、洗衣等家务全由老父亲伺候。问他为什么这样生活？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是我愿意这样。我有抑郁症！”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愧疚之意。

多数情况下，那些被确诊的病人会服用抗抑郁、抗焦虑、乃至抗精神病药物。这些药物都属于精神活性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非常复杂，有些作用原理和毒品本质上一样，必须谨慎对待，如非必要，应尽量避免使用。关于药物滥用问题将另文讨论。

从社会层面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疗领域的经济改革，让全民都成了病人。老人缺钙，女性缺铁，男性肾虚，儿童缺乏维生素。当今社会，病患何其多！毋庸讳言，很多疾病诊断扩大化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家挣钱，本无可非议。但以民众的健康为代价，让民众都变成“陪太子读书”冤大头，深层的原因令人深思。

有研究报道，大约有10%的单相抑郁会出现躁狂发作，但有人统计接受抗抑郁治疗的病人有35%的转为双向发作。但不清楚这些病人如果未接受抗抑郁治疗，转躁狂的概率有多高。即不能确定抗抑郁治疗是否会增加躁狂发作的风险。但是，多种抗抑郁药，如帕罗西汀有增加自杀的危险。

不管开始是内因还是外因性的情感性精神障碍，长期服抗抑郁、抗躁狂药后，都会形成对药物的“依赖”，外因性病人后期和内因性病人一样，也需要长期服药，如果不恰当减药或停药，都有可能引起疾病复发。尤其是长期大剂量服用多种精神药物者，药物所致的焦虑不适感和自身病情波动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从我的临床经验看，大多这样的病人属于药源性焦虑，应该减药处理。但减药要冒病人可能发病的风险，因此，大多临床医生宁愿将其视为病情波动而进一步增加药量。加量后药物对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常常可以起到掩盖焦虑症状的作用，使病情达到新一轮的平衡。很多病人经过多轮这样的药物“适应”后，药物耐受性不断增大，用药品种增多，需要很大的剂量才能勉强控制症状，并且药源性焦虑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曾治疗过很多这样的病人，我对他们的治疗目标几乎和治疗戒毒病人一样，努力帮他们将对药物的需求控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对外因性病人，改善生活条件固然重要，比如减少生存竞争压力，倡导淳朴善良民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等等，但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医疗范畴，不适合在此展开讨论。心理治疗对病人可能会有帮助，但要取决于很多“额外”因素，比如，是否能够遇到合适的心理医生，是否有支付治疗费用经济能力，是否有足够强烈的治疗意愿等等。在此不一而举，拟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