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之前，虽有被《外台》称为“西域法也”的唐代许仁则秦艽二物汤等几种使用海外犀角和香药的宋代黄疸方剂[1]，但总体看来外来医学对中医黄疸证治影响极少。清末西学之风渐盛，周学海、叶霖等医家融西学入中医黄疸理论，开创新的研究思路。其后中西医学融合渐多，医家不再固守传统，选择吸收西学相关理论积极推进中医黄疸理论的发展。

1 西学对中医黄疸理论的影响

近现代中医黄疸理论明显受到西医影响的有两点：（1）重视黄疸与血的关系，（2）以肝胆为中心重新构建黄疸理论。

1.1 强调血与黄疸的关系

传统中医黄疸理论忽视血与黄疸的关系，成无己、赵以德、吴有性、喻昌等少数医家论及此而未深入，影响较小。

周学海受西学影响，在《读医随笔》（1891）中指出：“黄之为色，血与水和杂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乱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湿热熏蒸，肌理缓纵，脉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渗出，与液相杂，映于肤，泄于汗，而莫不黄。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为摄血分之湿热而宣泄之也。湿热去则脉管复坚，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浊分矣。”他对黑疸提出新见解：“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纳新，遂发为晦暗之黑色矣。”[2]他最早完全以血和血脉为中心构建黄疸理论，对现代医家影响很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所用的是血脉而非传统的经脉。

当代关幼波先生认为黄疸“主要是湿热蕴于血分，病在百脉。所谓百脉是指周身血脉，肝又为血脏，与胆互为表里。所谓‘瘀热发黄’、‘瘀血发黄’都说明黄疸是血分受病。”提出黄疸治疗的首要准则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3]

1.2 强调肝胆与黄疸的关系

中医传统黄疸理论一直以脾胃为中心，自《内》《伤》起即如此。历代医家对宋窦材提出的胆汁致黄说多不屑一顾。直至西学传入后，肝胆与黄疸的关系才渐得中医重视。

叶霖《难经正义》[4]（1895）：“西医言胆囊式如梨，附于肝右之小方叶中，贮青汁，乃回血入肝，感肝木之气化而成。人食后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囊，使其汁流入小肠之内，以融化食物，而利传渣滓。……胆管闭塞，其汁入血，即病瘅黄矣。”显是参照当时西医解剖学提出的一种新的疸证病因病机学说。

民国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5]称“黄疸之证，中说谓脾受湿热，西说谓胆汁滥行，究之二说原可沟通也。”他喜用胆汁溢于血中解释发黄，数次提出：“此乃肝中先有蕴热，又为外感所束，其热益甚，致胆管肿胀，不能输其胆汁于小肠，而溢于血中随血运遍周身，是以周身无处不黄。”

1.3 对血和肝胆与黄疸证治关系的综合研究

张锡纯突出了肝胆和血在黄疸证治中的地位，这一认识对现代中医黄疸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更多医家尝试以肝胆和血为中心重新构建黄疸理论。

如胡希恕：“因肝喜疏泄而恶郁滞，肝病则气郁不疏，肝气久郁，则血脉凝滞而致血瘀，故令不愈，法宜祛黄中兼以疏肝，则黄去而肝炎亦治。”汪承柏：“慢性活动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血瘀见症，血瘀又可加重病情，甚至是黄疸加深的主要病机。”任继学、徐仲才、周仲瑛等人亦有重要发挥[6]。另据研究，邢锡波、孔伯华、赵文魁、叶熙春、刘渡舟、张畹香等现当代医家曾做出黄疸病因为“肝胆湿热”的诊断[7]。

2 对中医黄疸理论受到西医影响的思考

清代中前期中医黄疸理论发展缓慢，而此时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等多学科的促进下渐趋科学与理性。周学海、张锡纯等医家受传入的西学影响，以肝胆、血为中心重构黄疸理论，是对建立在脾胃基础上的传统黄疸理论的反思，他们融汇西方医学精华的做法得到了认可和发展。

如今，传统的中医黄疸证治已被病毒性肝炎、胆石症、钩端螺旋体病、新生儿溶血性贫血等疾病分割，中医学的辨证受到了西医学辨病的极大冲击，加之现代检测手段对传统中医诊断方法的替代，传统中医理论和临床体系已处于革新重构的风口浪尖。笔者认为，既然我们已无法屏蔽西医信息的传入，还不如敞开胸怀、发挥智慧、主动吸纳、择其精华、修已不足，更能体现中医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已所用的博大襟怀。

参考文献（略）

资料来源：李董男，方晓阳. 西方医学对中医黄疸理论的影响.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