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医吧！”父亲沉思良久后一锤定音。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的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严世芸，他的父亲严苍山、祖父严晓江都是当地名医。严苍山一直想将中医家学传承下去，严世芸理所应当地担起了传承重任。

中医之路，严世芸一走就是60多年，他在临床、科研、教学中穿梭探索，不但治病救人、传道解惑，更以身体力行的实践为中医药传承难题寻找着答案。

“家学传承+院校教育”筑就坚实岐黄路

回忆往事，严世芸不禁对父亲当年的高瞻远瞩深深敬服。在大学，他不仅深入研习《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还学习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西医知识，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接受规范化临床培训，与同学们合作搞实验，全面提升了综合能力。

“刚开始上解剖课时，同学们都害怕，我不怕，常常晚上去解剖室做实验，不知不觉待到十一二点。”

“平常周末我就回家跟父亲抄方，那时跟父亲学习的年轻大夫很多，我经常和他们讨论问题。”

“见习医生一般值班时才来医院，我家离曙光医院很近，但我非常喜欢临床，见习期间干脆就住在医院里。”

大学6年，严世芸一直深受院校教育与家学传承的熏陶，成绩名列前茅，他在校期间写的一篇论文《低热的辨证论治》，得到了上海中医学院时任校长金寿山的赞赏并特意在评语中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好”字。

没想到，这个“好”让严世芸的中医之路有了转折。原本，深爱临床的严世芸下定决心去医院工作，他在毕业志愿表选专业的那一栏填了三个内科临床。然而就是这个“好”字，让严世芸出众的研究能力与教学潜力得到了众人的关注，于是他被留在学校伤寒教研室工作，从此与中医药教育结下了深厚缘分。

从学校到医院，青年中医蜕变为临床骨干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69年，严世芸终于等到了下临床的机会。那时，上海中医学院组织医疗队，从校本部及曙光、龙华等几个附属医院抽调中西医骨干30余人到上海陕西路、川沙、江镇的门诊部以及川沙人民医院开展临床工作。医疗队里“藏龙卧虎”，当时上海中医界的临床骨干如裘沛然、殷品之、王玉润、夏德新等十多位名医大家均在其中，严世芸也成为其中一员,并担任了队长。

“专家们都拿出生平所学追踪当时的医学前沿，比如那时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开始重视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我们医疗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了。”通过这一轮临床实践，严世芸练就了扎实的中医临床基本功。

1972年，医疗队结束任务，严世芸也回校工作。学校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给像严世芸这样的青年中医配了“结对”导师，严世芸正式拜入上海丁派著名中医张伯臾门下，开始一边跟诊，一边出诊，一边教学。

后来严世芸被调到曙光医院急诊室工作，当时一天的急诊患者高达数百到上千人。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严世芸依然坚持跟老师张伯臾的门诊，常常值了一宿夜班，早晨交完班就去跟老师上午的门诊，中班结束就去跟下午的门诊。那时，严世芸的独生女儿严骅已渐晓人事，在她童年的记忆中，爸爸经常忙起来就两三天不回家，让她觉得很委屈。后来，严骅也成为一名中医大夫（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她才深刻地体会到，全身心地投入到临床实践，是成为一名优秀中医师的必备步骤。

“越钻研临床，越觉得中医药有价值，就越有干劲！”严世芸回忆，当时张伯臾专门研究中医药治疗急症，遇到什么病就钻研什么病。比如曾有一个老大娘被诊断为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用西医方法救治了3天，患者还是去世了，这激发了大家研究中医药治疗胰腺炎的想法，逐渐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清胰汤”。只要遇到急性胰腺炎就用“清胰汤”，如果没有大便就再加番泻叶，大便一通，病情就缓解了，这些方子直到现在仍被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临床一线使用。此外，还有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出血热、急性消化道出血等，当时严世芸与张伯臾一共总结出了34种急症的中医药治疗方法，均取得了可喜的临床效果。

严世芸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临床一线工作了6年，这期间，遇到疑难问题，师生共同研讨攻关，反复从中医古籍中找思路、找灵感，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方案。高强度的临床训练，促使严世芸由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中医蜕变为独当一面的中医临床骨干。

严世芸跟随张伯臾17年。回忆往事，严世芸不禁感慨，师承教育对于中医药传承的意义极其重大，只有在老师亲身带教与学生侍诊学习的互动中，课堂上的书本知识及老师经验才能迅速内化成自身的临床思路和诊疗能力，这是单纯院校教育无法达成的目标。

重振各家学说研究，引领教育改革新风

各家学说是研究中医历代大家、名家的学术思想和特色诊疗技术的学科，涵盖面非常广。上海中医学院建校之初曾成立各家学说教研室，后来被撤销。但严世芸觉得，研究各家学说对于中医药传承发展非常重要，“各家学说是中医经典的拓展与发挥，是连接中医经典与临床实践的桥梁，实用价值非常高。”他在临床一线攻克各种疑难问题，靠的就是各家学说提供的活水源泉。

在严世芸的努力下，上海中医学院开始重新组建各家学说教研室，德高望重的裘沛然老先生出任主任，严世芸出任副主任，从当时的师资培训班中吸纳了几位学验俱丰的中医同道，同时又从应届毕业生中招录了5名青年教师，各家学说教研室的班子算是搭建了起来。

那时，全国范围内都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各家学说教材。于是裘沛然要求大家分头研读医家原著，归纳提炼，总结升华，自行编写教材。严世芸与同事们一头扎进古籍中，每天沉吟其间、潜心读书，他们常常在裘沛然家中讨论到午夜。

“后半夜，公交车也没了，就在零下几度的冷空气中走40分钟回家，第二天还继续上班，但没人喊累，大家都干劲十足。”严世芸说。

就这样干了一年多，《中国历代医家学说》完成，随后学校各家学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慢慢展开、渐入佳境。严世芸与同事们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中国医籍通考》《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等数十部著作。

在各家学说教研室工作期间，严世芸仍然坚持临床，一边每周跟随张伯臾抄方，一边自己在几个门诊点固定出诊，不断积累临床经验。这段经历，引发了严世芸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才最有利中医药传承？或许应该兼顾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之所长，促使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互促进。

严世芸的思考很快有了用武之地。1983年，学校党委任命他担任教务处处长。

“领导找我谈话时，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我内心深处对教学工作有一种期待：中医药传承需要打破固有模式，创出一条新路子来！”严世芸后来又陆续成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校长，他采取的学分制、小学期、早临床、多临床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不仅奠定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教育新模式的基础，还对全国的中医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胡鸿毅曾经就是严世芸主持的上海中医学院第一届学分制教育改革实验班的一名学生，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届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教改试点班。

1987年，胡鸿毅所在的试点班上学生的高考平均分数超过当时教育部著名重点高校的水平，这也是该校第一次列入一本招生行列，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甚至达到了全国顶尖高校热门专业的水平。

当时作为学校副校长的严世芸是这三届试点班的总设计师，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试点小学期制为早临床提供制度保障，学生可按照学分要求和指导性教学计划来自主安排必修和选修课程；弱化班级边界概念，以课程为核心的学习组织模式兴起；第一次尝试了中医基础学科的分化教学，科学、人文、历史、艺术等通识教育乃至体育俱乐部制等丰富多彩；大一至大三每年有固定时间安排上临床见习，大学的后半阶段更是泡在临床上，院系合一体制，学院附属医院真正成为了临床医学院，学生都配有自己的临床导师。

胡鸿毅回忆起大学时光，不禁感叹这种新型中医药传承教育模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严老师设计的这套培养方案，让我们无形中树立了独立思考的学习风气，敢于尝试探索，又有自我管理的责任意识，肯吃苦，喜钻研。事实证明，无论在临床、科研、教学还是管理岗位，我们这批同学都做得可圈可点，不断进取的意识和想法保持至今。”每次看到书柜里仍珍藏着的全国首套中医基础分化教材，总能把他带回到35年前大学生活的一幕幕场景。

如今，胡鸿毅和他的同学们多数已成为上海中医药行业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权威专家等，这印证了严世芸教育改革实验的成功。实际上，全国很多中医药高等院校在教育改革路上都或多或少借鉴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早期的改革思路，学分制，早临床、多临床，强调综合素质和能力等教育理念与方法更是成为当下中医药界的共识。

退休不退临床，以“中和”思想指导实践

“严大夫，您是我的再世父母啊！”几天前，在曙光医院严世芸的诊室，48岁的刘先生拿着“明显好转”的检查、化验单流下了眼泪。原来他曾因重度心衰而几乎被判了死刑，被医院建议只能做心脏移植手术。然而仅仅3个月，严世芸用中药扭转乾坤，患者病情稳定，心脏功能逐渐好转。

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等很多重症、疑难杂症在严世芸这里都能迎刃而解，总结多年经验，他提出了“中和”学术思想，认为中医学的生命观与疾病观均以“和”为准则，并在“和”思想引领下，形成了独特的临床思维——圆机活法，即无论简单、复杂疾病，关键在于抓住核心病机，面对复杂疾病，要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进行分析权衡，组合处方，协调整体阴阳气血，兼顾脏腑虚实，使机体脏腑、气血、阴阳达到和谐状态。

“严老师经常教导我们不要过早选定专科方向，要多看杂病，勇于面对没见过的病。”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学史教研室讲师胡蓉已跟随严世芸临证学习14年，她常常按照“圆机活法”的思维方式来分析、解决疑难的临床问题，临证水平提升很快，不到40岁的她每次出门诊都有几十位患者排队候诊。

润物细无声，为中医药传承“铺路搭桥”

“看上去很严肃，其实很宽和、很细心。”严世芸的弟子、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沈雁回忆，上学时跟老师门诊，随口说了一句上海的辣酱不够辣，想念家乡东北的辣酱，老师再次出门诊时就带来了东北的辣酱，令当时身在异乡求学的她倍感温暖。

“老师从来都是亲自写病历，一手漂亮的书法落在病历本上，不仅标明主诉、诊断、治法等常规信息，还将各种注意事项都列得清清楚楚。”上海中医药大学温病学教研室主任杨爱东跟严世芸抄方已经25年了，老师精益求精的治学工作态度一直是激励他不断向前的最大动力。

“从不提严苛要求，但他会以身作则、润物无声地影响晚辈。”严骅谈到，父亲从来没有要求她这个独生女儿一定要学中医、传承家学，但是他每天都勤勤恳恳地为中医而努力工作。在她童年的记忆中，父亲要么在学校、医院忙得顾不上回家，要么吃完晚饭就伏在书桌前看书、写论文。严骅小时候总是望着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入睡，睁开眼睛就看见装满中医书籍的高大书橱，这些影响促使她也报考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医师。

耄耋之年，严世芸仍然在琢磨中医药传承的那些事儿，他每次门诊总有很多学生跟诊。看病之余，严世芸时常通过给他们出题、与他们讨论来启迪思维，他总觉得要把中医药传承发展好，就得老一辈中医人努力“铺路搭桥”，不但要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还要讲得明白，让年轻人听得进去、吸收得了，传承方式还需要创新，“要更灵活一些、更丰富一些，激发起年轻中医人的思维活力，就算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