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燕. 中医疫病发病理论源流. 时珍国医国药，2013，24（5）：1209-1210

疫病是具有流行性与传染性的一类疾病。疫病发病理论分为病因、发病条件、感邪途径、发病方式、传变规律几部分，其中传变规律指的是发病期间的传变，包括感邪后首犯部位、发病时病性、传变趋势。随着历史发展，古代医家逐步明确了疫病的概念，对其发病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要理解医家对疫病发病理论的论述，理清学术源流很有必要。本文将从各历史时期对疫病概念、分类、病因、发病条件、感邪途径、发病方式、传变规律几方面的认识进行论述。

1 先秦至唐代

先秦至唐代，对于疫病发病的认识以“非时之气”致疫说为主。医家认为异于时令的气候可导致疫病发病，并以此来区分疫病与其他外感病。

对于疫病的概念，《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流行性就成为疫病概念的主要内容。唐以前的医家也强调了疫病的传染性，加之“非时之气”病因观，三者构成了疫病概念内涵的主体。

关于疫病的分类，《伤寒论·伤寒例》中有温疫与寒疫。《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遗篇》虽提出五疫分类，但其属于唐以后的作品，不在此处讨论。

疫病病因是唐以前医家在疫病发病理论中的主要关注点，“非时之气”的病因也常作为疫病区别于其他外感病的关键。《伤寒论·伤寒例》中提出了疫病的“非时之气”病因观，认为“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气候异常可导致“长幼之病多相似者”的时行病发生，与四时正气引起的伤寒、温病不同，前者属于疫病，后者则只是个体发病。至《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时行又有天行、时气病的别名。《内经》“运气七篇”中的运气失常，也导致非其时而有其气，从而有疫病发病； 《内经》九宫八风理论，将异常气候与灾病联系起来，均可看作“非时之气”致疫的一种形式。在这个主要认识之外，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如《肘后备急方》将温瘟相混，并认为伤寒、温病、时行为同病异名。但自《小品方》对此概念进行批驳，并宗《伤寒例》之说后，《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重要医籍然之，因而疫病与伤寒、温病的概念、就从发病上区分开来。

除“非时之气”外，医家对于疫病病因的论述，尚有鬼毒、杂毒、生死之气等。一方面，是广泛收集资料时未剔除来自民间的鬼神致疫说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家对疫病在气候之外的病因有了初步的认识。如《诸病源候论》中杂毒是疫疠病中岭南瘴气病的病因，与时令无关；生死之气是注病传染的病因，与气候无关。

在疫病发病条件方面，《中藏经》《诸病源候论》认识到一些情况下，人之正气虚衰是疫病发病的条件。《备急千金要方》中更是将脏腑伤与疫病发病联系起来，认为脏腑虚实可决定某些疫病的阴阳属性与发病症状。

在疫病感邪途径方面，唐以前医籍多用“感”、“染易”来描述。这时期医家对外感病感邪途径的认识以皮毛腠理而入为主，疫病感邪同理。此外，《诸病源候论》中有生注“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侍扶接”的接触传染方式。

在疫病发病方式方面，从《伤寒论·伤寒例》的论述中，可发现感“非时之气”即发、感“非时之气”伏而发病、感四时正气伏留为“非时之气”引发三种方式。《小品方》举例冬温发病有即病与伏温发病两种发病方式。

在疫病传变规律方面，《诸病源候论》对时气病的传变的论述较为完整，类于伤寒，为六经传变。

2 宋金元时期

两宋时期对前人理论的思辨与金元时期的理论新创见，使得疫病发病理论有了蓬勃的发展。运气学说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对疫病的重新分类、对疫病病性的再认识和对疫病病因的细化考虑。对疫病与相关概念的辨析，点出了发病方式的新感伏发之分。而在诊治疫病的实践中，医家们也对疫病的传变，以及时令、地域、人之禀赋体质等发病条件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疫病概念方面，以传染性、流行性界定疫病已成为共识。而“非时之气”的病因，一度也是疫病定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期却不作为疫病的特点，因为它已作为一般外感病的病因了，如金元时期对于伤寒病因的论述也是“四时不正之气”。

在疫病分类方面，早期分类较多，《素问遗篇》提出以五行分类的五疫，《太平圣惠方》有以六气分类的趋势，庞安时有承《千金方》的脏腑阴阳毒分类方式，至陈无择分类最为全面。陈无择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寒疫温疫分类的庞安时的四时脏腑阴阳毒分类，一方面又提出根据病因来分类，受不正之气者，除寒疫、温疫之外，尚有风疫、湿疫、燥疫、热疫； 感受恶气等者，有狱温、伤温、墓温、庙温、社温、山温、海温、家温、灶温、岁温、天温、地温等。

此后除张从正亦主张根据风、暑、湿、火/热、燥、寒对邪气及病证进行分类外，多数医家则以寒温两分，并致力于倡导勿以治伤寒法治温疫。

在疫病病因方面，“非时之气”说一直是主流。但一方面，“非时之气”的范围有所扩展，此前以四时寒温来判断“非时之气”，而结合运气学说，则六气异常均可为不正之气，又有运气主客加临、升降失常，亦可使气候乖戾而致疫病。另一方面，也有医家指出与气候无关的病因，如陈无择认为，疫病“以三事钟成”，一者是气候寒温失节，二者是寒温之外的不正之气，三者是秽恶、死气、怨讟等。至于疫鬼之说，除了《太平圣惠方》收载外，不再作为疫病病因出现。

对于疫病发病条件，许多医家认识到人体正气强弱在发病中的重要性，正气虚实与疫病发病与否及其病性、发病轻重有关，如郭雍指出“盛强者感之必轻，衰弱者得之必重”。《素问遗篇》尤其强调正气中神的作用。张从正更是认识到时令、地域、人之禀赋体质对疫病发病的影响，强调治疗疫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疫病感邪途径方面，《素问遗篇》有“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的论述，说明其认识到疫病有自鼻而入的感邪途径。疫病发病方式在宋金元时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较为突出的是郭雍，其认为疫病的发病方式既有即发，又有经时而发，还可其他季节发病； 既有新感，又有伏发，可在本时令伤于不正之气而“自感自致”，可先伤于四时正气、伏留待不正之气引发，也可先伤于不正之气、伏留而待四时正气引发。郭雍还认为，发病方式可影响发病的轻重，新感即发者轻，经时而发者重，伏留引发者尤重。

关于疫病传变规律，宋金元时期医家认识到疫病并非逐日循经传变。《伤寒总病论》有“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入胃”的传变规律。《仲景伤寒补亡论》认为疫病多不逐日传经，因此治疗也不拘日数。《丹溪治法心要》与《医经溯洄集》中，疫病有表里传变。

3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疫病发病理论较以前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尤其在疫病病因、感邪途径与传变三个方面有创新性的发展。根据对疫病病因的认识不同，可分为温疫学派与温病学派。

温疫学派对疫病病因的认识是其特点。其代表人物为吴又可，他提出戾气说，认为疫病病因不是自然界的六淫之气，也不是感寒后过时而发的伏气，而是口鼻而入的具有物质性、传染性、致病差异性、定位特异性等性质的戾气（也称杂气、疠气）。对于疫病的传变，温疫学派医家的认识虽然不一致，如吴又可主邪伏膜原，表里九传；杨栗山主中道受邪，三焦传变；余师愚主以胃为中心，十二经传变。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温疫病有相对固定的病位，其传变形式都以相对固定的病位为大本营。诸医家还对疫病病程、基本特征、特殊表现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且重视疫病的预防。基于对病原病位病机的认识，温疫学派在治疗上也独具特色，力主寻找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着眼于病位用药，强调清下祛邪，制定专方随证变化。但由于戾气属性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使之无法与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故而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诊治体系，在临床应用方面受到限制。因而当叶天士的温邪学说提出后，戾气学说地位也逐渐被削弱，温疫学派中逐渐也未能坚持戾气学说，至余霖已将疠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淫、运气中。

温病学派医家多数能够将疫病与温病区分对待，以其流行性作为辨别依据。在疫病病因方面，多认为是六淫邪气与病气、尸气、秽浊之气等的共同作用。他们从临床实践出发，认识到战乱等社会条件、气候、地理、卫生环境等对疫病发病带来的影响。他们所处时代较温疫学派医家晚，邪自口鼻而入的感邪途径已成为共识。至于疫病的传变，直行中道、三焦传变的方式得到了广泛认同，一些医家将自己的观点，如卫气营血传变结合起来。温病学派形成了温病学的辨证论治体系，也可用于疫病，因此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对疫病发病的认识不断发展。唐以前医家侧重讨论疫病的“非时之气”病因，认为异常气候导致疫病发生，且是疫病区别于其他外感病的关键。宋金元时期对疫病分类与发病条件的认识进一步细化。明清时期则在疫病病因与传变规律等方面有了创新性的认识，因而能够更好地结合临床实践来论治疫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