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65年搭建的那一间披水屋在张家堰旁，它堆满了我遥远的童年记忆。1983年秋，我和新婚的妻还专门去那里住过一夜，稻草上铺垫着的床单，以及薄薄的被子，她陪我一起重温了旧日时光。也仿佛宣告，支撑过苦难岁月的披水屋正式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

01

1966年十月二十七日（农历），奶奶去世了。在那间厨房兼客厅、饭厅的小房间里，我们一家人打地铺为她老人家送终。我不知道大人们当时如何判断她的临终时刻，就像吐出微弱火舌的煤油灯，等候油枯灯灭的那一瞬间。

奶奶“中风”（脑梗塞）偏瘫一年多，生活不能自理，主要由小姑姑照料。那时候，小姑姑还在缝纫社上班，没有发生肉疮应该是她全力尽孝的体现，但在那样的年代也谈不上像样的调养和护理。奶奶临终前最惦记的是我，记得他把父母亲叫到跟前，告诫他们要如何珍重我这个家族中的唯一传人（爷爷兄弟三人，各家只有一个男丁，到第三代却只剩下我一人）。

祖父辞世在1968年腊月初八，他和奶奶都是1893年出生，与伟大领袖同属“小龙”。虽然经历过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变革，也到过汉口和县城，尽管年轻时教过几年私塾，当奶奶陪伴我们在县城和马坪的时候，他却始终坚守在老家的田间地沟。直到那年夏天，一条木船载着他和父亲彻底告别一个叫“家乡”的山村，才来到马坪的这间披水屋。

那个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我们学校的操场两个多月都可以自由溜冰，甚至还溜到铺满厚厚冰层的张家堰。爷爷“上山”的那天，抬棺材的叔叔们在鞋子上绑着几道稻草绳，踏着茫茫的积雪，喊着沉闷的号子，好不容易把他送到山上的墓地。我捧着老人家的遗像（父亲凭记忆画的），父亲在前面几步一拜，凝结着他对逝者的依恋，更重要是对抬棺人的感激。事后，他跟我们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伤及抬棺人，真不知道该如何交待。

祖父送上山后，父亲照例回农村劳动改造，母亲又去了学习班。不久后的春节，我们才又汇聚到一起，在吃年饭的祭拜中，父亲凝重的眼神透露出自己的深深愧疚，他捶打着胸脯低沉地呼号祖父，请谅解自己的不孝。那时候，虽然我们住在镇子上，但大家都从来不刷牙，全家共一个洗脸盆、一条毛巾。尤其在冬天的早晨，一家人共用小半盆洗脸水，而洗脸毛巾一丢下，水就变了颜色。既然共用一盆水，洗脸就有先后顺序，开始是老人在先，我们兄妹随后，父母亲最后。后来，父亲提出建议让我们兄妹先洗，祖父立马支持，而且坚持自己最后洗。他说：“我是半截埋在土里的人，孙子们来日方长，是我们家里的希望。”从此，每天轮到祖父洗脸的时候，就只剩下一点快冷的黑水。

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那些情景，和很多家庭一样，大家艰难度日，虽然物质匮乏、精神极不自由，但在承受苦难的同时，仍然坚毅地怀着希望相濡以沫。我想，无论祖父母、父母他们，虽然不敢奢望前途有多么光明，但一定还是对成长中的后辈寄予深情厚望；他们在梦里，也一定无时无刻不在期望，自己的后人能够突破困境，摆脱屈辱，过上有尊严的平等日子......

02

1969年春天，经历了半年多的离校“紦松毛”“打草皮”（到山上打柴）之后，我们开始“复课闹革命”，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小学毕业生一起升入初中。

刚才，当我输入“复课闹革命”一词时，显示的是：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开始复课。不过，文章话锋一转：“但不少学校因搞运动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为什么要“复课闹革命”？显然是曾经有过“停课闹革命”。这要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算起，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其实，我们这些小学生还没有获得“大串连”的资格，真正实现“停课闹革命”。1967年夏天，我们五年级结束后，由于没有新课本，原地踏步一年熬到1968年夏天。

我想，升初中之所以要到1969年开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编写、印刷新教材。比如取代物理、化学的，是一门《工农业基础知识》，语文、数学、政治教材也得与时俱进。那时候，初中加入红卫兵，小学加入红小兵也是人人必须争取的“新生事物”。没想到，第一批在小学加入少先队的我，直到90%的同学加入了红卫兵，自己还徘徊在“组织“的大门之外。这时，班主任对我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进行重点挽救，鼓励我再写一份深刻认识的“思想汇报”（已经写过多次申请）。为了投入组织的怀抱，熬了一夜的我写了一份长达5、6页的向组织靠拢的思想汇报。

第二天一早，父亲出工前看到后勃然大怒，把我的思想汇报一把撕碎。我一看则痛哭流涕，一夜的心血，和浴火重生的希望都付诸东流。父亲想到的是“大鸣大放”，而我想的是脱胎换骨，冲突在所难免，但父亲软硬兼施终于让我败下阵来。

当然，老师并没有抛弃我，终于让我在最后一批投入到组织的怀抱里。

03

1970年春，我们家又被搜查。尽管这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因为我的一篇日记成为全家人的最大悬念。

那个晚上，全家都已经熟睡，“咚咚咚”的敲门声突然把我们从梦中惊醒。门一打开，父亲就被人带走，母亲、姑姑、妹妹和我被赶到一旁，其他四五个红卫兵就在家里大动干戈地翻腾起来。日记本就在堂屋的桌子旁边，我不时盯它看上几眼，心里像打鼓似的忐忑不安，终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和我其他的作业本一起被收走。

折腾了一番，大家谁也睡不着了，我悄悄地告诉妈妈：“他们拿走了我的日记本。”“里面写了什么？”妈妈着急地问。

“就是前天父亲讲过老子的‘大盗盗国，小盗盗钩。盗国者侯，盗钩者诛。’我写了一点感想。”“完了，你这孩子惹祸了......”妈妈急得说不下去。姑姑接着说：“你也不机灵一点，知道有问题，就该想办法拿走的。”我的确想过，但就是没有敢。

第二天一早，居委会来人通知我们给父亲送饭。父亲关在公社的一间杂房子里，好像有四五个人，都是几个识字的四类分子（其他人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要他们交待什么问题。没想到一关就是两个多月，我送了两个多月的饭，也等待着更大的祸事而度日如年。

后来，天气热起来了，父亲的屁股长了一个疮，我每天还要帮他换药。慢慢地，头脑里紧绷的弦渐渐松弛了，一直到父亲被放回来，等待着的祸事却没有如期而至，大家都很奇怪。

又过了半年，父亲在街上碰到他的一个学生，是当时车站中学的校长。那人悄悄地告诉他，他去检查搜家的书本时，看到了我的日记本，大吃一惊后悄悄地将它毁掉。原来，我们一家人的灾难被他无形中化解，父亲当然是感恩不尽。

这个从童年中留下来的记忆，今天想起来还有真点后怕，那是“一打三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为了产生震慑效果，中央政府把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甚至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而且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

该运动在北京于1970年底结束，其他地区结束的时间则晚得多，如上海于1972年底结束。该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来获得平反昭雪。

04

业信在《四毛的人生》中详细记载了1971年初，街道没有推荐他上高中的经历，觉得十分委屈。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努力，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

多年之后，我的大侄子（大表哥的大儿子）讲到他小时候的经历：

那是夏秋之季的一个黄昏，小伙伴们都回家了，我一个人站在小街北头的稻场边上，看见舅爷爷从土坡路下走了上来。我拉着他去外婆家，他说要赶去林寨。见拉不住舅爷爷，我急忙从北头跑回去告诉了外婆。小脚的外婆和我追了好远，才把舅爷爷追回来。

记忆中，因外公木讷，晚饭时外婆还请来了小队的吴会计作陪。昏黄的煤油灯下，待在闺阁的小姨说到了叔叔在学校的成绩等，叙了好多家常----多少年过去了，我也恍惚，一个儿童怎么能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岁月荏苒，渐渐明白：舅爷爷为什么踽踽夜行，赶夜不进外婆家门？在那个落难窘境的时刻，听着小姨夸奖叔叔成绩，在一家子流放农村的岁月，他听着是怎样的心境？很多次，那个黄昏总像电影里的镜头：舅爷爷的身影一点点地从稻场坡坎下起来，他走到我的身边，带着慈祥，语调平静：你不去给家家讲，我去林寨找王木匠……

我告诉他：你记忆的时间可能有问题。我1972年7月11日到广水水泥制品厂了，在之前就听说此事。应该是1971年，你小姨那会刚上高中，听他们说我初中毕业的考试成绩还不错。但宋贤俊老师说：他的成绩考的再好也不能上高中。你舅爷爷听了这话心痛不已，从林寨回来后顿首捶胸，非常自责。其实那个时代，他也是受害者，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宋贤俊老师是他的学生，即使想帮也无能为力。

侄子说：叔叔，我确实有印象。记得当晚舅爷爷坐在桌子的左东边，我的小姨坐在靠南边，她说你总考第一。

我连忙说：可能只是语文，仇非数学比我好。

当然，我们并没有躺平。父亲很快就把生产队一位1966届高中生的物理和化学课本借来让我学习。张家堰旁的披水屋与马坪高中隔畈相望，我就把桌子、椅子搬到门口，与高中的同学们展开了自学与听课的竞赛。竟然在1971年春天，将高一到高三的物理和化学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各做了两大本笔记。当时的学习肯定是生吞活剥，浮光掠影，但极大地培训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甚至有受益终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