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12月9日到2021年1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孙小淳教授共写了两篇博文，难怪杨正瓴博主吃醋：“您一年一文，出场就是《科学网》首页头条！”

那么，为什么孙小淳教授能够这么牛？先看看他去年的博文《从“李约瑟之问”到“列维-斯特劳斯之谜”：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文明转向”》，他具有抓住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而且善于一鸣惊人：

如果我们把李约瑟的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转换为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可以带来更多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去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在我看来，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之谜”恰好可以作为我们深入研究与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一个背书。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提出了他的“新石器时代之谜”：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发明（农业、制陶、纺织、动物驯化等）奠定了新石器以来人类文明的基础，为什么人类文明在“新石器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之间会有几千年的停滞期，宛如两次高地抬升之间的漫长的平台？他自己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一种是用感性的方式理解感性的世界，即“具体性的科学”；另一种是用比较抽象的概念的方式理解世界，是近代科学的方式。在新石器革命以来的漫长时期，“具体性的科学”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是文明的基础。把这个人类学问题放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语境中讨论，与李约瑟的正问题不谋而合，为科技史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中国的史前文明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世界。漫长的史前文明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演变为实用知识的体系。夏商周时代以来，特别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把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实际需要上做得颇有成效。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虽然中国的文明没有发生突变，就好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两个高地抬升之间的那块平台，但其实，中国古代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满足了对于秩序的要求，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与自然处于流动的和谐状态。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存在着不兼容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意义；中国古代构造科学知识的思维与建构现代科学知识的思维有所区别，但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就毫无价值。

我们在做中国古代科学研究时不应该局限于跟现代科学的比较，用现代科学的标尺衡量过去的知识。知识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生产出来，其内涵与特征与价值观、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如何应用于上至国家治理，下至百姓衣食住行这些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这正是值得我们不断追问，通过研究去寻找答案的问题。我们心怀“列维-斯特劳斯之谜”，深入到中国古代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做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和科技考古研究的意义也不言自明，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

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历史的洪流中滚滚向前，但无论我们在哪个点回望，车辙都不会只有唯一的一道，一如通往华山之巅的道路不止一条，且每条路自有精妙之处。从“李约瑟之问”到“列维-斯特劳斯之谜”，不变的是背后蕴含着的历史的好奇之心，我们应该带着这份好奇去真正地回到过去研究文明的历史、面向未来思考文明的进程。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需要一个“文明转向”。

再就是刚刚发表的《中国古代的科技智慧》，他同样敏锐：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无数的科学史著作，描绘着科学从古希腊到阿拉伯世界、到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到近代科学的历史轨迹。于是产生一种误解：近代科学好像是西方文化的必然，是其它非西方文明不可能产生的东西。更有观点认为，中国文明中没有科学的“基因”；中国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是科学技术的“弱智儿”。

然后笔锋一转：

然而，历史并不那么简单。对世界古代科技与文明的深入研究发现，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是世界多文明融合的结果。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印度、阿拉伯世界、中国等古老的文明都为近代的科学的在西方的产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的贡献，除了大家公认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科技发明与发现。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实为“中国科学与文明”）列出了数十项发明和创造，虽然多少带有以现代科学的“后见之明”评判古代科技价值的“辉格”史倾向，但是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科技创造的智慧。

于是，他对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科技思想进行简单梳理：（1）变化的哲学和阴阳、五行理论；（2）“格物致知”的研究方法；（3）“诗性”的想象和关联性思维；（4）“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5）“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同一性；（6）兼容并蓄的文化多样性。提出了如下见解：

“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可以罗列的种种发明和创造，而是在于其背后的科技智慧，包括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宇宙观、价值观、科学管理等。这才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不断产生发明创造的力量源泉。......中国古代科技上的智慧，或许对发展未来科学有所启迪。”

不过，文后的留言同样值得关注。

刘立教授商榷：个人直观感觉，中国古代涌现出众多技术发明，在于“以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思想等“科学智慧”为基础。

孙小淳教授回复：其实未必如此。哪有毫无科学支撑的技术呢？轮人做出了轮子，非要说轮人没有圆的思想吗？

刘立教授：孙教授大作对中国“科技”的各个主题的概括，很到位。但也可以进行“辩证思维”，略作修改，比如：比如，在“一”节中，补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在“二”中，当涉及中国古代是否有（近代意义上的）“实验”？在“三”中当涉及是否有“逻辑”思维？在“四”中，可引入“万物一体”这种人与自然观。

你提出：中国古代科技智慧，包括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宇宙观、价值观、科学管理等。这是很讲“修辞学”的表达。也似可简称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需要“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相结合。

“科学经历希腊-文艺复兴-科学革命-近代科学的历程，这是西方历史的诠释，并不证明科学是西方的专利。”但事实上，全球“科学史”研究表明，“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Western science）的出现，是西方文化的独特现象和事件。当然，modern science出现之后的发展，需要引入“中华（及其他民族）古代科学思维”。

以上，妥否，仅供参考。

贵州理工学院副教授杜学领：基本不认同。并不建议继续鼓吹。

孙小淳回复：不认同没问题。但我不是鼓吹，是认真的讨论。

杜学领回复：那您应该再写一篇，这篇题目叫“中国古代的科技智慧”，实际上就是一些传统思想/思想流派，但与科技的关系没说清，也缺少事实支撑，读起来像是鼓吹和理论务虚。思想确实存在，但与科技的关系为何缺乏实例。另：李约瑟的观点仅供参考，不可神化、权威化。

以上，见仁见智，可见一斑。笔者另有想法，待专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