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这里住了21年，又离开了21年，每逢有文章记叙这里的一草一木、轶事异趣，便是我温习哪些过去岁月的机缘......

我从黄州迁至武昌古城，已有近二十年。每当静下心来，站在位于花园山小区的楼顶，遥望相隔不远的黄鹤楼，俯视那一片民国风情的老城区，脑海里便会呈现出一圈一圈的岁月纹路。穿透历史时空，仿佛能看见那遥远时空的人和事，发现和体味属于这个城市的独一无二风土人情。漫漫岁月间，时间和故事在一座座老去的建筑里厮磨，一帧一帧地显现出这座城池的斑斑印迹，以及那些厚重的往事。

古城深处有许多有趣的街道名称，让你一听起来就有种想探寻的缘由，有种想追踪、记录的冲动，否则就感觉有种对不起这片古城的愧疚。

的确，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古城那些被岁月湮没的辉煌故事。这座城不以伟大自衿，但其伟大却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街巷拐角，每一片砖瓦。这种隐秘而伟大的城市基因，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独一无二，弥足珍贵。那消失的城墙、民俗旧居、科考会试中心、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室内健身馆、深藏在街巷的豪宅公馆……无数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名人曾在这里进出，成为时代的支撑。

六百多年前，元代施行行省制度后，武昌即为湖广行省首府，清代的武昌成为洋务运动策源地。这一带以古代官署衙门命名的诸多街道，像司门口、粮道街、都府堤、候补街、阅马场，都很有来头。特别是到了清朝，总督、巡抚和藩台都集中在这一块。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这里创办文化书院，是湖北最早的教会学校；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是晚清时期湖北省的最高学府；这里诞生过中国最早的幼儿园、现代小学、中学、大学，这里曾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轻工业、文化与科教中心。

1. 候补街：科举应试者的聚集地

我每天出门的必经之地，它东起胭脂路，西至得胜桥，全长不过500米。现在看来，与这座现代化的都市有点格格不入，甚至有点破旧。曾有朋友来访后对我说，你就住在这里？怎么不换个好一点环境？我听后，轻轻一笑，反问了一句：“是不是感觉象个贫民窟？”他笑了一笑，没有再作回应。毕竟，他们不了解这些古街小巷的历史。

候补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很多习惯叫“后补街”。后来，我查了查相关资料，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候补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民间传述，距现在的候补街不远处，是有名的科举考试场所，也就是现在的“武昌实验中学”所在地。“实验中学”的前面，有条小街道，名叫楚才街，楚才街上有一个木制的牌坊，牌坊上有“惟楚有才”四个大字。当年，有资格直接进入科举考场的秀才，都住在楚才街。而暂时没有取得资格直接进入科举考场的秀才，只能以“候补”科举考试者，寄住在离楚才街不远的小街上了，这条小街，后来就叫“候补街”。可以说，当时住在这里的居民一个比一个有才，一个比一个有实力。

科举制度使读书人一齐往做官的路上拥挤，挤到后来考中的人越来越多，官的位置就紧张起来，这便有了许多人要等候空缺。因为这里离总督府等官署很近，当时殿试、会试中了榜，一时又没有空缺职位的举人，干脆把老婆、小伢都接来租住在这条街上，一旦有外放官位后，马上就去赴任。等候补缺要花时间，少则半年，多则几年。如果补上了，红顶花翎戴头顶，锦绣华服穿在身。

清朝做官的途径除了科举、荫功和军功保举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捐纳”，意即花钱买官。这是对无望以前三种“正途”高升的人打开的一扇方便之门。清朝的捐官制度有一项规定：捐京官到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的郎中为止。捐外官至道员为止。由于外官比京官收入丰厚，因此买官之人以捐“候补道员”的居多。

也因为这些候补官员的聚集，“候补街”的名字就顺理成章地叫响了，一直叫到现在。

候补街，一个挺有意思的街名，令人回味。

2.涵三宫：一座道教老观

闲暇时光，我常来此地逛逛，感受那份老街巷的烟火气。

这里的每一处老地名，都链接着历史的动人故事，也是一份韵味无尽的城市记忆。在黄鹤楼蛇山北坡，粮道街辖区内，有一条小巷，名为涵三宫，东西走向，东抵棋盘街，西界双柏前街，长不过400米，因有涵三宫（庙）而得名。

涵三宫本是一处道教老观，供奉着天、地、水三位尊神，也称“三官”。唐宋时期，逢三官圣诞，信众都要斋戒吃素，前去朝拜三官，敬香许愿。最热闹是农历正月二十七的天官齐天大会，到了这一天，涵三宫便挤满了善男信女，“摩肩擦汗，炉烟闻于里外”，香火尤为旺盛。在太平天国军队几进几出武昌城的战火中，涵三宫遭到严重破坏，1927年前后的大革命时期，彻底灭失，独留下一处街名来。

涵三宫街道狭窄，民国时地面铺有青石条，石下有下水道，街道两旁多为老式陈旧布瓦房屋，居民稠密。旧时，这条街北面是大片花园，一些大户人家往往把家安在花园之间，而众多赤贫者，如轿夫、小贩、杂役、苦力等均住在破旧矮小的房子里。前者高楼车马，丰衣足食。后者生活贫困，举步维艰。这种两极分化与历史浪潮相遇，便成为了不少革命家成长的摇篮。

相传，涵三宫有三条“龙”，其实是三位大革命家在这里居住过。

这第一条“龙”便是开国元勋董必武。湖北红安人，曾追随孙中山入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共建党人之一，于上世纪20年代在涵三宫创办了至今闻名的学校：武汉中学。当时的董老，为了筹备学校，宣传革命，教导青年，把全部家当典当，于一百年前，将革命的种子在这里播撒，长成参天大树。如今的武汉中学已是省重点中学之一，校园内还设有私立武汉中学校址纪念馆。

第二条“龙”，是中共早期理论家恽代英。恽代英从小就住在一个叫马家巷的小胡同里。他以涵三宫为基地，联络同志，宣传革命。那时周围邻居不懂，看他整天谈“革命”，叫他“恽疯子”，他也不在意，常与劳苦兄弟抵足而眠。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了《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他还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他撰写的数百篇文章和通讯，为我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第三条“龙”，便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项英。项英原名项德隆，是土生土长的涵三宫人。他家是个大户，在涵三宫正街上有颇具规模的宅院。读了马克思的书而决心为劳苦大众打天下，人称“项疯子”。他1922年入党，后来任中央苏区政府副主席，新四军副军长，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他是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光阴如梭，岁月无情，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涵三宫早已面目全非，老人们纷纷故去，新居民却对这些老故事鲜有所知。

旧时的花已凋零，但朗朗书声依旧，这条充满传奇色彩的老街，不该被历史遗忘，在巷中遗留下的数处老屋，仿佛一直在诉说着，那些动人的故事。

3. 云架桥：连贯城内外的桥

走在百年前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那铛铛作响的电车，从黑白照片里开出来，福邦号武昌皮店、伍亿丰杂货店、洋行、人力车……灰白长衫和优雅旗袍熙熙攘攘。古城还在，人间烟火依旧，串起这些历史的，除了守望千年的天边月，还有这一条条的古城道路。

武昌昙华林和忠孝门之间，有一条连贯却地势起伏的小街，叫云架桥。最开始是粮道街往北到昙华林，大约四百米左右。

那时云架桥的东边，山坡下有一条与街道平行的溪水，溪很浅，也不宽，却终年水流不断，护城河一般围绕着古城。过溪即是城外。

城内城外地形迥然不同。城内是一派连绵的山坡，沿溪逶迤，坡上草木繁盛，绝少人家，夜里尤其阴森寂静。著名的“鼓架坡鬼又多，”直接和这里的阴郁有关。城外是大片荒地和菜地，自古不吉祥。旧时刑场就设在那里。大革命时期，无数工农先锋，就在那里喊着口号就义。日本人来后，军营也设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不言自明。

如今蛮荒已成过往，这里已是尺土寸金。先是华师，后是美院，纷纷抢占先机，洋楼桂树，教授之家。湖北中医院不甘落伍，也在老城门口外抢了两块，盖起宿舍门诊部。一房难求已是这里的常态也！

云架桥成街，得益于粮道街。粮道街，古粮仓也，理当四通八达，往北需要出路，连接昙华林，进而出城。就由政府出面，开辟可以通车马之道路，同时在昙华林那里架桥。桥用木头建成，长十五米，跨越小溪通城外，可以行车。

4. 太平试馆、戈甲营：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从崇福山街向北是弯弯曲曲的小巷，小巷两边的房子多为旧时民居，没有太多的特色，只是经过的一个个街巷名，让人记起这些小巷的过去。

太平试馆，位于花园山西麓。太平试馆（巷）不长，也就85米，其貌也不扬，然而在明清两代却是接待全省70个州县来省城会试的秀才住所，名为太平试馆。科举时代，武昌因省会之故，设有考选“举人”的会试场所，叫贡院，同时设有考生食宿场所，取名太平试馆，这两处教育设施都是当时科举制度的产物。

那时，每三年一次乡试，在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3天举行，到9月上旬发榜，每次应试者均过千人，但“中举”者只有36人。而每届会试之时，楚地考生荟萃武昌，大多住进了太平试馆，住宿时间少者月余，多者3个月左右。

科考前，这里备考的琅琅书声，袅袅书香，使太平试馆显得斯文宁静。附近的花园山与昙华林一带，成为秀才们吟诗作对和休闲之地，湖北官书局和横街头书市则成为秀才们搜寻阅览古籍图书经典及应考书籍的必到之处。发榜后，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高榜得中的举人，如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仅黄陂中举士子达106人，占全省70个州县同期举人数的6.44%。至于怀才不遇的落榜士子究竟有多少进出这里已无从查考。科举时代，让太平试馆所在的这条小巷，有了既文雅吉祥，又有书香韵味的巷名，流传至今。不过，只是一个挂牌建筑。

北出太平试馆就是戈甲营，是昙华林街区的一条古巷，东西走向，平行于昙华林，东端北折与昙华林西段相接，西至得胜桥，全长290米，宽4米。论其得名缘由，可上溯至明代。明清两代，武昌是湖南湖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又是湖北省会之城，常驻重兵守卫，包括旗兵、绿营兵、防营兵等达数千之众，这些军队武器装备供应、更新补充之数量相当大。于是，便在武昌城内设立了被称之为“戈甲营” 的兵工厂。

据记载，戈甲营主要负责制造军队进攻用的戈矛、矢箭以及防御用的盾牌、盔甲等兵器。当时，这里聚集了一批冶铁业、冶铸业的能工巧匠，制造的兵器标准统一，做工讲究，成为当时武昌城手工制造的一张名片。因制造储存兵器的戈甲营在此地，其门前的这条巷随之得名戈甲营了。

到了清末，张之洞督鄂后，编练新军、办汉阳兵工厂，废戈矛土枪，代之新式步枪，从此戈甲营就不复存在，而戈甲营地名则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清代，湖广总督吴文镕曾建豪宅于此，宅名“鹤云飞堂”，该建筑毁于20世纪90年代。

戈甲营76号为典型江夏民居，张家老宅，建造于清末民初。青砖黑瓦灌土墙形式。围墙最高处约8米，当面阔，为五开间，进深三重，穿斗托梁，硬山顶式，有阁楼。

循着那些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一步一步触碰历史的深邃苍凉，也有了一些人生的感慨与思考。

5. 天文台遗址：最早的武汉天文台

在花园山顶武昌圣约堂的后面，有座遗址沉默而落寞。在一座高墙上，镶嵌着破旧得已经看不出最初模样的半圆顶哥特式建筑，这就是武昌花园山天文台遗迹。说是遗址，其实只剩下一截宽不过两米的墙体，嵌在灰砖修砌成的新墙体中，我每次走到这里，总会担心，随时都有可能垮下来。那衰落的景象，与周边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湖北《楚天都市报》曾报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武汉民俗专家刘谦定认为，这座天文台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天文台遗址。它的前身本是天主教堂的“气象哨”，当时只用来观测天气。到了二十世纪20年代渐成规模，其占地面积也达到100多平方米，并增加了天文观测，相关仪器设备由罗马教主提供。当时，它所测得的气象数据被发往佘山天文台汇总后，向长江流域发布，由于它对指导农业、水利、交通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国近代气象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被载入《中国气象志》。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时，天主教堂仍有少数美国传教士维持，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传教士抓至上海关押，花园山天文台也遭到破坏，相关仪器被洗劫一空。

因为我就住在此山下面，一年四季，常常来此慢步。随着季节的变化，这里的自然景色也会变幻多彩。周遭的树，散落的叶，还有那环绕山间的飞鸟，生动而安静。天文台遗址，如熔注在水泥墙壁里的半截树桩，在变化的季节里，默默守望着天空，遥望着天空，象是在悄然蓄聚力量，等待着再创辉煌。

6. 圣约瑟学堂：见证重大历史事件的小学堂

“圣约瑟学堂”，旧址在崇福山南麓，位于今崇福山街49—51号院内，修建于1890年，原为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日知会学校内的救世堂，建筑面积不大，约有1600平米。南面临街一栋平房两扇对开门，进去后里面是一栋三层红砖楼房。1901年，圣公会在此开办书报阅览室，仍叫“日知会”。1920年，圣公会圣约瑟教堂扩建，在此设立附设中小学，取名“圣约瑟学堂”。

今天的一些人听到“日知会”一名都以为是外来语，其实它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知”一词源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每天知道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每月不忘记那些已经掌握的东西，这样可以称为好学的人了”。由此可知书报阅览室以“日知”命名就是要鼓励人们每天勤于读书，日积月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1920年，圣公会圣约瑟教堂扩建，在此设立附设中小学，取名“圣约瑟学堂”。1905年以刘静庵、曹亚伯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此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日知会”。

1904年，圣约瑟礼拜堂会长、日知会负责人胡兰亭将刘静庵聘到日知会阅报室当司理。他利用这个身份作掩护，与胡兰亭、张难先等人积极联络各路进步人士，密谋恢复反清革命组织。

日知会的活动主要以报告演讲、办报撰文、教授讲课等方式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反清革命。当时住在武昌司衙巷的董必武经常到日知会去看国内报刊和新书，结识了一些进步的革命党人。同年10月，湘赣边境萍乡、浏阳和醴陵起义，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干部和孙中山派来的梁钟汉等在汉密谋响应。但由于叛徒告密，1907年1月，刘静庵、梁钟汉、季雨霖、李斌、吴之铨、殷子衡、张难先等先后被捕，日知会被查封，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时“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在狱中，刘静庵坚贞不屈，受刑最重，清廷差役剥光他的上衣，用竹鞭抽打光着的脊梁，连骨头都被打得暴露在外，但他仍然高昂头颅，骂声不绝，毫不屈服，被同道誉为“铁汉”。同时被捕 几人先后出狱，而刘静庵由于被判终身监禁，加之伤势过重，于1911年6月辛亥首义前夕病死狱中，年仅36岁。

日知会虽然建立时间不久就被清政府查封，但它为辛亥武昌首义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它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武昌首义的骨干力量。

与“日知会”成立相隔20余年，在圣约瑟学堂又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1927年6月26日，贺龙指挥的独立十五师在北伐攻克开封后胜利返汉，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其军部就设在圣约瑟学堂，贺龙也居住于此。

此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也正密谋向共产党人开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贺龙是旧军队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北伐中他的部队被称为“钢军”，与叶挺的“铁军”并列。此时的贺龙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各方势力都在拉拢他。1927年7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的周恩来，亲自到圣约瑟学堂与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分析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武装保卫革命的主张，希望他能站在共产党一边，共同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征求他对反击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的意见。贺龙极其佩服周恩来的人格和学识，为周恩来的肺腑之言所感动，当即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贺龙利用在武汉招收学兵、工兵的之机，将一大批共产党人，如陈赓、段德昌、范长江等都安排在自己的二十军军中，使之免遭反动派的屠杀。

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的建筑，跌宕百年，那一盏灯、一扇门，都是历史的逗点，让后人来见证书写。从这些一砖一瓦中，我仿佛读出了历史的深意、城市的灵魂。这些历史的根须，吸吮着现代化的营养，润泽着这片土地，悄然蓄力，催生武昌城这片伟大的英雄人民。

本文引用了部分历史资料，感谢相关作者！

2021年6月27日（星期日）

写于昙华林陋室

资料来源：楚天文院公众号，202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