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按：据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消息，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时间今晨七时逝世，享年91周岁。转载此文，以为纪念。

资料来源：金陵科史论坛 2019-07-03

李泽厚，是30多年来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人物，他的作品和思想一直伴随着我。

1980年代，我们年轻一代曾大量地读他的著作，从《美的历程》、《华夏美学》、《批判哲学的批判》到中国思想史《三论》，我们都在简陋的学生宿舍中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思想生动而活泼，独具审美的眼光，打动了一批批的大学生，唤起了年轻人对美的向往。他才气逼人，语言魅力非凡，确实是当时青年人最喜爱的思想家。他曾得意地说，在1980年代，年轻人是看着李泽厚的书长大的，这没有吹牛。

1990年4月，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的我来到北京，当时年轻气盛，很想“遍访京华名流”，专门去建国门外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拜访了李泽厚先生。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那时初春刚到不久，北京还有一丝丝凉意。我对他说，很喜欢读鲁迅的《野草》，对鲁迅作品有深刻体验的李先生，听到后一下子很感兴趣，他告诉我，鲁迅晚期的文章很有战斗力，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交谈中他说，哲学问题实质是一个命运问题，并引用宋代张载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他也关心其著作在学生中流传的情况。

拜访了李泽厚先生后，我对他充满了好感，连“李泽厚”三个字都觉得名字起得真好，对他的书也增添了一份亲切感。直到现在，我还在不断读他新出的书，尽管这些书可能功力更深，其中近来提出的“情本体”学说还是李泽厚在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但内容上已不像1980年代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了，读的时候也经常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书中的内容。毕竟天外有天，我们有了更多阅读的作品可以选择。在当代非本专业的著名学人中，仅李泽厚是我接近完整读过全部著作的人。

从学术上看，李泽厚确实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主体性实践哲学、积淀说、有意味形式、救亡和启蒙二重变奏等概念和提法在中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1980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大时代，思想界几乎可称为“李泽厚时代”。他的思想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他的视野限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他常常大谈实践，认为自己的哲学可称为实践哲学，然而他个人却没有真正的实践性工作。只是一个很纯粹的理论家，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仅这一点，李泽厚就不如梁漱溟，后者确实认真地开展过乡村建设运动。1991年，我致友人的信说，李先生在方法上并不新，以后我们要继续前进，不得不向李泽厚告别了。

李泽厚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小册子《美的历程》，但他最具功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却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在中国当代哲学著作中，这本书分析的精微和思辨之深入，迄今在同类书中仍然无与伦比，名列国人著述中思辨水平的前茅。当时特别感兴趣“二律背反”、“物自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主观演绎与客观演绎”这些新奇的概念，觉得非常好玩。但是，书中只要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实践”、“理性”几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一出马，不论什么问题都立马摆平！这是他的败笔，也是当时年轻学子讨论中觉得不服气的地方。另外，李泽厚的“工具本体”、“历史本体”到“情本体”等，也给人以“本体”何其多、嬗变何其大之感，说明他的哲学根本并不牢固。李先生层层分析问题的方式以及他对黑格尔的欣赏，说明他应是黑格尔的门徒，但他却奇怪地提倡“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我想，这可能是刚从“文革”出来，对历史决定论的一种恐惧性反应吧。不管怎样，《批判哲学的批判》确实是李泽厚本人的最高理论成果。

他的《三论》则是中国思想史的代表性杰作，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无可替代。李泽厚非常推崇康有为，但读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可看出李泽厚对同时代的激进派是深恶痛绝的，但对历史上的激进派却极尽推崇之语。实际上，梁效们对儒法斗争的研究手法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一回事，这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矛盾。李泽厚最有名的论断是“西体中用”，即以现代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这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的论断。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关于鲁迅的短短文字，是我读过的最有水平的鲁迅论。

李泽厚主张儒学四期，强调汉儒的重要性，这是别具眼光的。实际上，董仲舒代表了儒家的一种重视自然的倾向，是儒学发展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李泽厚曾认可自己是现代新儒家，过去我认为他不是，他沾不上新儒家的边。儒学作为心性之学，宋元以后主要属唯心主义，而李泽厚的思想和方法仍然是唯物主义，他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无需为自己的学术立场辩解。但现在我又这样想，儒学要发展，要影响中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马克思主义化的，而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儒学化，为适应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彼此吸收对方的优点未尝不是一种出路。作为一位研究美学的学者，李泽厚也很难成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情本体”的提出，说明他又回到了由精神世界支配的人本主义，他晚年甚至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心理本体将取代工具本体”，着实让人惊异，先生的哲学立足点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些观念和思想只是随感式的，并没有动摇早期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建立的严密而厚实的思想体系。

无论怎样，他的历史地位是明摆着的：由于他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官方的政策中，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官方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时，当时中国几乎只有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提供了丰沛而坚实的学理基础。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实际上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李泽厚属第一代学人，而且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直到如今，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仍然没有超越李泽厚，影响力更是远远不如。他确实是80年代那样的体制下最好的一位理论家，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学者中，他几乎是唯一的一位。2006年，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李泽厚未在名单之内，事态曾被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但有历史眼光的人却认为这对李先生并非坏事，优秀的思想家总是鹤立鸡群，从不也不必随波逐流，具有独特个性的思想家李泽厚更是如此。

李泽厚是否已过时了，这是一个学界士林中争论了20多年仍然弥久历新的奇特话题。虽然直到现在，李先生还以极大的热心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和进步，关注诸种社会现实问题。但从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等层面来看，他对官方的影响已越来越小近于消失，1980年代青年学子热捧李泽厚的风光也不会再现。而从为社会提供精神资源、并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文化产生持久影响的角度看，李泽厚仍然远远走在前面，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