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雄，李剑.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灸推广工作检视——以中南区为中心.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6期。来源：国史网 2020-11-25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中医工作。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为新中国卫生建设明确了基本依靠力量，也指明了此后一段时期中医工作的发展方向。针灸是中医重要疗法之一，1951年3月，为发挥中医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人民日报》发出了“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的号召。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的支持下，中南区开展了针灸推广工作，虽然也有波折和阻力，但是通过由政府主导的教学、训练等手段统一了中医的思想认识，扩充、整合了针灸力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积累了推广中医工作的经验，成效明显。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工作的研究主要从中医西医化的角度进行讨论，侧重于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等方面，对该政策影响下中医参与卫生事业建设典型事件的研究尚显薄弱。其中，对当代针灸史的研究仍集中于医家人物及其学术思想、针灸知识体系建构等方面，对针灸推广等医疗社会史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根据相关材料，以中南区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针灸推广工作的基本情况做一番梳理和分析，以期探讨其发展过程与经验启示，深化对当代针灸史、当代中医发展史的研究。

针灸推广工作的起步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中医、西医卫生人员的分布与比例很不合理。西医绝大多数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农村则寥寥无几，边疆地区为数更少；大城市又主要集中在商业繁华的市中心区。中医人数虽远超于西医，但多分布于广大农村。“至于村、镇的卫生医疗机构，则更是寥若晨星。药品供应非常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国内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尽快担负起数亿人口的医疗保障工作，构建与新生人民政权相适应的卫生体系，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的首要任务。1950年8月7日，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卫生工作的方针也应当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变，是必然的，但根据什么来变呢？一句话，是根据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变”。为保障人民健康，建设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新中国卫生事业，大会提出要团结中医和西医两种医疗力量，并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三大方针。卫生工作方针的提出和确立，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为此次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作为中医特色疗法之一的针灸，早自延安时期开始就在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军队的卫生保障体系中发挥出“简便廉验”的优势。正因有过成功运用的经验，其在新中国动员中医力量参与卫生事业建设时又受到了格外关注。1951年2月17日、18日，《人民日报》以《针灸疗法的重要性及其原理》为题连载朱琏所著《新针灸学》中的针灸治疗原理相关内容，予以系统介绍，引起了医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3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一文，报道群众对针灸疗法“热烈的欢迎与拥护”，要求医学界给以应有的重视，并在城市和农村中迅速推广。3月，卫生部邀请在京的中、西医代表20余人召开了针灸疗法座谈会，讨论推广的相关事宜，同时动员中医、西医积极参与。会后，《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为更好地落实这一工作，9月，卫生部成立针灸疗法实验所，由朱琏担任所长，在北京开展人员培训、针灸临床和实验研究等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然而，由于当时部分卫生系统领导干部对“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政策方针领会不深，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如1951—1952年，卫生部先后颁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对中医师资格做了严格认定，要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方准行医：“一、凡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函授学校除外）”；“二、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三、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发给中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证明文件者”；“四、原领有国民党（或伪满）中央政府中医师证书、考试及格证书者”；“五、经人民政府设立之中医进修学校修业期满，毕业考试及格者”；“六、领有临时中医师证书，工作二年从无过失，持有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或服务机关证明文件者”。同时规定中医师考试必须考生理解剖、细菌学、传染病学等西医知识等。这些要求脱离了当时中医的实际情况，导致大部分中医被取消“合法资格”，从业者数量锐减，严重影响了中医正常的生存与发展。有医生向朱琏反映：“你们在北京提倡中国针灸，我们受了祖传针灸，可是没有开业照，这应当怎么办？”据1951年江西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记录，全省中医师登记总人数为8728人，而得到认可的仅有424人，占比不到5%。其他地区的情况亦不乐观。这导致刚起步的针灸推广工作面临着人员紧缺的难题。

中南区开展针灸推广工作的举措与成效

1952年，中南局统战部召开了一次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中医座谈会。此时武汉已有约200名中医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在听取中医从业者反映的问题后，主持中南区工作的邓子恢于下半年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重视中医工作。与此同时，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帮助京外地区开展针灸工作，派遣了两支工作组随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分别前往内蒙古和西康两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为推进中南区中医工作，响应中央推广针灸疗法的号召，中南区的针灸推广工作被提上日程，并得到了针灸疗法实验所的支持。

（一）培养师资骨干

1952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以下简称中南卫生部）在武汉举办针灸师资训练班，目标是提高针灸师的科学素养，培养一定数量的合格针灸师资，成为“能扎，会讲，有立场”的针灸推广骨干力量，解决针灸推广工作急需的人才问题。

朱琏派遣有针灸疗法实验所学习工作经历的田从豁、李承璐、郭文华、李静之4人组成工作小组，协助训练班教学。

针灸师资训练班共招收40名学员，由中南区六省二市的卫生行政部门选派当地具有一定医学基础和临床经验的开业医师组成，大部分为中医师或针灸医师，少数为西医师。班主任由中南卫生部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副处长兼医疗预防处中医科科长徐鉴泉担任。徐鉴泉对针灸颇有研究，曾发明新进针法“押手压刺法”，使进针安全迅速，减轻患者痛苦，并著有《论现阶段中医科学化》等文章。

针灸师资训练班为期4个月。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思想教育，主要为政治学习，以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第二单元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主要学习西医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免疫学、消毒方法等，以加强对针灸理论的科学理解；第三单元为新针灸学和临床实习，主要学习针灸术前准备、孔穴总论、配穴法、孔穴各论（包括头颈部、胸腹部、背部、肩胛部、上肢、下肢、足部穴位）、灸术、晕针急救法、针灸治疗原理（包括针灸与巴甫洛夫学说）、病例报告及实习等。其中，针灸课时为12天，包括4天的实习时间。该训练班的针灸教学由针灸疗法实验所工作小组承担，并配发《针灸适应症及其穴位》讲义。工作小组成员基本都已在针灸疗法实验所接受过培训，掌握了《新针灸学》的主要内容，因此针灸师资训练班的实际针灸教学内容即以该书为重点，《针灸适应症及其穴位》讲义的内容也基本摘自《新针灸学》。

经过4个月的学习，学员们基本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提高了针灸临床运用水平。在中南卫生部的统一安排下，一方面，组织学员们返回各地承担针灸治疗和教学工作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为推动全区中医工作，组织学员到区内多地开展诊疗工作，南至海南岛，北至黄河岸边，其中包括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二）开展临床治疗

针灸师资训练班结束后，徐鉴泉组织留武汉学员章真如、王明章、刘汉民、韦有根等组建了武汉市针灸疗法门诊部，由徐鉴泉兼任门诊部主任。该门诊部于1953年6月1日正式成立，至年终共接诊病人14455人次，平均每月2065人次。治疗疾病种类广泛，其中神经系统疾病占40%、运动系统疾病占30%、消化系统疾病占8%、泌尿系统疾病占7%、循环系统疾病占5%、呼吸系统疾病占4%、五官系统疾病占3%、生殖系统疾病占2%、维他命缺乏类疾病占1%。针灸疗法取得了良好疗效，据当年第三季度统计，针治有效率高达80%。该门诊部不仅在武汉当地赢得了较好的口碑，还吸引了湖北其他地方以及河北、河南、广州、上海等地的上千患者前来求诊。

其他学员被分配回各地医疗机构后，也积极在临床中推广针灸疗法，普遍反映收效不错。如广东学员欧阳勋在粤北人民医院推行针灸疗法，在前4个月接诊患者971人次，大部分都是慢性病患者，如各种神经痛或麻痹、胃痛及神经性呕吐、消化不良、月经病、半身不遂等，针刺有效率为80.7%，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疗效最好。广西学员江一萍、黄荣活回桂后于广西省人民中医院开设针灸科；蔡任洪、谭媛仙相继在桂林市工人医院和桂林市人民医院设立针灸科，针刺治疗失眠、面瘫、子宫收缩性疼痛、哮喘等疾病，均有较好疗效。海南岛人民药行学员罗冠凯回原单位开展了针灸工作，平均每天治疗20余人，所治疾病中90%为慢性风湿病，他还运用针灸治愈了几名患者的坐骨神经痛。河南学员海坤范回开封市卫生局第二门诊部开诊的一个月间诊治了318人次，大部分好转，其中1/3已经痊愈，因病人反映疗效良好，又在治疗室中增添了床位。

（三）开展宣传、教学工作

除临床运用外，学员们还利用各种方式宣传针灸疗法，主要采取诊室宣传和课程教学两种方式。

诊室宣传有多种形式。一是通过文字宣传。如武汉市针灸疗法门诊部根据病人需要在候诊室放置针灸小册子或相关书籍，并张贴各种经穴挂图；江一萍、黄荣活在广西省人民中医院利用黑板报介绍针灸疗法，吸引了不少患者阅读，一些省级机关干部也要求过来治疗；欧阳勋在粤北人民医院门诊处张贴壁报，介绍针灸的治疗原理；刘天健在湘雅医院做了关于针灸疗法的报告，并整理相关文字登在院刊《新湘雅》上。二是借助疗效进行口头宣传。此种形式较文字宣传更加直接、生动，也最便于开展。如欧阳勋在粤北人民医院还大力开展口头宣传，向群众介绍针灸治疗原理，并通过针灸治愈患者使用西药久治不愈的牙痛、脚气等病的疗效进行宣传，取得患者的信任。翟景南在河南开封市省直属第四门诊部通过针治疗效先取得医院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再以治愈病例宣传和推广针灸疗法。

在课程教学方面，如武汉市针灸疗法门诊部承担了武汉市中医进修学校第一期针灸课程，由徐鉴泉及诸医师轮流教授，内容以针灸讲义为主，结合《新针灸学》和苏联巴甫洛夫学说阐述针灸理论，并传习了针灸操作方法，受教者皆为武汉市中医师及针灸专科医师；同时，还编印一本针灸简介小册子，简述针灸原理及对临床常见病的针灸治疗方法。广东省中医实验医院针灸室协助指导了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员的针灸实习，并由该院针灸医师承担1953年广东省卫生学校医士班的针灸教学。易斯狄在湖北宜昌分别为专区卫生行政班、宜昌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和中医进修班讲授针灸课程。其中，专区卫生行政班课时为16小时，听课人数89人；宜昌市卫生工作者协会课时为32小时，听课人数92人；中医进修班课时为44小时，包括实习15小时，听课人数39人。学员中西医占总人数的30%左右。杨建秋在湖南衡阳中医进修班讲授了一学期针灸课，学员们通过学习初步掌握了针灸疗法，基本能够在临床运用。

（四）推广的成效

经过推广，针灸疗法逐渐被中南区多地医疗机构采用，因其临床效果良好，又能减少药品消耗和医疗支出，得到了群众普遍认可。所治疾病以慢性病为主，尤以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的疾病疗效为佳。如1953年6—10月，广东省中医实验医院共使用针灸治疗306人，其中有207人治愈或好转。广州市人民医院在6—11月间用针灸治疗了434人，有效率达84.5%。许多患慢性病如头痛、风湿性关节炎、半身不遂的病人，此前经西医西药久治无效，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后即得以治愈或好转。

针灸良好的临床疗效引起其他医疗机构的兴趣，推动了针灸疗法的进一步传播。如江一萍等人在广西省人民中医院推广针灸疗法后，省内多家医疗机构纷纷要求前来学习，省干部疗养院、龙津县卫生院等派医务人员到该院进修；宜山专区医院增设了针灸科；平乐专区卫生科也要求省卫生厅介绍针灸教师去讲课。河南省许昌专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得知针灸的疗效后，邀请针灸师资训练班学员万世才开设针灸讲座，组织人员每周学习一次。湖南省湘潭市卫生学校看到针灸在人民医院得到运用之后，邀请学员向日讲授针灸课程。湖北省宜昌专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在听过学员易斯狄讲授针灸疗法后，准备建立专门的针灸治疗组织。江西省南昌市人民医院发动本院医师组织了针灸学习小组，开展自学与互相学习，并在临床上加以运用。

此外，一些地区还举办了本省的针灸训练班。如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于1953年6月在南昌开设针灸训练班，学员都是有针灸基础的医生，以提高其针灸理论和技术，推广针灸疗法。该班的形制与教学内容均仿照中南卫生部针灸师资训练班而设，并参考了当时中医进修的教学做法，主要面向开业针灸医生和医学团体成员招收学员，由省内各医疗单位按分配名额报送。学习时间为6个月，共768学时；开设生理、细菌、解剖、预防医学、临床医学、药理、政治、新针灸学等8门课程，其中新针灸学为96学时，主要学习针灸术、孔穴论、晕针急救、诊断实习、病例报告、针灸治疗原理等内容。

总的来说，经过中南卫生部针灸师资训练班学员的努力推广后，针灸疗法的诊疗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促进了中医工作的开展。

推广工作的困难与解决

尽管针灸推广工作在中南区各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由于当时卫生系统的部分领导对“团结中西医”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排斥中医的思想和做法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针灸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有针灸师资训练班学员反映在医院推行针灸疗法期间，希望院方拨付一定资金购买艾灸、穴位图等用品，但遭到拒绝或回避，只能自己借钱去买；或反映医院领导不准西医师向针灸师学习，甚至帮忙也不行；或反映撰写的针灸宣传材料被医院拖延很久不予下发。甚至有学员自针灸师资训练班毕业回来后，医院领导不安排其做相关工作，导致无法开展针灸诊疗。

针灸推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医事业的发展状况，这一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1953年6月中旬，中南卫生局在武汉召开中南区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此后各地陆续召开的中医代表会议中唯一一次有中央卫生部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该地区的中医工作，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会上指出：各地卫生行政干部应认真加强团结中医工作。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发挥中医力量》等三个工作草案。闭幕式上，中南卫生局局长齐仲桓总结道：在中医工作方面卫生局还有许多不足，包括对中医的认识不够明确、客观；领导上对中医政策的学习和认识不足，使“团结中西医”流于形式等。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贯彻执行中央中医政策的转折点。

1953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中国医学遗产》一文，呼吁各地要正确执行党的中医政策。12月，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举行，会上批评了几年来卫生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错误，会议决议指出：“团结中医，充分发挥中医力量，正确地对待中国旧有的医学遗产，是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政策。全国卫生工作者的任务应当正确执行这些政策”，并提出了七项具体工作措施，包括“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和“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等。

1954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文委）党组成立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开始调查中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0月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等文章，指出既往工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挥中医的作用的问题，“要切实改进中医工作，首先必须坚决纠正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轻视祖国医学遗产、忽视中医中药对我国人民的保健作用的严重错误，积极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这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递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批评了卫生部门“没有认真地执行中央的团结中西医”的错误，同时提出一系列发展中医的建议。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报告，明确指出：“卫生部门的任务，就是要十分珍视这一份民族文化遗产，坚决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积极发挥中医的力量和作用”。至此，新的中医政策基本形成，此前轻视甚至歧视中医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得以纠正。

为了认真落实上述精神，各地加强了对中医工作的统一领导，同时扩大了针灸的临床使用范围，增设了针灸训练班或针灸课。如广西省卫生厅组织开办了省针灸疗法训练班，首期招收在职干部和开业的中医、西医30人，以培养针灸工作人员。为使学员掌握针灸疗法还设立了临时免费门诊部作为实习场所。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在成功开办第一期针灸训练班后，又于1954年和1955年连续开办了两期针灸班，并加强了统一领导。在实习阶段，将学员分成多个生产实习小组，分别派往省中医实验院、省立人民医院、南昌市公费医疗第一、第二、第三门诊部及九江、上饶、吉安专区人民医院、抚州专区公费医疗门诊部等实习，得到了各医疗单位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提出推广针灸疗法，旨在动员中医力量参与卫生事业建设，以应对当时国内医药资源匮乏的状况。中南区是当时唯一一个由大行政区政府卫生部门组织推行针灸工作的地区，推广工作从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举办了有一定规模的集中脱产形式的针灸师资培训班，具有完备的教学制度和明确的培养目标；参加培训的学员皆经过一定条件的选拔，具备一定的针灸（中医）基础，培训成效较好；学员结业后由政府统一安排返乡任职，利用所学推广针灸诊疗与教学，取得一定成效，推动了针灸疗法的运用。

当然，中南区针灸推广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卫生部门的一些领导对中医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帮助解决推广中的困难，影响了针灸推广的整体效果。应该指出的是，中南区在针灸推广工作中还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1954年新中医政策的实施，卫生工作的重心转向“西医学习中医”，学习和运用针灸成为开路先锋，中南区针灸推广的教育模式和工作经验成为重要借鉴，帮助培养了更多针灸人才，普及了针灸的临床应用。

中南区针灸推广工作的经验表明：要加强党的领导，为统一思想认识、顺利开展中医工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通过由政府主导的规范化培训，统一中医的思想认识，将原本松散的个体组织起来，有助于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更好地发挥中医作用；针灸等中医疗法具有较宽泛的临床适用性，疗效良好，经济方便，可纾缓国内紧张的医药需求，为广大人民提供医疗保障；坚持中医、西医并重，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

注释

1《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

2《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人民日报》1951年3月10日。

3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科学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毕小丽：《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广州中医药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弓箭：《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研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4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张立剑：《朱琏与针灸》，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版；张树剑：《近现代针灸科学化实践与转向——以朱琏为中心》，《中国针灸》2014年第10期；霍蕊莉等：《巴甫洛夫学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针灸科学化：以马继兴为例》，《针刺研究》2015年第4期；张树剑：《新旧之辩——20世纪50年代朱琏“新针灸学”的浮沉》，常建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8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125页；等等。

5中南区为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六大行政区之一，管辖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广东省和广西省，于1954年撤销。

6《中央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7《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贺诚副部长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8《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9《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重要文献》，重庆医务工作者协会出版部1950年编印，第15页。

10在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一年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的号召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方针，与1950年的三大方针并列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参见《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93页。

12张立剑等：《中医针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13延安时期，时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医院院长的鲁之俊和中央军委卫生部门诊部主任朱琏等西医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并在根据地推广运用。解放战争时期，鲁之俊为晋冀鲁豫军区辖属医疗卫生人员传授针灸治疗技术，大大减少了军队中药品的开销，保障了部队战斗力。

14朱琏（1909—1978），长期从事妇产科工作，延安时期跟随老中医任作田学习针灸，1948年创办华北卫生学校并承担针灸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

15《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人民日报》195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