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经典’的各家学说”里谈到了不同学科读经典的意义和方式，在结尾时引用了武夷山老师的“情报学‘三原法’”（见情报学报，2014年第5期），即原理的把握与质疑、原典的研读与诠释、原始数据的获取与分析。

怎样应用原理？武夷山老师指出：一是用基本原理来指导实践；二是若在实践中发现了与原理相矛盾的东西，就要考虑如何修正原理；三是若在实践中发现了已有原理未能解释的新现象，就要考虑如何构建新的基本原理。

什么是原始数据？指在进行科学研究时针对特定问题所采集的数据，既包括科学试验所获得的数据，也包括通过社会调查等方法获取的资料。原始数据来自于专业实践和科学问题的考察，是创新发现与现象解释的基础。若没有持续的原始数据积累，便没有对数据（从而研究对象）的清晰认识，也就难以获得大胆而准确的判断。

其实，中医“读经典”有其特殊含义，不限于原典的研读与诠释，更在于原理的信仰与坚守，甚至对获取原始数据的恐惧与阻碍。

这件事得从20年前说起。2002年夏天，台湾语言历史研究所李建民造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李建民. 中国医学史における核心问题. 内经（日本），2003，151：16-36]，他带着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而去：为何中医教育过程必须阅读古典？当时，他把这个问题就教该校某教授。对方反问：“谁说中医一定要念古典？读这本教科书已经够了。”然后递过印会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然而，当他把相同问题请教另一位教授时，回答是：经典教育当然是中医的根本；现代人所编的教材质量越来越差，不值一读。接着，这位教授送给他几篇近年“救救中医吧”的论战文章。

李先生说：“这些论战的内容相当具有震撼力。报导中引用大陆代表性的老中医、研究者，对中医的现况、教育方式做了极为激烈的攻击。这些文章如‘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从这些标题来看，不难想见中医的危机感；相对过去中医来自政治力的压制，这一波批评来自中医内部本身。而论战最后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显然，中医界内部存在着两大派系，本质上说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或者说是坚守还是变革传统的原理体系？

因此，中医“读经典”的含义超出了任何一个学科，不仅仅是从经典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而是坚守一种“今不如昔”的信仰，传承对变革中医基本原理的恐惧，以及对中医药采用新的科学原理获取临床数据的拒绝。其结果，是窒息中医学的创新发展，以及迈向未来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医经典及其过去的中医传承并无完整的中医学体系构架，仅仅是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医方剂学、中药学等，以及临床各科教材，才真正让中医学体系化、规范化、客观化有了一定的基础，是中医院校采用现代医学体系，运用中医学原理构建中医学体系的尝试。当然，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以及现代医学的各种基础学科，却是变革中医学原理的现代要素。

100年前，当西学东渐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滚滚而来的时候，当中医学面临“千年大变局”“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候，当“读经典”无法阻挡从主流医学演变成替代医学的时候，于是就有了“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尝试。是的，这些尝试也都没有获得“中体西用”的效果，但中医学还得选择，还得拥抱未来。然路漫漫兮，必上下而求索。

据统计，名老中医最早阅读的医书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黄帝内经》，为24.24%，其次为《濒湖脉学》与《药性赋》，各占9.52%，稍次的是《伤寒论》和《汤头歌诀》，各占8.33%。如此知识结构，如何满足现代诊疗需求？想想看，作为一个现代医生，你在接待患者的时候如果不能开出一系列的临床检验、医技检查的清单，在拿到检查报告的时候不能解读那些检验结果的临床意义，在判断疾病及其预后的时候不能运用现代医学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你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吗？我断言，哪些成天叫嚷中医院校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人，强调“纯中医”“铁杆中医”的人，可能是中医真正的“掘墓人”。因为他们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而不顾未来发展；他们希望中医回到从前的想法，本身就是刻舟求剑。而逝水不可复得，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

我在一篇报告里曾经写过：从理论到实践，从务虚到务实，构建相互融合的话语体系，形成中西联动的长效机制。此次新冠疫情显示，“中西并重”是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各自为政；是取长补短，而不是矜技争宠；是形成共识，而不是自说自话。应摒弃成见，消除误会，开启中国特色防疫、抗疫的探索之路。

因此，中医学原理体系，或称之为话语体系，也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候。在这里，我不再重复毛主席不懂“上火”的那个故事，以及要求用现代科学方法、话语体系研究阐述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原理的国家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