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专委会的邀请！

首先，祝贺新一届传染病专委会顺利换届，今天是第一次工作会议。

2004年初，当我得知总会将筹备传染病专委会的消息，立马和周伯平院长一起到北京争取。但因为多家传染病医院实力比我们强，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两年后才终于在深圳正式成立。如今，已经走过了17年的岁月，专委会也生机勃勃，有了今天的局面。

新一届传染病专委会换届之际，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经整整喧闹了3年。这场自古以来传播最广、规模最大的疫情，在感染了数十亿民众之后，仍然没有消停的迹象。可以说，大疫即是大考，它一方面检验着当代的医学及整个防疫体系，也将催促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的新生。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一次是东汉末年（公元184-220年）的“建安大疫”，一次是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的大瘟疫。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两次大疫的洗礼，我们的先贤推动中国医学产生了跨越式进步。第一次大疫之后，诞生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国医学形成了辨证论治的临床体系；在第二次大疫之后，出现了《瘟疫论》《温热论》等一系列的温病学著作，是外感热病理论突飞猛进的第二个高峰。那么，这一次大疫之后，会不会伴随着中西医结合传染病理论的重大突破？这是落在我们专委会肩上的重大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毫不客气地说，过去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实际上是“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二者虽然在临床上有所互补，但离理论上的融合却相差甚远，甚至被人诟病为“非驴非马的杂种医”。这种状况能够改变吗？

我觉得，在经历了近现代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历史碰撞和交融，在客观地考察和评估了中医和西医的学术定位、未来走向之后，作为一门临床应用的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已经具备了理论融合的基础。因此我建议，在这个前提下，编写一本立足于当代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应该成为我们这一届专委会最重要的工作。这个选题已经报到了总会，下一步就是组织编委会，落实编写任务。我相信，这本书将带来整个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突破，因为它不仅是理论融合，而且伴随着临床深化和疗效进步。

鉴于此，一部站在新起点上的《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一部与《伤寒论》和《温热论》等量齐观的划时代著作，或许正在集聚我们的时代共识，将获取大疫之后的智慧结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