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It Ain’t Over Till It’s Over…but It’s Never Over——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Fauci ASN . Engl J Med 2022，387：2009-2011

按：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成为美国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成员。他坚持以科学证据为基础，主张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推动疫苗接种，甚至在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面反对川普关于使用羟氯喹治疗Covid-19的建议。因其主张经常与川普相左，媒体不断传出川普想解雇福奇的消息。

福奇曾表示公开反驳总统是非常困难的事。他说，“必须尊重与自己共事的人”，但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诚信，履行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职责”。

今年8月，福奇宣布年底将离任长达38年的NIAID所长职位。他今天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以“新发、再现传染病永不完结：疫情不息，奋斗不止”为题发表文章，用其在传染病领域54年职业生涯呈现该领域巨大进步，并提醒我们新发传染病将会是永恒挑战，必须时刻做好应对准备。

离任NIAID所长后，福奇将“投入演讲、教学和写作，激励年青一代科学家和医师选择公共卫生作为职业道路”。

我已在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担任医师科学家54年，其中担任所长38年；离任之际，难免回想过去。回顾职业生涯时，我感触最深的是传染病领域的惊人发展，以及学术界和公众对该领域重要性和意义在认识上的变化。

我于1968年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并决定在NIAID做3年传染病和临床免疫学联合专科培训。作为一名年轻医师，我并不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和权威人士认为随着针对诸多儿童疾病的高效疫苗和越来越多抗生素的发明，传染病的威胁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对传染科医师的需求正在迅速消失。尽管我对所进入的领域充满热情，但假如当时知道人们对该学科未来的疑虑，我可能会重新考虑我选择的亚专科。

当然，那个年代，在中低收入国家，疟疾、结核病和其他疾病正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在不知晓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传染病死亡率显著差异的情况下，我开始在宿主防御和传染病领域愉快地探索自己的临床和科研兴趣。

1976年，在我完成专科培训后5年，传染病领域标志性人物Robert Petersdorf博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令我大吃一惊，这篇文章指出作为内科的一个亚专科，传染病学科正逐渐消失，被人遗忘。在题为《医生的困境》（The Doctors' Dilemma）一文中，关于进入内科各亚专科接受培训的年轻医师人数，他写道，“尽管我个人对传染病学科非常忠诚，但我无法想象我们还需要增加309名传染病专家，除非他们将彼此当作病原体互相培养。”

当然，我们都希望进入一个活跃的领域。我选择的领域是否已经停滞？Petersdorf（在我们和其他学者成为《哈里森内科学》[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共同编辑之后，Petersdorf成为了我的朋友和兼职导师）说出了一个常见观点，而这一观点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染病学科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考虑到可能新发和再现传染病。

在20世纪60、70年代，鉴于历史上于1918年发生的流感大流行，以及更近期于1957和1968年发生的流感大流行，多数医师都意识到疾病大流行有可能发生。然而，出现可能剧烈影响社会的全新传染病仍然完全是一个假设概念。

1981年夏季，随着第一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病例的发现，一切都改变了。该疾病在全球造成的影响令人震惊：大流行开始以来，已有8,400多万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其中4,000万人已死亡。仅2021年就有65万人死于AIDS相关疾病，并有150万新增感染。如今有3,800多万HIV感染者。

尽管尚未研发出安全有效的HIV疫苗，但科学进步已推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研发成功，这些药物将HIV感染从基本必然致命的疾病转变成了可控制的慢性病，而感染者预期寿命已接近正常人。这些挽救生命的药物尚未实现全球公平可及，因此在发现HIV/AIDS的41年之后该疾病仍继续流行，并造成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如果说HIV/AIDS的出现也有一丝正面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大大增加了进入医学领域的年轻人对传染病的兴趣。事实上，HIV/AIDS出现之后，我们非常需要Petersdorf曾担忧其前途的309名传染科年轻医师，甚至需要更多。值得赞许的是，在文章发表多年之后，Petersdorf坦率承认他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发传染病的潜在影响，并自此之后热情鼓励年轻医师选择传染病领域作为职业追求，尤其是HIV/AID的治疗和研究。

当然，新发传染病带来的威胁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并没有止步于HIV/AIDS。在我担任NIAID所长期间，我们曾面临对地区或全球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多种新发或再现传染病带来的挑战（见时间表）。其中包括首例已知的H5N1和H7N9流感人类病例、21世纪首次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非洲多次埃博拉病暴发、美洲寨卡病毒、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另一种新出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当然还有Covid-19，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响亮的警钟，提醒我们面对新发传染病暴发，我们是多么脆弱。

作者担任NIAID所长之前和担任所长40年间，关于新发传染病的部分标志性事件

DRC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MERS表示中东呼吸综合征，SARS表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XDR表示广泛耐药。

Covid-19在全球造成的破坏是历史性的，它凸显出对于如此规模的疫情暴发，全世界都缺乏公共卫生防范措施。但在Covid-19应对工作中，非常成功的一点是，在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多年投入的基础上，我们快速研发出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疫苗平台（如mRNA等），并且应用结构生物学工具设计出疫苗免疫原。研发安全高效Covid-19疫苗、证明疫苗效力和分发疫苗的速度都史无前例，这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多年来，医学的许多亚专科都得益于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今传染病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以下方面：我们拥有了应对新发传染病的工具（如对病毒基因组的快速、高通量测序），研发了快速、高特异性的多重诊断技术，并且应用了新型疫苗平台和基于结构的免疫原设计方法。

如果还有人怀疑传染病领域是否活跃，甚至怀疑传染病学科本身的意义，那么发现AIDS以来40年的经历应该可以完全消除上述怀疑。如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新传染病所带来的威胁会减小，因为其出现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而且很可能在不断增加。

新传染病的出现和旧传染病的再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自然互动和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不断扩张，以及人类与动物的共存不断受到扰动，同时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不稳定传染源最终会显现、发生跨物种传播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适应人体，进而出现人际传播。

回想传染病领域的发展过程，我们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多年前权威人士的观点是错误的，该学科不仅绝非停滞，而且非常活跃。我们当然需要继续提高应对疟疾和结核病等现有传染病的能力，但除此之外，很显然，新发传染病将是我们永远面临的挑战。正如我最喜欢的一位权威人士Yogi Berra（译注：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所说：“比赛不完结，我们不放弃。”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扩展这句话：当提及新发传染病时，它永远不会完结。作为传染病专科医师，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并具备应对这一永恒挑战的能力。

资料来源：本文由《NEJM医学前沿》编辑部负责翻译、编写或约稿。https://www.nejmqianyan@nejmqianya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