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余向东. 与天之战——中西医抗疫史比较研究. 国际科学出版社，2019.8第一版

西晋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群雄逐鹿，生灵涂炭，神州遍地疮痍。公元410年，南朝刘宋开国皇帝，时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北伐，一直攻到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南燕皇帝慕容超挺有骨气，拒不投降，坚守到底。奈何城中军民半数以上出现脚弱病，死伤惨重，士兵战斗力日益凋敝，困守八个月后终于崩溃，城破而亡。

南燕开国皇帝慕容德是小说《天龙八部》中慕容博引以为傲的鲜卑英雄人物。其侄慕容超，曾经流落民间为丐，身世极富传奇色彩，可惜当上皇帝后沉溺于酒色，游冶无度，奢侈糜费，亡国固所必然；“脚弱病”不过是其亡国之音中的一个小小的休止符。

“脚弱病”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脚气病，脚气病不是俗语“香港脚”的那个“脚气”。它是全身性疾病，按临床表现分为干性和湿性两类型。干性特征是上升性对称性周围神经炎：从下向上逐步发展，左右肢体对称。神经感觉异常表现为麻木、肌肉酸痛等；神经运动异常表现为乏力，乃至瘫痪，肌肉委缩，部分病例有足垂症及趾垂症；植物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肢端皮肤发凉、苍白、发绀或无汗，皮肤粗糙变薄等；严重者可表现为脑神经甚至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眼球震颤、健忘、定向障碍、共济失调、意识障碍和昏迷等。湿性脚气病即脚气性心脏病，表现为左或右的心力衰竭，软弱、疲劳、心悸、气急或厌食、恶心、呕吐、尿少及周围性水肿等等。

脚气病主要见于东方国家，中国正是代表，在古代死亡率非常高。

《黄帝内经》记载有“厥”和“痿躄”两种病，表现为脚部的感觉不爽或活动受限或软弱无力或皮肤焦黑等等异常，医学史家认为，这就是“脚气病”。之后历代医书和史书中记载的“沉溺重腿”、“脚弱”、“肿满”、“脚中”、“脚弱”等，均被认为是脚气病。“脚气”二字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在大名鼎鼎的帝王书法家梁武帝萧衍的传世草书《数朝贴》中：“数朝脚气，转动不得”。这位琴棋书画诗酒花才华均盖世的皇帝自己是不大可能得脚气的，他晚年被叛臣侯景围困于台城（现南京），城中十余万人不堪久围，多患身肿气急，死亡达十之八九。这却真是脚气病，其流行也广，其死亡也惨。

古代脚气并不仅仅见于战争时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江东岭南，地土卑下，风湿之地，易于伤人。”明虞抟《医学正传》说：“东南卑湿之地，比比皆是，西北高燥之方，鲜或有之。”清曾超然《脚气刍言叙》：“脚气濒海诸省皆有之，而广东最盛。”民国丁福保《脚气病原因及治法叙》：“上海地土卑下，迩来学校工厂中之患脚气者日益多，因此毙命者不少。”可见，古代中国以南方为主，脚气病乃是常见多发病，高死亡率之病。

然而，很难把古籍中的“脚气”与现代“脚气病”做一对一的对应。古代医家对“脚气”的观察描述非常简略，体现不出动态变化和系统特征。比如，看不到是否对称性，是否上升性；更看不到个人生活史（尤其饮食和用药）和群体流行特征。仅就下肢的软弱无力，或麻木，或疼痛，或水肿，或气急，实在难以就确诊为脚气病。有学者认为，这些症状也可以由重金属中毒引起，如铅、砷、汞、磷等中毒。古代有钱人文人名士帝王均多有迷恋金丹者，金丹里正饱含重金属。从诊断学上看，并非没有道理。又如宋《类编朱氏集验方.脚气》记载：“夜半脚气痛绝......痛不可忍，用索悬吊，叫声不绝，筋脉肿大”这明显是“痛风”，不是脚气，而古人以脚气名之。由于辨病界限不清，古籍中的“脚气”实际包含了一大类疾病：糖尿病、肝肾疾患、重金属中毒、风湿性疾病、各种神经肌肉疾病等等，都有可能。自然，我们确信，“真脚气”也是其中一种。

对于“真脚气”的病因，古人完全靠臆测得出，这是一贯的方式。大致有肾虚说、湿气说、风毒说、水毒说、食物中毒说、瘴毒说等，或者这些说的随机组合，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把脚气分为“风寒湿气”和“湿热流注”。这些“说”，也就是有那么一说，根本无法当真。中医全部的理论都是这样的率性任性，不需要任何实验证据和逻辑推理，讲究的是一个信仰。你什么时候看到中医为某种疾病的病因而苦苦探索苦苦研究过？中医的人生简单而又幸福。

相比起来，西医要辛苦得多，为了确定一个疾病的病因，往往需要无数人几十年，甚至几百上千年费尽周折才能做到。脚气病正是一个例子。

传统西医对脚气病也进行了漫长而无果的研究，如中医一般，基本也是臆测。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始于流行病学思想引入医学之后。

第一个深入研究，并差点揭秘脚气病的西医是日本军医高木兼宽（1849～1920）。他生活在日本开始扎扎实实走向现代化的明治时代，那时已开始废除汉医，引进兰医（荷兰医学）。高木一开始学的就是西医（兰医），这得益于他的私塾老师的推荐。西医老师讲授把日本人惊得目瞪口呆的第一部人体解剖学译著《解体新书》时说：“汉医虽言人体之五脏六腑，然与事实不符。此书对人体内脏有正确描述，可补汉方医学之误。《解体新书》可谓医学之基本。”高木学稍有成，被派留洋，在英国托马斯病院医学校学习五年，受到更为系统严格的西医教育。

脚气病在日本是古已有之的风土病，明治政府致力于发展海军以来，海员中出现大量脚气病，无论汉医，还是兰医的经典中记载的大量药方并无真实疗效。海归的高木兼宽接受脚气病的研究重任。由于具有流行病学的眼界，就象约翰.斯诺一样，高木一开始的着眼点就与传统医学大相径庭。他不是拿一个个具体病人来望闻问切，而是从1875年“筑波”舰的航海记录入手。很快发现，该舰赴海外训练160日内有大量脚气病发生，但停靠美国期间无人患病。高木意识到，泊港间的无病可能与洋食有关。于是，他进一步调查官兵饮食结构，进行食谱营养分析，发现海军脚气病多发时，食物中的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比例为1：28，远低于正常的1：15。高木因此确信，脚气病的真正病因就是食物中蛋白质过少，碳水化合物过多。那么，只要增加船员的蛋白摄入量，仿照西方，以面包代替米饭就能解决脚气病的问题。这样的“学说”与传统的风毒、湿气、肾虚完全不同，是可以验证的。高木为此争取到了明治九元老之一、第一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的支持，于明治十七年（1884），在远航“筑波”舰上进行了著名的试验。采用高木设计食谱的“筑波”舰远航结束后，只有15名脚气病患者，无死亡。作为“对照”，航线相同的“龙骧”舰在此前的航行中出现脚气病169名、死亡23人。差异非常显著，具有无比的说服力！高木一举成名。然而，真相往往不是那么简单。高木虽然获得巨大的成功，他的理论解释却是错误的，脚气病并不是由于缺乏蛋白质所致。而他此后一生沉湎于这一成功，到处演讲复述，未能更进一步，距诺贝尔奖仅半步之遥，诚为可惜。

作为一种有效的经验，高木的成功曾有惠于中国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曾向英国和德国订购四艘“穹甲快船”和几艘小艇,清水师将这些舰船编队从英国经直布陀罗、塞得港、亚丁和新加坡路线开回国。历时三个月。据随船的工部主事余思治《航海琐记》，航程中不少船员患上脚气病（腿肿、攻心），并不断有船员死亡。在新加坡往香港途中看报纸新闻得知，日本海军也曾有这种病，吃麦面可以预防。“遂多备面食,数日来果病者日愈”。这时距高木的脚气病饮食试验刚3年，中国人得其鱼，而未得其渔也。

几乎与高木同时，另一更重要的人物登上医学史舞台，他就是荷兰军医伊科曼（Christiaan Eijkman,1858-1930）。伊科曼曾跟医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师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学习微生物学，和伍连德算是同门师兄弟。十九世纪的西医（现代医学）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细菌学大师的推动，“细菌致病说”有一统天下之势。科赫本人不但第一次分离出炭疽杆菌、霍乱弧菌、结核杆菌等重要传染病病原体，更制定了确定微生物为某一疾病原因的“科赫法则”：“1、必须在所有病人身上发现该病原体；2、必须从病人身上分离并培养出病原体；3、把培养出病原体接种给动物，动物应该出现与病人相同的症状；4、从出现症状的动物身上能分离培养出同一种病原体。”在这一法则的指引下，荼毒人类几千年的大量传染病的病因被科赫及其追从者旋风般的破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微生物学最癫狂的时代，带给人类的恩惠无与伦比。

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可想而知，当伊科曼1886年10月随一个科研小组前往爪哇调查脚气病原因时，他就是奔着细菌去的。爪哇是脚气病高发区，据流行病学调查，当时爪哇居民中三分之二的病人是脚气病；爪哇人基本不得别的病，要得只得脚气病。经过八个月的研究，伊科曼的科研小组得出初步结论，确实是细菌导致脚气病而不是化学毒物。小组成员带着这一成果回荷兰发表论文去了，留下伊科曼做些收尾工作。然而，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分离出脚气病细菌，这不符合“科赫法则”！科赫的学生伊科曼隐隐觉得不安，决定继续实验，以弥补这一缺陷。

伊科曼首先将“细菌”培养物和脚气病动物血液注射给健康动物，结果很失望，试验动物们无一例感染，重复几次都是类似结果。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感染在兔子和狗身上的潜伏期太长呢，换做鸡如何？给鸡注射“菌液”后呈现另一意外结果，注射和没注射的小鸡都出现了多发性神经炎。这必须是鸡之间发生了传染啊。把鸡进行隔离后实验结果丝毫未变，鸡们还是全部病倒。鸡们没有隔山打牛神功，伊科曼被一步步逼着往绝处想，必是整个实验室都被污染了。于是，他再新辟一块场地，并作消毒处理，再把鸡们移进来。结果更加目瞪口呆！无论新旧实验室，病鸡一夜之间全部好转。脑补一下当时情景，伊科曼彻底崩溃，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小鸡们直接跪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伊科曼如果学唐诗，一定对这两句深有感触。就在他被小鸡彻底搞懵的时候，新来了一位吝啬的厨师。为了节约实验经费，科研小组是从隔壁军医食堂讨些剩饭来喂养实验小鸡的。据后来伊科曼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新厨师到任后，“他认为，不该把军方的米饭喂给民用的鸡”。于是，实验室只有用粗糙的饲料喂鸡。没想到，吃饲料的鸡病反而都好了。“魔鬼在细节”，伊科曼盯住了这个细节，崩溃的思路一下子找到新的出路：是“糙米”和“精米”的区别导致了脚气病吗？“糙米”不就比“精米”多一层米皮吗？那么，很可能“糙米”的米皮中含有某种物质，吃了它小鸡就健康，没有它小鸡就得病。它是什么？科赫门生伊科曼此时一心想到的仍然是细菌：致病菌存在于精米中，而米皮中含有抑菌因子，他把这种因子取名为“脚气病病菌解毒剂”。为了找到并证明这个“不明病原体”，伊科曼用上了林德使用过的对照试验：用精米喂鸡，健康的鸡很快出现多发性神经炎症状；用糙米喂，病鸡很快恢复健康。试验多少次结果都一样，就这样证毕了吗？且慢，医学界并不认同，因为鸡的多发性神经炎不一定就是人类的脚气病。换言之，动物试验不等于人体试验。

人体是不能随便拿来试验的，伊科曼想到了囚犯，调查囚犯要容易得多。在一所吃白米的监狱里，多达5.8％的犯人得了脚气病。伊科曼说服监狱长改给犯人吃糙米，象小鸡一样，所有病人都康复了。进一步调查显示：爪哇及其附近岛屿所有监狱里，吃白米的监狱脚气病发病率2.6％，吃混合米的发病率为0.2％，吃糙米的发病率则仅万分之一。结果与动物实验完全一致，Data Talks!精米是脚气病的原因！那么，精米中确实存在细菌吗？伊科曼正要一鼓作气缉拿脚气病元凶，不幸患上了疟疾，只得回荷兰休养。

后续工作由一个叫格林斯（GerritGrijns，1865-1944）的医生接替。格林斯与伊科曼鸿雁传书，交流看法。这位年轻人大胆假设，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致病菌和抑菌因子，而可能有一种存在于糙米的健康必需的化学物质。伊科曼被无名之辈格林斯医生所说服，他终于慢慢摆脱神一样的师傅科赫的阴影，和格林斯合作发表了一篇可永垂医学史的论文。论文指出，精米中缺少一种对健康来讲不可或缺的物质，缺乏此物质导致脚气病，而糙米的米糠皮中含有此种物质。

伊科曼和格林斯当时并不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但他们无比肯定这种物质必然存在。这是实验和逻辑的威力，这就是科学！与莫衷一是的风毒、湿气、肾虚有本质区别。

伊科曼锁定了米糠，就该化学家们上了。卡西米尔.冯克（Kazimierz Funk，1884-1967）阅读了伊科曼的论文后，决定将糙米中的这一神秘物质分离出来。他成功了，1911年，冯克分离出这种物质，因为它含有氨基，所以被命名为vitamine，是拉丁文的生命（Vita）和氨（-amine）的合成词，意为维持生命的胺素。维生素的大门也因此被打开。

真相终于大白，谷物中的维生素B1又叫硫胺素，约90%存在于外皮中。大米的精制过程导致了硫胺素丢失。

生理、生化、病理学家们再接过接力棒，进一步搞清楚了维生素B1的作用机理。硫胺素随食物进入动物体内，参与动物体内的糖脂代谢及能量代谢。硫胺素的缺乏会导致组织中的丙酮酸和乳酸的过多积累；由此引起多发性周围神经炎，坐骨神经，颅神经及迷走神经均受影响。同时，还会产生心肌水肿，细胞变性坏死。另外，还常见肺动脉、全身周围毛细胞血管和小动脉扩张。由于神经传导受影响，胃肠蠕动变慢，导致肝和肾脏瘀血和脂肪变性。这里面真的没有阴阳风湿什么事儿。

当所有这一切都搞清楚了，治疗就变得无比简单。不就是缺乏维生素B1吗？维生素B1人工合成成功后，价格无比便宜，效果立竿见影。脚气病被彻底攻克。

面对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功，中医惯例要找回面子。关于脚气病的偏方，《千金翼方》里有几十个，《本草纲目》里有近两百个药物。这些药方里包括人中白、乌牛尿热饮等著名品牌。现代医学千辛万苦搞清楚了脚气病的真实病因，为了表示中医对此也早有朴素认识，现代中医以一贯的手法，对经典进行了无耻的歪曲。比如，他们对《千金翼方》中的一个方子进行篡改，以表示孙思邈早就找到了治疗脚气病的方法。孙思邈原文是“治脚气常作…榖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这里的“榖”本指楮树，“榖白皮”就是楮树皮。现代中医们有意的把“榖”篡改为多一横的“穀（繁写的‘谷’）”，或干脆赤裸裸的把“榖白皮”直接改为“米皮糠”。其实，在《本草纲目》“楮”的集解里解释了楮树皮有两种，“一种皮有斑花纹，谓之斑榖；一种皮白无花，枝叶大相类”。“榖白皮粥”显然是用煮楮树皮的水来煮的粥，《本草纲目》里的类似记录也可以佐证：“用榖楮叶八两，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纳米煮粥，常食勿绝。”说得很明白了，“榖白皮粥”是中医常用的，“米皮糠粥”从来就不存在。现代中医还无耻的编了一个“严太守”的故事，说孙思邈通过研究发现严太守吃精米患了脚气病，给吃糙米就好了。方舟子曾指出，这个故事于史无据。检索孙思邈生平文献，确实找不到出处，是今人编造无疑。实际上，这个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它的主角是伊科曼，而不是孙思邈；配角是小鸡，而不是“严太守”；二者时间相距1300年。

查阅文献，直到今天，现代中医还有用针灸治疗脚气病的，真不知道现代中医的脑子是怎么想的，一针下去，难道能变出vitaminB1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