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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王老师:此情绵绵伴终生(2)

已有 1750 次阅读 2022-5-12 22:11 |个人分类:谈情说爱|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书记说,这是门票”

到研究所1年多,就有一次破格晋升的机会,我跃跃欲试。

那时候,能够获得科研项目的机会很少,编书、发表文章就是晋升评比的硬件。碰巧我喜欢写东西,在本科阶段就发表了6篇文章,研究生期间每年发表20篇以上。那时候不像现在,不但不需要版面费,还有稿费,我发文章很大程度是冲着稿费去的。80年代以前,每月工资才几十元,稿费再弄个几十元的很能够补贴一下。记得有一篇文章得到60元稿费,简直就是发了一笔小财。

说起晋升,我的运气也比较好。本科毕业两年后才考取研究生,毕业时就赶上77级的一起晋升了主治医师。随后职称晋升冻结,直到1992 年,不仅恢复了正常晋升,还搞起了破格,我就凭着那些赚了稿费的文章参与了破格的竞争。虽然整个过程有一点波折,但仍然如愿以偿,和所有的本科同学们一起获得了晋升,但是同学们晋升主治医师,而我却晋升的副主任医师,一下子插队到文革前毕业的老师们一起。

还是得陇望蜀的原因,我又想锦上添花,1995年就钻营破格。那时候破格与考评密切相关,研究所考评会议之前,我找到王老师希望能够评比“优秀”,并转告了院党委书记的话:“王书记说,‘优秀’才能参加破格,这是门票......”。当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考核结果,可等来的却是“称职”,满腹的“贪心”嘎然而止,应该是老师希望磨砺我一下。

1996年,再一次的晋升又开始了,但第2年的晋升提前了,考评结果只能以前一年度的为准,眼睁睁地看着一位老师和学兄都报了破格(我们三个是老师的左膀右臂),我却被挡在了门外。王老师(他是资深专家,在会上很能左右各位评委的意见)到会上拿起晋升名单一看,连忙问负责人事的同志:“怎么没有聂广?”当得知我条件不符时,他大声嚷嚷着离开了评比现场,一气之下就不参加评审,据说血压都高了。

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那一年都没有晋升成功,直到1997年底我们一起顺利地晋升为主任医师。1998年以后,我做了常务副所长,规定每年的考评优秀都照顾当年的晋升人员,这大约是对往事的一种耿耿于怀。

“我理解而且谅解你”

由于王老师信任,我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说,口无遮拦。记得有一次讲起王宝恩教授,我说他到年龄还不退(实际上王宝恩教授比王老师还小两岁),说着说着就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我仍然一气呵成,不留余地。其实,我对王宝恩教授的儒雅极其钦佩(1996年在泰山的第七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他让我代表王伯祥教授做“慢性肝炎的定义、分期与分级”的大会报告;1998年昆明的第八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他邀请我和高连相教授到北京去审稿和商量会议日程),也没有影射王老师的意思,就是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想到哪说到哪不分场合。因此,王老师说过几次:“你遇到我是幸运的,我不仅理解你,还谅解你。”别觉得他有点废话,也许有时候你即使理解一个人,但却又不能谅解他的行为,这里面有个胸怀问题。

总的来说,我与王老师的关系多数是:他知人善任,我善解人意,两个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当然,我们也有生分的时候。

一次是1992年晋升之前,“八五”攻关课题已经启动。一天早上,王老师派我到同济医院去接李绍白教授来医院参加我们“七五”攻关课题的成果鉴定会,上车后李教授讲起“八五”攻关课题分配的不合理,“重度黄疸”分题才10万元就要拿出新药临床前的资料,怎么可能呢?我把制定指南时的经过实话实说了出来。当时是王老师要我写的草稿,后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的小陈打电话问“重度黄疸”的考核指标,我其实一点也不懂,就在电话里稀里糊涂按他的解释“比如新药临床前”就定下来了。话过之后,我很久才明白这一实话实说的严重后果:虽然老师没有明确撤销我“八五”攻关课题组秘书,但仅仅参与了一些实验研究,并没有承担具体工作。此后盛兄名正言顺地牵头“九五攻关”和担任副所长,而我口无遮拦的外向性格,使自己丧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过,盛兄本来就是“七五”攻关课题的秘书,选择他继续担任也是老师权衡利弊的结果。

1993年我破格晋升后的一天,中医工程室的邵企红师姐(其实比我小)找我商量对调。那时候在附属医院上班的职工有两种编制,她属于学院编制,我们夫妻属于附属医院编制,她鼓动说我换成学院编制会更有前途一些。我当时并不清楚两种编制的长短就爽快答应了。后来忽然发现,王老师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想搭理我。原来,邵找他要求对调被否决后在外面讲:“那是的,放走了聂广他就不好控制。”当时,研究所内部分歧较大,工程室的毛树松老师也有看法,说王老师眼里只有编辑部。不过,因为我和大家联系不多,一段时间之后也就过去了。

真正感受“走麦城”滋味是1995年前后。盛兄正式任命为副所长以后,“八五”攻关课题的任务紧锣密鼓,两员大将倾力相佐,我从“受宠”中被冷落了下来。有一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来检查工作,章如虹副院长通知我参加接待。我刚刚到会议室,王老师一见就板着脸:“你怎么来了,谁通知的?”我告知是章院长后,他硬是逼着我去接待深圳来的记者,而且好几天都不想理我。那时候,我的情绪随着他的态度而波动,看着他的脸色而变化,有时候晴空万里,有时候乌云密布,有时候雨后天晴,有时候苦闷难当。当年的一篇日记,描述了那时的心情:

这是生命的一个低谷期。我所在的单位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什么事都把我“凉”到一边,而我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总想把人生弄得满满实实。但是,胳臂扭不过大腿,我只好赋闲在家。

正好,上小学儿子从外面买了一些蚕在家里养着,一下子成了我的新工作。虽说小时侯也养过蚕,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一种是无可奈何的消遣。正是这种消遣,我不仅抵制了无可奈何,而且反思了生存的意蕴。

昨天一大早,我又给它们换上了新鲜的桑叶。奇怪,怎么还有那么多蚕在昏睡,难道它们生病了吗?因为每天此时是蚕吃桑叶的最佳时期。我忽然惶惶然起来,马上寻找各方面的失误,可仍然如沐雾中。直到下午,我才解开了这道谜,原来它们正处于蜕皮期。

这是生命的一个里程。蚕在蜕变中得到了成长,在自我突破中得到了发展。然而,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蚕在全力摄取桑叶,它变得丰满、粗壮,甚至发亮了。我们逐渐看到紧绷的表皮开始束缚蚕自身的成长,它不得不选择一个艰辛的蜕皮期。蚕开始昏昏沉沉地睡,而且睡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最后干脆翻转了身子,如死了一般。我细心地触抚它,“啊,它还能动!”然后,蚕又深睡过去。也许蜕皮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需要养精蓄锐;也许蜕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耐心地等待。旧皮在它身上束缚得那么紧,它毕竟是自身的一个部分,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也许一天多,也许整两天,蚕不吃不动,表现出蜕变前的沉寂,大动之先必有大静。

终于,蜕皮的时刻来到了。它开始蠕动,摇摆着身体的每一个肢节,先上后下,一点点、一点点蜕下那紧束的外衣。它拼命地挣扎,它用力地往前爬,它的身子抖动着,由慢而快。虽然过程并不太久(大约1分钟),然而为了等待这一刻,它要沉睡一两天,相当于它生命的1/15(蚕一生要蜕皮4次)。看来,任何事物要实现自身的升华,必定有一个漫长的蕴酿期,一切有待水到渠成。自然皆有定数,急是没有用的。显而易见,蚕在沉睡的时候,一层崭新的皮肤正在它的表皮内悄悄地生长,同时旧皮的剥脱也在悄悄地进行。蚕刚蜕出的身子变细了,变长了,脚也修长修长的,发皱的皮显示出新阶段成长的巨大潜力。当旧皮从尾巴上蜕出,嘴上的外壳也在抖动中脱了下来,它高高地扬着头立在那儿,似乎向人们展示它的新生。在经历了一场生命的蜕变后,蚕确实累了,它需要恢复疲劳。只是短短的休憩后,它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也许,我和蚕一样,正处在蜕皮前的沉睡期。

其实,我当时过于敏感,显然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事隔多年之后,王老师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恨我?我一时语塞,既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提问,更没有清晰的答案。从长期被忽视的今天看来,这个答案是存在的:因为今生再也没有遇到像他那样赏识我的人。

“我想当副所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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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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