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医学的历史与文化，2017-05-27 15：28

作者：甄橙（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外医学比较史研究）

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英国实现工业革命，法国发生大革命，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继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西方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胜利，使各大城市日益呈现出富庶繁荣的景象，人们以层出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反抗现实制度，这种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来自当时崇尚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的思想意识。18世纪，牛顿力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基础，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也都取得了巨大发展，18世纪的西医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尤其近代西医临床医学是在18世纪开始打下了基础。

一、器官病理学为18世纪临床医学复兴打下基础

西医的器官病理学是在18世纪由意大利人莫尔干尼（Giovanni Bttista Morgsgni，1682～1771）创立的。器官病理学的诞生，促进了临床医学派的形成，使西医的临床医学建筑在对病人及其发病器官的检查上，而不是建筑在经典教科书和教条主义的研究上。

1706年莫尔干尼出版了第一部医学著作《解剖学杂记》（Adversaria Anatomica Pirma），1707年被推荐到波仑亚解剖学馆工作，1715年任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这时，莫尔干尼出版了第二部医学著作《解剖学杂记另篇》（Adversaria Anatomica Altera），重点研究了脂肪组织、消化道肌肉组织、肺及胆道的构造。1761年他出版了一生中最后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著作《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的解剖学研究》（De Sedibuset Causis Morborum perAnatomen Inda-gatis Libri Quinque），反映了他的全部解剖学研究成果，也迎来了18世纪临床医学发展的第一座高峰。此书再版多次，并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在祖国意大利，人们称他是“解剖学陛下”，1931年家乡人民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上，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莫尔干尼将尸体解剖的知识与临床医生的观察结合起来，他架起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引导医学寻找疾病的根源。至此，病理解剖学在医学中才有了明确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莫尔干尼把多年收集的丰富材料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将疾病的现象，用逻辑、综合的方法与器官变化联系起来，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指出每种器官解剖学上的改变都会引起相应器官功能的改变。器官病理学改变了传统的西医疾病观，有无病灶成为判定疾病的直接标准。

《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的解剖学研究》以书信体的形式写成。在书中，莫尔干尼指明正常解剖学是病理解剖学的导航灯，只有掌握了正常解剖，再做病理解剖才是有意义的，同时，还应掌握病人的临床病史，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病理解剖都将一无所获，因为没有这种前提条件，不可能把解剖所见的损害同临床症状联系起来。同时，如果对生前的机能障碍缺乏了解，那么最好的尸体解剖描述也毫无用处。可见，解剖学和生理学构成了病理解剖学的共同基础。

莫尔干尼用病理解剖的办法探求疾病的原因与器官之间的联系，他治学严谨，79岁高龄时才出版《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的解剖学研究》，这本巨著收集了700多例病例报告，均由莫尔干尼本人和他的学生完成。《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的解剖学研究》分5个分册，分别叙述头部、胸部、腹部疾病，外科疾病，全身病，另有一卷补遗。本文节选部分精彩的描述以说明莫尔干尼对器官病理学的贡献。

关于心脏的病理观察：描述了心绞痛、心肌变性、增殖性心内膜炎、引起心脏的不同改变。发现心脏病人死后，心室内有软性物质沉积，并非通常想象的息肉，而是血液凝固后形成的血凝块。关于肺结核的观察：描述了结核结节，认为结核结节是肺结核病人的病理特征。关于梅毒的认识：第一次把梅毒与大脑血管的损害联系起来，研究了皮肤梅毒对骨骼的破坏作用。关于脑的认识：脑脓肿是耳中脓液排出的结果，不是耳排脓液的原因；中风的原因是血管变化引起，而不是来自大脑本身的损害；半身不遂的病人明显表现出大脑一侧受损，对侧肢体瘫痪，怀疑是小脑损伤所致。

18世纪器官病理学研究明显表现出联系临床的倾向，病理学研究以服务临床为宗旨，为诊断和治疗疾病提供全新的依据，为其后西医临床医学发展打下基础。

二、布尔哈夫呼唤临床医学

布尔哈夫（H.Boerhaave，1668～1738）是18世纪最伟大的临床医学家。他对17世纪以来西医学只重视基础研究、忘记病人的现象非常不满，竭力提倡医生应该回到病人身边。在他的倡导下，18世纪西医学重新掀起了重视临床医学的风气。

布尔哈夫出生在荷兰，曾在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医学，他崇尚希波克拉底的才智与学问，是希波克拉底学派最忠实的信徒。在18世纪众多没有临床应用价值的医学理论畅行的时代，布尔哈夫为那些不知所措的习医者燃起了一盏明灯，他主张医学应以病人为中心。他认为医学的基本目的在于治愈病人，他的行医原则是一切远离病床的理论都必须停止。

希波克拉底逝世以后，是布尔哈夫把18世纪医学的中心重新转移到病人身上。布尔哈夫把疾病分为固体部分和液体部分两大类，液体部分的疾病可能是液体的质和量改变引起的，包括重量的增减和成分的改变；固体部分的疾病，是形态、体积、组织的张力、血管容量等因素异常所致。例如，炎症是血液积滞的结果，血液淤积是小血管的构造和血浆成分变化引起。对于发热，他以为是心脏遭遇毛细血管的抵抗、搏动增加造成的。在《医学论文集》（OperaMedica Omnia，1766）中，收录了关于化学、神经病学、眼科、梅毒、教学方法等内容的论著。他给后人留下两篇很有价值的病理解剖记录，一篇是纵隔的大脂肪瘤，另一篇是食管破裂。他最早描述了日射病即中暑。

布尔哈夫博物馆

他还留下一本奇怪的著作，书中每一页均是空白，只有一页例外，留下了这位18世纪的著名医学家对医学知识的总结：保持头脑清凉，脚部湿暖，肠道通畅。哈勒（Albercht von Haller，1708～1777）评价布尔哈夫是全欧洲医生的师表，布尔哈夫被学生和公民称赞，他逝世时遗体得到了如同真正王侯的待遇。他生前居住过的乡间别墅、城市住宅以及大学里布尔哈夫实验室，今天都已成为崇拜者的参观地。布尔哈夫的影响通过他的学生传播到远方国家，如Gerard van Swieten是维也纳学派创始者，Gaub对德国医学有重大影响，Gullen和Pringle将他的影响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美洲学生了为接受比本国更好的医学教育，云集布尔哈尔未门下。

布尔哈夫培养了很多出色的学生，库仑（William Cullen，1712～1790）就是其中的一位。库仑重视神经系统的研究，创立了“神经能”等术语，被后人继承。库仑是一位思想丰富的观察家，他认为当时在英国流行的痛风病，是由于消化系统的肌肉舒缩运动弛缓而引发关节代偿性充血所致。他认为药物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是通过胃的反射活动或胃与药物的相互影响实现的。葡萄酒、金鸡纳皮、樟脑是神经系统的增强剂。库仑对于18世纪前中期盛行的缓泻剂和泻剂疗法，持否定态度。

三、18世纪西医诊断学的发展

在莫尔干尼建立器官病理学以后，寻找病灶成为临床医生的首要任务，由此推动了西医诊断学的发展。

奥恩布鲁格（L.Auenbrugger 1722～1809）是医学史上一位不朽人物。他的父亲是一位啤酒商人，父亲经常用扣击啤酒桶、听声音的方法判断桶内啤酒的剩余量，奥恩布鲁格从父亲的行动中受到启发，根据这个原理，他把叩击方法应用到病人胸部疾病的诊断中，探究用叩击产生不同声响的办法来断定胸腔内部状态的可能性。奥恩布鲁格创造了物理诊断学的新方法，1761年，他把成果印刷成册，题名为《新发明》（Inventum Novum）。尽管叩诊法发明很重要，却被埋没多年，直到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法国医生Corvisart推广了叩诊法，使得此方法迅速流传。

《新发明》记录了叩诊方法和判断疾病的条件，如：

（1）叩击胸部，健康人的胸廓可以发生声音，这种声音象是盖了一层厚毛织物或其它遮盖物的闷鼓声；

（2）胸部叩诊应缓慢、柔和，用指尖进行，手指并拢且伸直；

（3）叩诊时，病人胸前的衬衫应绷紧，或者叩诊指戴上没有光泽的熟皮手套，否则两种平滑的表面接触会产生一种杂音，将会改变或扰乱叩诊音的自然特征；

（4）叩诊时，病人应在自然状态下呼吸，然后深吸气，暂时屏住呼吸，再呼气，这样在深吸气、摒住呼吸和深呼气三种不同状态，会听到三种不同叩诊声音，对诊断有帮助；（5）假如不能获得两侧对称、并与叩诊程度相称的声音，提示胸腔内某些部分有了病变；

（6）同样强度叩击，胸腔回声产生一种比正常回声沉闷的声音，提示叩诊部位往往异常；

（7）同样强度叩击，胸腔回声产生一种比正常回声混浊的声音，叩诊部位就是疾病所在部位，如肺结核患者。叩诊法成为近代西医诊断学发展的基础。

四、18世纪西医临床各科

1.内科

18世纪西医临床医学对于内科疾病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讨论的范围集中在发热、疼痛、心脏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容。

《论热病》（Essay on Fever，1739）和《关于恶性溃疡性咽喉炎》（Dissertation on the Malignant Ulcer-ous Sore Throat，1750）是英国传染病专家海克斯海姆（John Haxham）最著名的论述。英国军队医生普林格尔（John Pringle，1708～1782）鉴别了各型痢疾，指出医院热与监狱热是同一种病，主要原因是环境卫生差所致。美国医生福瑟吉尔（JohnFothergill，1712～1780）在论文《论坏疽性咽喉炎》（Account of the Putrid Sore Thort，1748）中，对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如白喉、猩红热做出了较完整的描述。美国的巴德父子（父John Bard，1716～1799；子Samuel Bard，1742～1821）认识到船员中好发的船热病是斑疹伤寒和黄热病，两种病均以发热为特征。18世纪德国柏林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3164名死者中，658人死于急性发热，448人死于普通发热，151人死于消耗发热，因发热而死亡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40%，发热成为18世纪德国最常见的疾病和死亡原因。

英国医生海波登（William Heberden，1710～1801）于1768年精细地描述了心绞痛的临床表现，成为医学史上关于心脏病的经典描述。威瑟里（William Withering，1741～1799）发现了洋地黄治疗心源性水肿的特殊疗效，并阐明一个重要事实，即水肿病不一定都是原发性水肿，心脏衰竭同样会导致水肿。他经过9年的实验研究，于1758年发表《指顶花报告书》（Account of the Fox- Glove），发现指顶花的有效成分是洋地黄，能够消除心脏衰竭引起水肿的痛苦。法国心脏病专家塞纳克（JeanSenac，1705～1770）观察到气喘、端坐呼吸、咳血痰和下肢肿是心脏病的重要指征。

帕里（Caleb H.Parry，1755～1822）是研究甲状腺疾病的专家，很早就认识了凸眼性甲状腺肿，但他的名字却很少与甲状腺疾病联系在一起。西班牙医生卡瑟尔（Casper Casal，1679～1759）1735年完成对糙皮病研究的手稿，但未发表。1755年瑟里（F.Thiery）把糙皮病称为蔷薇病，1771年福拉波里（Francesco Frapolli）又将此病改称为Pellagra病。米兰糙皮病收容所的所长斯特拉姆（GaetanoStrambio，1753～1831）指出这种病并非是一种真正的皮肤病，而是一种全身疾病在皮肤的反映，原因是食用变质的面包引起的。维生素是20世纪以后才发现的，所以对维生素缺乏病在18世纪不可能取得正确的认识。

2.外科

18世纪外科医生明显摆脱了比内科医生低下的地位，外科医生中兼通解剖学的医生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18世纪外科医生虽然可以做一些手术，但是在没有“麻醉药、消毒法和安全输血保证”的前提下，此时的手术仍然是粗糙野蛮的。

法国著名外科医生佩龙尼（F.G.De la Pey-ronin，1678～1747），擅长肠疝修补术和肠外伤修复术；法国医生贝萨拉克（J.B.Baseilhac）是膀胱结石刀的发明人；彻斯尔登（William Cheselden，1688～1752）是英国圣托马斯医院的外科医生，在仅以速度作为衡量外科医生好坏标准的年代里，他因在不足一分钟的时间内取出一个膀胱结石而闻名；波士顿外科医生里德（James Lloyd，1728～1810）和意大利膀胱结石术专家弗雷尼（Giuseppe Flaiani，1741～1808）均以推行膀胱结石术而闻名。

绰波特（F.R.Chopart，1743～1795）是法国泌尿外科的开拓者，兼享有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的荣誉。德国外科学家里奇特（A.G.Richter，1742～1812）是对疝气实行手术疗法的先驱者。波特（Percivall Pott，1714～1788）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较有成绩的外科医生，波特氏骨折即以他的名字命名，1769年著《关于骨折的一般现象》（Some Few General Remarks on Fractures），记载波特氏病，即伴有瘫痪的脊椎弯曲，1782年他提出此病与结核有关。《论关节中》（On Joints）中，记载脊柱弯曲者的肺脏通常有硬节存在，并认为大部分病人弯曲的脊柱与肌肉挛缩都是由结节聚集引起。亨特兄弟是英国外科学的重要人物。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1718～1783）于1762年第一个描述动静脉瘤。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发明结扎血管法治疗动脉瘤的技术，取代了肢体截断术，为同类疾病的病人保全了肢体。布拉姆比拉（G.A.Brambilla，1728～1800）是意大利军队外科医生，1785年在维也纳建立了Josephinum军事医学院，对军队医生进行正规的军医教育。1713年德国创建柏林解剖学院，专为训练军医而设。

琼斯（John Jones，1729～1791）是波特和威廉亨特的学生，美国军队外科学家，曾经为华盛顿总统和弗兰克林治过病。

3.产科

18世纪是西医产科独立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产钳的使用，产科从妇科中分离出来。18世纪对于产科常见的问题，如骨盆测量、分娩机制、产钳助产、产褥感染都有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现了许多产科著作，为产科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8世纪法国产科学居世界领先水平，世界各地的医生和学生来法国学习产科学。法国医生普左斯（Nicolas Puzos，1686～1753）发明双合诊检查法，认识到分娩时保护会阴的重要性；法国医生鲍德洛克（J.L.Baudelocque，1746～1810）提出正常分娩机制理论，强调了骨盆测量方法、产前测量骨盆的重要性，研究胎儿在子宫内不同位置，及孕妇分娩的最佳方式，他的著作《分娩原理》（Principles des Ac-couchements，1775）再版多次；法国人斯格特（J.R.Sigault）于1777年发明耻骨联合切开术；雷巴斯（J.Lebas，1717～1797）创立了剖腹产横切口方式。英国人斯麦里（William Smellie，1697～1763）首创测量子宫内胎儿头颅的方法，对分娩机制、前置胎盘和子宫后倾做了重要研究，《产科学》（Midwifery）是其代表作。德国人罗德（J.G.Roederer，1726～ 1763）对胎儿血循环、胎位分娩机制等问题进行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代表作是《产科学大纲》（Elementa ArtisObstetriciae，1753）。

英国医生怀特（Charles White，1728～1813）早于霍姆斯（O.W.Holmes）和塞麦尔维斯（I.P.Sem-melweis）发现产科手术和检查术中的清洁问题，1773年他发表《论孕妇和产妇的处理法》（On theManagement of Pregnant and Lying in Woman），强调手术清洁法。

产钳是法国理发匠外科医生帕芬（Jean Palfyn，1650～1730）在1724年赠给巴黎科学院的，产钳的出现成为产科独立的标志。意大利产科医生阿萨里尼（Paolo Assailini，1759～1840）重视产科器械，在《产科新器械》（Nuovi Strumenti di Ostetricia，1811年）中介绍了产钳。法国人莱瑞特（Andre Levret，1730～1780）、英国人皮尤（Benjamin Pugh）和斯麦里（William Smellie，1697～1763）主张使用产钳为产妇分娩。[8]德国人奥散德（F.B.Osiander，1759～1822）主张产钳助产，在他的诊所里产钳助产成为常规。但是对于产钳也有不同观点，英国人蒂斯（William Dease）、威廉亨特和德国人鲍尔（L.J.Boer，1751～1835）反对使用产钳。产钳的出现是近代西医临床医学重视器械的一个例证。

4.眼科

18世纪西医眼科学的进步比较明显，1702年Stahl描述了泪管；1706年La Hire等研究晶状体的功能；1748年Carlo Mondino讨论眼脉络膜色素；1749年Haller研究筛骨、筛板和眼脉络膜；1775年Fontana研究虹膜运动；1782年Buzzi发现黄斑。

Thomas Young是英国眼科专家，1801年阐述眼睛功能机理，他在论文“关于眼的机理”（On the Mechanism，1801）中介绍了散光原理和幻视学说，后一学说至今仍以Yong- Helmholtz闻名。法国眼科学创始人麦特-简（Antoine Maitre-Jean，1650～ 1730）与布里斯（Michel Brisseau，1677～1743）在不同时期提出白内障的性质，认为白内障是晶状体变硬与混浊所致。1706年麦特-简向巴黎科学院阐述了他的观点。1708年布里斯为一位白内障患者在晶状体未成熟时施行了白内障摘除术。1709年他发表了有关青光眼的文章。法国人戴伏尔（Jacques Daviel，1716～1762）是18世纪全欧洲最好的眼科医生，1750年他尝试第一例白内障摘除术，手术效果不明显。虽然关于他是否是实施白内障摘除术的第一人曾进行了长期争论，但必须承认是他奠定了白内障摘除术的基础。

5.精神病学

18世纪以前对精神病患者的护理采用囚禁的方法，精神病人受到野蛮的待遇，用链子锁住双手和双脚，没有行动自由。瓦尔萨瓦尔（Valsalva）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对精神病人解除监禁。达昆（Joseph Daquin）在著作《精神错乱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folie，1791）中主张废弃锁链和囚禁精神病人的办法，察吉（Vincenzo Chiarugi，1759～1820）也勇敢地反对传统的锁链疗法。

平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是18世纪精神病治疗的重要改革家。他的一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因此而遭到非人待遇，朋友的不幸，迫使平内尔献身于精神病的研究。平内尔是第一个对各种精神病做有完整病案记录的人。他在著作《精神病的医学哲学论》（Traite Me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enation Mental，1801）中，指出精神错乱与其他疾病一样，必然有组织或器官的原因，引发心志狂乱。1793年平内尔出任Bonifazio精神病院的负责人，1796年得到国会批准，解除精神病院里精神病患者的锁链。平内尔认为治疗精神病人最重要的方式是让每个能够工作的住院病人都有工作，这是现代所谓职能治疗（Occupation Thera-py）的先驱。他的学生E.D.Esquirol（1772～1840）和A.M.Ferrus（1784～1861）极力推广了老师倡导的原则。在德国，Reil发扬了平内尔的观点，倡议兴建花园式疯人院，促进精神病人康复。

五、总结

西医学发展到18世纪，虽然临床医学重新得到重视，但治疗方法还是十分有限的。18世纪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减液放血、灌肠导泻。18世纪的医生还有一种习惯，相信那些效用可疑的药物，虽然用龙虾眼、珍珠、毒蛇肉作药物的行为曾受到鞭挞，但这些药物仍然常被采用。18世纪末叶新药逐渐出现，如洋地黄治疗心脏病，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托蒂克（F.R.Tortic，1658～1741）在《间歇性发热的治疗》（Therapeutic Specious ad Febres Periodicas Perni-ciosas 1709年）的论著中，提供了金鸡纳治疗疟疾的有效证据。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如秋水仙、月桂樱水、煤焦油水等也被使用。佛洛尔（Thomas Fowler，1736～1801）因配制出含砷的水剂而闻名，这种砷剂后来被命名为佛洛尔氏溶液（即亚砷酸钾溶液，Potassium Arsenite）。传统的自然能疗法在18世纪得到响应，希波克拉底倡导的自然能疗法以提高身体的自然治愈力为原则，这种学说被18世纪的布尔哈夫继承。

18世纪治疗学显示出重视自然疗法的倾向，天然矿物水治疗又一次得到重视。18世纪由于化学的进步，可以对矿物水做进一步分析，阐明矿物水的适用范围，水疗法在18世纪重又恢复了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地位，霍夫曼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希里罗（Cirillo）推荐冷水浴，使冷水浴成为英国的时髦疗法；佛洛尔（John Floyer）写下《关于在英国适当使用热浴、冷浴和温浴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Right Use of the Hot，Cold and Tempelat Baths inEngland）；在德国，哈恩（Johann Sigmund Hahn，1664～ 1742）创立了依靠冷水浴和饮水治疗的方法。

电疗法是出现在18世纪的新疗法，由波伦亚的医生兼解剖学者加瓦尼（Luigi Galvani，1737～1798）和伏达（Alessandro Volta，1745～1782）发明。伏达指出在电流的刺激下，肌肉能够长期处于收缩状态，伏达虽不是医生，但他首先开始试用电动机治疗听力障碍。丹麦哥本哈根的克拉恩斯特恩（GottlienKratzenstein，1723～1795）首次利用电疗法治疗瘫痪病人。

18世纪还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特殊疗法：麦斯麦术（Mesmerism）和顺势疗法（Homeopathy）。麦斯麦术是由维也纳医生麦斯麦（F.A.Mesmer，1734～1815）发明的一种磁力催眠疗法。这种方法很简单。医生的手置于病人的身体上，病人即可获得磁力。磁力催眠疗法与巫医治疗都是以心理暗示做基础。这种暗示疗法在医学史上并不新奇，催眠术以前，就有凭借帝王的触摸治疗病人的方法。麦斯麦沿用了触摸疗法，又给予这个观念一个“科学”的名词——催眠术，并将其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说：每种生物体内都会有一种磁性流体，这种流体可以移动，还能释放出特殊的能量，这种能量是生物体生长的动力，也是生物体与生物体联系的纽带。麦斯麦利用止痛手段和营造梦游状态，获得了病人的称赞，达到了18世纪的科学不能揭穿的程度。麦斯麦术使麦斯麦获利非浅，他从病人那里得到大笔巨款，同时也遭到一些医生的怀疑和反对，致使麦斯麦不敢在医学会上公开他的成果。麦斯麦虽然遭到谴责和批判，但仍有很多追随者，他们被奇妙的麦斯麦术吸引，而这种超自然的倾向正是18世纪末期医学的特点。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磁力疗法的神秘效果和浪漫主义思潮同时在欧洲盛行，1780年格雷哈姆（James Graham）在英国创建了健康宫，实际上是麦斯麦术的一种变形。臭名昭著的Giuseppe Balsamo和CountCaghiostro利用麦斯麦术骗取不义之财，他们还任意夸大麦斯麦术，故弄玄虚，编出很多荒诞的故事。

回顾医学发展史，一些虚幻的学说仍然含有少量的真理，麦斯麦术是暗示疗法的典型代表，被近代医生巧妙利用，促使催眠术成为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一种有效方法。

顺势疗法是德国医生哈尼曼（Friedrich SmuelHahnemann，1755～1843）在18世纪发明的另一种特殊疗法。1790年，哈尼曼在接受把库仑的著作《草药治疗》译成德文的任务时，发现书中描述秘鲁的金鸡纳树皮可以治愈疟疾，原因是金鸡纳树皮有收缩纤维和甘苦味道的特性，能够增强胃的功能，哈尼曼不同意这种解释。为了找到真正的答案，他选择了金鸡纳树皮、白藜芦和洋地黄进行自体实验。

1796年哈尼曼总结出：每一种有效药物都能激发健康人出现一种疾病，药物性能越强，引发的临床特征越明显。1805年哈尼曼在新作《出自经验的医学》（Practical Medicine Through Experience）一书中强调，相似（Similia Similibus）原则是顺势疗法的关键，其次就是药物剂量，一个受损器官只需少量的相似药物就可治愈。依据他的观点，大剂量的药物需稀释后方可应用，哈尼曼发现用1∶ 99的比例稀释药物，再稀释3次后仍然产生与原药物相同的疗效；但若继续稀释，药效就会完全消失。而令人震惊的是，当偶然将这些失效的稀释液用力震荡100次后，药效奇迹般地恢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稀释和震荡次数越多，药效不会减少或消失，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强。[13]由于顺势疗法强调整体治疗，因人而异，因此医生在诊断配药时必须寻找与病人症状完全相配的药物，才能治愈疾病。同时由于药物经过多次稀释，几乎没有毒副作用，也不会产生抗药性。18世纪，乃至19世纪，由于西医的临床治疗方法匮乏，顺势疗法迅速传播，成为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

顺势疗法流传至今，虽然它与麦斯麦术一样，建立在一种近乎荒诞的原理上，是一种非常规的医疗体系。但这种体系，确实在医学史上存在过，在复方药物与漫无目标、四处撒网的处方盛行的18世纪，顺势疗法提倡的微弱剂量，减少了药物的毒性。顺势疗法从18世纪兴起，在19世纪衰落，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再度由西方兴起，这一起伏过程说明西医内科治疗学（如抗生素的耐药性）和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总之，18世纪西医内科学对疾病尚未形成系统的认识。18世纪西医外科学的主要成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小手术，所谓“小”是与现代西医复杂外科手术相对而言，毕竟18世纪的外科手术在现代医学看来比较原始落后，18世纪西医的麻醉术、消毒法、灭菌术、安全输血法都还没有发明，西医外科仍处在以手术快慢论英雄的时代，只有动作麻利、身强力壮的医生才有可能顺利完成手术，在只求速度、不求质量的年代里，外科手术是病人的最后选择和医生的无奈之举。18世纪西医妇产科出现了侧重手术治疗、器械助产和研究产科理论的倾向。18世纪西医耳鼻喉科尚未独立，而眼科进步显著，讨论的眼科疾病主要是夜盲症和白内障。对于夜盲症，西医尚无很好的治疗办法，因为治疗夜盲症的有效药物——维生素A是在20世纪后发现的。18世纪发现白内障的致病机理是晶状体变性、混浊所致，发明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这是18世纪西医眼科学的巨大成就。精神病学在18世纪取得巨大突破，精神病人得到了人道的待遇。

回顾18世纪西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可以发现18世纪的西医学为近代西医临床医学打下了基础，尽管在治疗学上方法有限，但在莫尔干尼建立器官病理学之后，机械唯物论思想深入到西医临床医学，重视局部器官的改变，治疗更多地采用手术方法清除局部的病灶，忽略了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忽视了人体的统一联系，这种潜在的思想不仅影响了18世纪西医学的发展，而且左右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西医学。可见，18世纪是近代西医临床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西方临床医学产生本质差异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