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李剑. 离合之间：新中国第一次流脑疫情与中西医防治.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26-32

摘要：随着中医政策的调整，1956年后中医业者得以参与烈性传染病防治并取得可喜成绩。1958－1959年流脑的全国性疫情期间，中医业者积极参与防控，并与西医业者开展了深入合作。通过共同研究和临床观察，中西医合作治疗流脑形成基本程式，西医对中医药理论与疗效有了新的认识，而得以接触医院式诊疗模式的中医业者则学会了规范的临床观察，并开始研究改进中药给药途径。

1958－1959 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称流脑）的全国性流行，是20世纪我国第二次全国性流脑疫情，也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尽管1955年前部分中医业者已在开展流脑治疗，“正确的中医政策”的落实才真正给中医业者参与流脑防治打开了大门。1958－1959年流脑流行高峰期间，中西医在流脑防治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从而加深了双方的相互理解。

1 流脑及其流行情况

流脑是由脑膜炎奈瑟菌（Ｎｍ）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借飞沫传播，人群密集、疲劳与感冒也是该病诱因。带菌者的鼻咽部、患者血液、脑脊液、皮肤瘀点，均可存在。人是本病唯一的传染源。空气不流通处、2米以内接触者，均有被感染的危险[1]。该菌可经鼻咽部感染后侵入血循环成败血症，再侵入脑膜引起化脓性脑膜炎。主要症状为头痛、发烧、咽痛、呕吐，皮肤出现瘀点或瘀斑，引起休克及脑膜炎症状。该病起病急，病情发展快，常在发病后12～24小时内引发死亡。

根据该菌表面特异性多糖抗原的不同，国际上将其分为13个血清群，即Ａ、Ｂ、Ｃ、Ｄ、Ｘ、Ｙ、Ｚ、29Ｅ、Ｗ135、Ｈ、Ｉ、Ｋ、Ｌ 等。国内1896年首次有细菌证实的报道。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主要以Ａ群脑膜炎奈瑟菌引起流脑流行。健康人群抗体水平是评价人群免疫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人群免疫水平降低，人口大量流动，流行菌株发生改变时，可引起流脑散发或暴发流行[2]。

该病全年均可发生，但有明显的季节性。多发生在11月至次年5月，3月至4月为高峰。该病有周期出现流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普遍使用流脑菌苗之前，在我国每3～5年出现一次小流行，每8～10年出现一次大流行。

20世纪，流脑曾在我国范围内出现过1937－1938年、1948－1949年、1958－1959年、1966－1967年、1976－1977年共5次流行高峰[4]，见图1。1959年该病的发病率为55.6/10万，系Ａ群Ｎｍ所引发，由我国的东北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扩散[5]。

2 1959年前后中医治疗流脑之一斑

2.1 由乙脑而流脑

20世纪50年代初，除了应征参与种痘及预防注射外，中医参与烈性传染病防控相当有限。这一点，可以从郭可明治疗“乙型脑炎”（以下简称“乙脑”）的疗效认定过程窥见一二。即便卫生部以部务会议形式明令推行中医疗法，抵触和怀疑依然存在，中西医业者仍然背靠背救治乙脑等烈性传染病。

1956年3、4月间，唐山市中医师高濯风根据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和清热、解毒、养阴的治则，“在该市党政领导支持和西医同行密切合作下”，在该市传染病院治疗14例流脑患者，全部治愈。河北省卫生厅中医处对此非常重视，随即将治疗总结发表在当年《中医杂志》第9期[6]。文中列举银翘散、白虎汤、清瘟败毒散、化斑汤、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方剂及二则完整的病案，并详载西医检查数据，引起中西医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高濯风本人撰写的总结迟至1959年5月才寄送《中医杂志》。

其文中除肯定中医辨证方法对头、方药确实有效外，对西医同行的支持有深切的认识，对于“此病服药后，趋于痊愈，究竟机体的生理机转是怎样的”，希望更多同行深入研究，言下颇为谦恭，或因此节正是一般中医短处[7]。

1957年春，河南省发生全省性流脑疫情（发病率定基比为307.02％）[8]，伊川县“一个月左右时间，已死 亡70余人，多为儿童。”[9]洛阳专署急调医护人员赴救。当地因西药缺乏，多用阿司匹林及“天字”头痛粉等，中药多用九味羌活汤等辛温解表剂，效果不佳。后来的国医大师李振华也是防疫队的成员，他分析了患者症状后，主张“这种病只宜用清热解毒、息风透窍法治疗”。用银翘散合白虎汤加减，另服安宫牛黄丸治疗，取得明显效果。此举得到带队的洛阳专区人民医院业务院长陆介甫肯定，此后凡送到医院的病人都用中药治疗，西医输液支持和护理。“几天里我用中药治疗了14例病人，全部治愈。”[10]不久，流脑在宜阳、三门峡、偃师、卢氏等县市流行时，李振华再随陆介甫赴救，先后用中药治愈了近百例患者。中药治疗不但大大降低了治疗费用，缩短了住院时间，也减少了后遗症的发生。后来，李振华将《中医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治疗》先后发表在《新中医药》《江西中医药》及《中医杂志》上。次年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河南省卫生厅为此在洛阳召开了治疗流脑的现场会，让李振华作了专题发言，并推广治疗流脑的中医方案。

两个孤立的事件，在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的关注下，成为继中医治愈乙脑后又一个产生轰动效应的事件。随后，中医得以更多地参与流脑防治，专业医疗机构也主动邀请中医师合作开展治疗和研究。中西医之间由离而合，借流脑防治的机缘成为可能。

2.2 中药预防流脑的探索

1942年后，国内已有众多学者就药用植物的抗菌效能开展过研究，到1957年已发表50余篇论文，涉及数百种药用植物和数十种病原体[11]。1958年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后，医疗卫生工作中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学习推广中医药的群众性运动全面推开，中药开始进入防疫工作者的视线。

1959年南京市流脑流行时，该市卫生防疫站选用银翘合剂、大蒜素片、贯众汤，在发现病例的小学开展预防工作，证实有良好效果[12]。

另一组研究者在市郊雨花台人民公社医院老中医马少伯指点下，用贯众明矾汤在该公社中心小学1117名小学生中开展服药预防工作，也取得满意效果[13]。常州市中医医院则改良民间验方，制成脑膜炎预防油（以煅皂矾、梅片研末，用凡士林调成油膏），每日3次，涂抹鼻腔内。为证明其灭菌效果，该院还专门做了抑菌实验，效果明显；在市内3个集体单位施用，也令人满意[14]。

同年，赣州市卫生防疫站对黄柏、黄芩、百部、土牛膝、野菊花、柚子仁、明矾、硼砂、三月三等9种城乡易得、有抑菌作用的中草药，进行了973例脑脊髓膜炎带菌者水煎剂喷喉效果观察，发现硼砂、三月三和野菊花疗效较为突出，用1～2个疗程即全部痊愈，其他6种中草药亦均有不同疗效，最长5个疗程转阴[15]。大蒜的预防作用得到重视[16]，济宁专区卫生防疫站对13种中、西药物预防流脑的效果进行了连续4年共5156例的观察，并进行了实验室抑菌试验，证实大部分试验药物防治效果不明显，唯有生大蒜“在预防发病、治疗带菌者降低带菌率，维持时间上，仅次于磺胺噻唑，而且药源充足，价格便宜，群众乐意接受，适于农村大面积使用。”[17]

福建南安县中医研究所联合南安县防疫保健站，用三黄合剂（石膏、黄连、黄芩、大黄蒸馏提取液）进行人群注射预防，收到良好预防效果。尽管出现了1例休克，“注射过程良好，并无发生严重的反应”[18]。20世纪50年代，中药制成注射剂预防性注射仅见南安县这一例。这为1967年流脑防控中湖北中医学院用中药复方“流脑注射液”治疗流脑开启了前路，湖北的做法后来也在全国推广应用[19]。

2.3 针刺疗法应用于流脑治疗

20世纪50年代初，针刺疗法得到高层重视，沈阳和武汉也有用针刺治疗结核性脑膜炎[20]和乙脑[21]的报道。既然针刺可以治疗乙脑，而河北、北京等地中医治疗乙脑的效果随后也得到官方认可，用针刺疗法治疗流脑也成为中西医新的研究课题。

1957年，淮安县人民医院根据老中医梁春余提供的“秘穴”——脑静，配以合谷、外关、列缺等清热镇痛的穴位，“经临床试用，初步观察19个病例，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该院证实针刺疗法可以替代镇静剂，迅速减轻脑膜刺激症状，对早期病例可以治愈或减少用药，但对重症患者是否能改变菌血期症状或节省磺胺类及抗生药物用量，虑及患者安全未遽尝试[22]。

1959年3月，四川省盐边县人民医院组织全体职工学习针灸，并在院内开展各科病人的针灸治疗。用以治疗流脑患者，发现疗效较为显著，且节省了抗菌素，减轻了病人负担，无后遗症发生，受到家属欢迎[23]。几乎同时，四川省璧山县人民医院用针刺治疗17例经确诊的流脑住院患者，除1例因合并肺炎给予青霉素外，其余病例均未使用任何抗菌素。17例经针刺治疗均告痊 愈[24]。针刺治疗的总住院天数平均为6.7天，又节约抗菌素及磺胺药物，该院认为针刺疗法符合多快好省方针，值得推广采用。虽然正值“大跃进”时期，但上述案例均由当地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按西医诊断标准确诊后方用针刺疗法治疗，临床观察及统计颇为严格，有一定可信度。

除了急性期的救治，常熟县中医院孙俊华用针刺配合宣窍熄风、潜阳活血中药治愈1例脑膜炎后遗症的患儿，为针刺治疗此类疾病开辟了新路[25]。旅大市西学中学员王允廷成功抢救1例重症流脑患者后，提出治疗过程中必须更早地配合针刺疗法，方能加速神经机能的恢复，缩短疗程[26]。

2.4 流脑治疗中理法方药的探讨

1953年，江西名中医潘佛岩（1913－1999）梳理东汉以降中医对流脑的认知及诊治、方药，列举至宝丹、千金龙胆汤、紫雪丹及《证治准绳》牛黄丸4方，并分析了犀角、羚羊角、龙胆草、钩藤、僵蚕、全蝎、元参、麝香、牛黄等药物的成分及药理作用。此外，他还辨析《金匮要略》所立治痉三方：葛根汤、栝蒌桂枝汤及大承气汤不适于流脑治疗，而近代著名中医学家恽铁樵所创“安脑丸”实即《证治准绳》的牛黄丸[27]。

1957年3月23日，江西医学院附属中医实验院举行流脑防治经验交流会。会后，廖家兴撰文辨析流脑各型症状与历代“痉”“惊风”的对照，认为流脑应按卫气营血论治，并提出两则中药预防方剂[28]。河南省卫生厅总结了该省中医辨证治疗流脑的规律，认为应以清热、解毒、滋阴立法，并分成轻、重、极重三型，与卫气营血的阶段划分相吻合，并提出适用的主要方剂和随症加减药物。尤为可贵的是，该 厅 指出误用伤寒辨证和发汗剂的危害，列出中医治疗用药的5种禁忌，对基层中医更具指导作用[29]。同样认为流脑应“属于温病学中的瘟疫类，不属于痉症范围”的，还有高邮中医江韵樵[30]。

理论探讨而外，江苏宜兴的许良培于流脑高峰的1959年3月至6月，根据当时流行病的类型和气候情况，以及病人的症状及舌脉，断为阴寒，按《金匮要略》的“刚痉”论治，用葛根汤治疗13例，均告治愈，为这一时期所仅见以阴寒论治者[31]。

各地中医选用的方剂，江西丰城胡秉章以紫金锭为主，伍用银翘散及针刺疗法[32]；湖南衡阳颜文明则以银花解毒汤合三黄解毒汤为主治疗[33]；江西进贤焦远亮初起以“清热平脑剂”辛凉透解，神昏动风采用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熄风开窍，后期用新订竹叶石膏汤益气生津[34]。

当时正值献方采风高潮，各地也涌现了一些治疗流脑的土方草药，如福建漳浦的“牛顿草”[34]，福建莆田的“蒲公英汤”[35]等。

3 中西医合作治疗流脑

当时，磺胺类药物是西医治疗流脑的特效药，已用于临床数十年。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磺胺药生产线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生产的是磺胺噻唑，副作用更小的磺胺嘧啶的产量较小。但从河南的案例看，即使是磺胺噻唑也远未普及，因而才给中医业者留下治疗流脑的空间，也给新的政策环境下中西医合作提供了良机。

3.1 最初的合作尝试

早在1955年11月，张钧衡就主动延请甘肃当地中医师王农夫会诊，参与流脑救治。在使用青霉素、磺胺嘧啶4天后，用加减犀角地黄汤治愈患儿。虽然仅有1例不满2月的婴儿验案，中药的确切疗效和低廉费用仍给西医留下深刻印象[36]。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及大炼钢铁集中上马，造成人群聚集，工地卫生条件恶劣，加之当年处于流行高峰年份，导致各地流脑疫情的发生[37]。1959年，上海市中医学会召集中医耆宿，会商应对之策，老中医献计献方，积极响应[38]。湖南平江县人民医院采用该省除害灭病办公室组织编印的《中医药防治几种主要疾病成方选集》中的石膏合剂和针灸治疗部分患者，取得满意效果。该院总结认为，中西合治不仅“疗效满意，无副作用，且中药价廉，容易办到”，可以减少很多治疗操作，减轻患者痛苦，节省人力；在病情危急时，西医进行急救或补液，则确保患者安全[39]。

3.2 中西医合作的基本样式

1958年1月至6月间，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师朱涛如与该院传染病室配合，中西医共同诊断，中药治疗流脑患者73例，痊愈70例，治愈率达95.9％。该案中，经西医确诊后的患者均投以“清温安脑汤”，主要症状均在1周内消失。慎重起见，芜湖市卫生局和安徽省卫生厅同年4月先后派专业人员到该院进行现场观察及病案分析，确认疗效良好。随后，此事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于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40]；朱氏的总结发表于次年《中华儿科杂志》上，引起医学界的关注[41]。中医业者随之得以参与流脑的治疗，医学界也更多地开展流脑的中西医合作诊治，并取得可喜的成绩。

1959年2月，南通市中医院与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通力合作，分别以纯中药、中西药混合、先中后西等方案治疗流脑120例，其中纯中药组治疗30例。该院吸收朱涛如效方，并自拟3首方用于 各 阶 段 患 者，进一步证实了中医药的有效性。尤其是流脑的后遗症，如磺胺造成的肾功能损害，以龙胆泻肝丸、麻杏石甘汤加茯苓、木通、冬瓜皮仁、赤小豆、车前子及自拟培补脾肾、解毒凉血方救治，“竟救活了数例”。同时，中医师们注意到，医院“在护理方面，亦非过去单纯用中药治疗所能及。例如神识昏谵不能服药时，即予鼻饲；而营养的维持，亦可 通过注射或鼻饲得到解决，使正气得以维持不堕，为治疗创造了有利条件。”[42]

1959年1月，大连医学院和旅大市传染病医院已在收治流脑患者，起初采用磺胺嘧啶为主，辅以葡萄糖盐水、强心剂及镇静剂的应用。

2月起，“在中医师指导下，对17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进行了治疗，全部病例皆获痊愈。”所用银花解毒汤、加味清营汤、清瘟败毒饮、至 宝 丹等及针刺诸穴皆循温病辨证进行[43]。后来，旅大市传染病医院将1959年1月至6月收治的流脑患者按采用中药、西药、中西药合用的5个组，更系统地总结了中西医合作治疗流脑的成效。该项研究临床资料翔实，诊断标准明确细致，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所收治的326例流脑患者，治愈率为96.67％，除12例暴发型在24小时内死亡者，修正后治愈率为99.627％，死亡率为0.373％。中药组45例均告痊愈。这样的合作使中西医合力治疗流脑的方案更臻完善，而清热解毒、凉血熄风治则的效果也得到较大样本的临床证实。其中1例阳虚的脱症患者以参附汤治愈，也使西医进一步理解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 性[44]。然现今已无从了解当年参与这一合作过程的中西医业者的心路历程，惜乎！

除了流脑一般证型的合作治疗外，镇江市还对1例暴发型流脑出现华佛二氏综合征的患者开展了中西医协作治疗，并取得满意的疗效[45]。

此次流脑流行高峰期间，中西医共同探索，合作治疗流脑形成了基本程式———按西医诊断标准确诊，用中医方药治疗，辅以西药及其给药方法。通过合作，西医业者不再怀疑中医药的效能，而得以接触医院式诊疗模式的中医业者则学会了规范的临床观察。中医总结出切合实用的流脑治疗方案，方药运用更加纯熟；同时，掌握了流脑临床诊断的基本要素，临床治疗、观察和实验室检查都更为规范。到下一个流脑流行高峰到来时，一般中医业者也能有效应对了[46]。

3.3 中西医双方的收获

在合作中，中医认识到给药途径非局限，“在确定诊断方面，脑脊液、血液的检查及急救方面，输氧输液的操作，中医必需依靠西医同志，因此也说明中西医必需做到真诚团结，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才能整理祖国医学遗产。”[7]此外，为降低口服给药带来的困难，双方还总结出先用磺胺嘧啶静脉或肌肉注射，俟药物达到血药高峰，再服中药汤剂共同取效的办法[47]。

管理者则注意到中西医选项的经济性差异。“通过中西医的密切配合，如依西医诊断、中医用药，必要时再配以西药”，“不但治疗中少走弯路，并确实起到治疗迅速又少花钱的效果”。该处组织治疗的5例重症患者中，“中药费之最多的没有超过15元，甚至有不到3元的，比现在一般纯用西药抗生素治疗的简直经济得多。”[6]偃师县的统计显示，“最严重的脑膜炎患者，最多住院8天，全部用药、住院、伙食等费用，均在35元以下，有的在10～20元左右。

而在某医院用西药治疗，据统计，一个患者最多曾用到316.62 元。”[48]朱涛如也提到“每一病例仅需中药费5至7元，能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也“能节约青霉素及磺胺药之供应量”[41]。采用中医疗法还缩短了住院时间。旅大市传染病医院收治的326例流脑患者中，中药治疗组（45例）平均住院时间仅7.2天，是5 组中最短的[42]。陆锦[49]和高濯风[7]的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

此外，为解决磺胺嘧啶的肾毒性，旅大市传染病院专设一组，先用磺胺嘧啶，出现药疹或尿中磺胺结晶时加用或改用中医药治疗，“亦同样收到良好的疗效”[50]。这也是彰显中医药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过中西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加之磺胺类药物大量投入使用，这一次流行高峰中流脑病死率已从50％～70％降至5％～10％，1958年后更降至3％～5％[51]。一说“平均病死率”降至3％～5％[52]。后者应该较为可信。

4 结语

建国后第一个十年里，借助中医政策的调整，中医治疗乙脑和流脑的效果渐为医学界所了解和认可。1958－1959年流脑周期严重的疫情，国内流脑疫苗研究滞后和磺胺类药物供应问题，为中医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尤其是在广大农村[53]。1958年下半年 全 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及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的相继召开，使医疗卫生进一步政治化，是否执行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成了政治的试金石，由此掀起包括西医学习中医在内的各项群众性运动，传染病医院也向中医业者敞开大门，中西医开始由离而合。朱涛如案例中，既体现了中医药的切实疗效，也掺杂了地方卫生主管部门迎合当时政策导向的意图。这种改变，时人也有述及。1955年时，西医中“尚有一部分人，严重地存在懒汉思想，不愿学习中国医学，不愿请教中医先生们，怕丢面子；借口‘中药难掌握，怕出事故’，置之不理。另一部分人闹宗派主义等等。”[35]到了1959年，“由于党贯彻中医政策以后，医务人员通过学习，在提高的基础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敢想、敢做、大胆创造。”[49]在邀请中医业者合作治疗流脑的过程中，西医业者从开始时的怀疑到后来对中医药疗效的惊奇，再到自觉地探索和研究，正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西医之间离合转换的微妙隐曲。

这是建国后中西医之间的首度合作。此后的岁月里，随着中医医院的涌现和传染病医院的普遍设立，中西医由合而离，各自回归原初的执业空间，类似的合作在传染病防治中不复得见。

在此次防治流脑过程中，中医业者循“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开展的治疗，使西医业者得以直观地认识和理解中医理论和方药，从而加深了对中医药的认知。借此良机，中医业者学习掌握了规范的临床观察方法，并认识到给药途径的局限，由此开启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中药注射剂研发和应用的高潮，为许多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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