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与技术文化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2017年8月，中华书局第1版）。“技术文化”是该书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两年前，我开始构思本书的时候，喜出望外地看到该书的信息，心想江教授肯定会讨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的定义、范围，以及与技术的相互关系与互动效应。这不仅应该是该书的一个理论亮点，也可以成为我的著作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但非常遗憾，江教授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涉及，该书仅仅是他汇编成册的一个技术史话，包括“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营造法式》：古代第一部建筑工程官方规范”“司南：迄今为止只是一个传说”“周武王伐纣时见过哈雷彗星吗？”“梁武帝：一个懂天学的帝王”“回到明朝看徐光启”等。

不过从《MBA智库百科》得知，技术文化是指广义的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狭义上说，技术文化指技术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这个狭义者，虽然有些模糊，但基本上触及其内涵。

不过，《百度百科》关于技术文化的定义又有不同，则与笔者所求相差甚远：技术文化是指使用以现代通信，计算机等科技设备为载体进行地理文化景观捕捉、研究、开发的技能和能力的总称，以更好地改进人们的学习、生产力和行为表现。它具有技术化，信息化，集成化等优势。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技术文化与传统读、写、算技能一样，已经成为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的基础之一。

应该说，江晓原教授提出“技术文化”这个概念，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它的探求和演绎，将成为本书写作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因为，中医学不仅是古代科学的一个范例，也是技术史一个完整的标本，我们可以借助“技术文化”这只解剖刀，剖析其中技术与技术文化的相互关系。在这里，笔者将其重新定义，并期望纳入技术史、技术哲学范畴，成为《技术革命的结构》最倚重的概念之一。

所谓“技术文化”，即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逐渐萌生的引导技术进步并与技术融为一体的观念、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在不同时代，技术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如果说技术是解决人类生存发展实际问题，回答“怎么办”的知识，而技术文化则是满足人类好奇心，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追问。

借助江教授的“神来之笔”，笔者绘制图1来辅助说明技术与技术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知识体系的内部构架。该图反映的是一系列概念的组合，而概念与概念之间往往存在着外延的重合，并非能够截然区分。因此不像下图那样具备清晰的界限，需要做一些说明。

图1  自然知识体系及其技术与技术文化的相互关系

总体看来，自然知识体系可以相对区分为技术与技术文化两大部类。但二者并非截然分开的静态结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且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动态演变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不仅技术的各种要素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修正，更重要的是技术文化在不同时代会表现出革命性的改变，即从神灵文化到哲学文化，再到科学文化的演变。

尽管江晓原教授在《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中未对“技术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深入探讨，但该书提出了“古代技术靠什么理论支撑？”显然是有过深刻思考的背景，而且主要来自于中医理论的考察结果。

2015年11月，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Dagmar Schafer的《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吴秀杰、白岚玲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和刘兵教授的书评“一位德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技术文化史”（中华读书报，2016-04-13，未收入该书）记载了他们的探索过程：

对于我们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来说，认为一切技术都是由科学理论来支撑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于是当我们面对古代文明所创造的技术成就时，我们或者用“现代科学”作为标尺去框限或筛选古人的成就，或者对下面这个问题假装看不见——这些古代文明创造出这些技术成就时，并不存在科学理论的支撑，那它们是靠什么来支撑的？

或者换一种问法：用非科学的理论，比如阴阳、五行、《易经》、八卦或“气”，来支撑或指导，能不能产生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技术成就？从历史事实看，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种种技术成就，它们几乎都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理论支撑。

......说实在的，在我购买《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的时候，以及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对宋应星《论气》和《谈天》中的论述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古人在没有“科学理论”的情况下的幼稚猜想或胡扯。我相信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我们研究了科学技术史，并且不再假装看不见上面那个问题时，宋应星的《论气》和《谈天》之类的著作才有可能获得某种“应该被关注”的地位。当然，关注是一回事，分析和论证是另一回事。要想令人信服地给出对上面那个问题的阐释或解答，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正如她所说的：“在宋应星和他同时代的人那里，‘笔记’中蕴含的‘并非无关轻重的社会性讯息以及伦理说教’比‘那些精细的观察’更为重要。”她除了将“气”“理”“天”“人”“阴”“阳”“五行”等等概念作为分析的重要线索，更将宇宙观和社会性的要素作为重点来讨论。这显然大大地超越了我们过去国内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史研究范式。

......中国古代的“浑天说”宇宙模型中，虽然也有着与古希腊类似的“地圆”概念，但是却无法从这种模型中引导出任何具体的数理天文学，例如甚至无法用这种模型计算出某一时刻太阳的地平高度。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不是靠“浑天”宇宙模型来提供理论支撑的。那么类似地，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天工开物》中的技术成就，也不是靠“气”或“阴阳”理论来支撑的？

......中医，难道不是由像“阴”“阳”“五行”“寒”“热”及“气”等等理论来“支撑”的吗？当一位中医大夫，以中医典型的方式来诊断，并进行治疗时，其依据的理论，不正是这些东西吗？如果是站在当代西方科学的思维模式中，固然可以把这些看作是“类比”，甚至“附会”，但如果换一种立场，其实完全也可以将这些在中国哲学的意义上非常独特而且有别于西方思维的“理论”看作是在逻辑上非常自恰的支撑！

或者，我们可以再设想一个例子。当今，设计建造高楼大厦，当然可以认为是像牛顿力学之类的理论成为其“支撑”，然而，当年在设计建造著名的赵州桥时，那些工匠并无牛顿力学可用，他们就是在无支撑的情况下建造成功的吗？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谈到所谓“支撑”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而实质上，说支撑，或理论支撑，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种自恰的解释系统（这不同于你对席文的说法总结的“表达系统”）。在科学史上，燃素说，以太说，不也都是为当时人们解释自然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吗？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像薛凤这样将宋应星及他那个时代对技术的理解纳入到更为哲学化的涉及对自然之理解的像“气”这样的解释中，我觉得确实是有其道理的，避免了我们再用后来的隐含的理解去看当时的技术问题。

......你举的赵州桥的例子很好，这和我以前用过的弓箭的例子堪称异曲同工：我们在先秦时代就能制造强弓硬弩，而这显然不是靠关于弹性材料的“胡克定律”来支撑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同意古代中国的各项技术成就都是有理论支撑的，只不过这些理论不是现代科学的理论。

其实更直白一些来说，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表达或解释，就是支撑，或者至少提供了一部分支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原则上就没有分歧了，因为我可以同意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在这样的意义上，这种支撑和西方的典型例子——比如托勒密宇宙体系对数理天文学提供的支撑——相比而言，没有那么直接和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那我相信我们对薛凤教授《工开万物》一书的评价就更能达成共识了。她的书不仅深入讨论了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例如像在前面提到的中医例子里，那些基于像“阴”“阳”“五行”“寒”“热”及“气”等概念范畴的理论，已经是很系统、很完整的理论了，并且指导着实践，那就不仅仅只是表达或解释的问题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支撑”，而不只是“一部分支撑”。

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古代技术肯定具有当时的技术文化支撑，因为这才符合人类的好奇心，以及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探寻。但之前的技术史研究者对此缺乏明确的关注，例如田松教授的论文“从太和殿的建造看经验、技术和科学的关系”[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8）：18-23]，和“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兼论中西医学的差异”[见《哲学研究》2011，（2）: 100-106+129]中，简单地将技术分为“经验的技术”和“科学的技术”两类。而所谓经验的技术，显然是指科学诞生以前的技术，从而忽视了“技术文化”这一要素。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史》，是全球各地200多位技术专家从1950年到1984年30多年磨一剑的成果。2000年，《技术史》中文版作为重点项目列入我国“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上海科教出版社独家引进版权并动员6所高校的数百位专家共同编译，共800余万字，已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

正如张开逊教授在其书评——“技术史中的人文社会与哲学思考”（见大众科技报2005-7-22）所说：“在16世纪以前，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是工艺的总和，基本上是工匠灵感所致，而很多科学史书都把近代科学的诞生，单纯地归结为人们接受了‘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一哲学理念，而这套书则讲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即从16世纪到18世纪，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通向科学的道路，包括各种各样的实验装置。在这段时期，由于需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在制造食品、金属材料、加工木材时，发现和归纳出许多物理和化学上的发现，当然包括测量仪器等等。”即科学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摒弃哲学演绎及其天才的猜测，才能够通过技术验证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才能够建立起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