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世界声誉的原创性中国药物不多，有两个是代表：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一个是治疟疾的神药，一个是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以下简称APL）的特效药，二者都普惠全人类，堪称中国医学送给世界的最好礼物。

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屠呦呦获得了生物医学最高国际奖项，马斯克奖和诺奖；也获得了国内最高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共和国勋章，是中国医学界所获得过的荣誉的顶峰。三氧化二砷获得过2015年度“求是奖”，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2016年美国血液学会（ASH）欧尼斯特•博特勒奖，2019年度吴阶平医学奖，2020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等。

这两个药物的发现，可以理解为传统医学对现代医学的“馈赠”，也可以说是技术文化的变革，对技术进步的促进。

一、从青蒿到青蒿素

（一）葛洪离诺奖有多远

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的确如此，她的创造性思维来自于晋代医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正是其中的“水渍”和“绞汁”让她琢磨出青蒿的有效成分可能不耐热，只能用低温萃取。因此，迈开了提取青蒿素的第一步。

于是，有人突发奇想地认为，如果葛洪在世，他才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果真如此？

其实，葛洪的工作与诺奖差距很大，不少于孙悟空的一个跟头。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中的3个“最先”，葛洪根本无法企及：（1）最先经过动物实验及人体试验发现青蒿乙醚提取物的高效抗疟作用（1971年10月4日）；（2）最先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结晶（1972年11月8日）；（3）最先经临床试验初步证实青蒿素结晶对疟疾患者有效（1973年9-10月）。

那么，几千年来世界传统医学对疟疾这个古老的疾病难道毫无治疗实践？显然不是。

事实上，“疟”字从“疒”从“虐”，“虐”是老虎头，在甲骨卜辞中写作“”。从字形上看，似老虎张着大口扑向人。这意思很明了：疟疾是似老虎一样凶猛的传染病。所以，在早期，人们直接将疟写成“虐”。对于其流行，《礼记·月令》说“民多虐疾”，《周礼》称“秋时有疟寒疾”。

先秦时，疟疾最早在中国南方地区流行，此后中国各地都有暴发。关于病因认识，云南民谣称，“五月六月烟瘴起，新客无不死；九月十月烟瘴恶，老客魂也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称，泸江两岸“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

历代官兵南征，多因疟疾而遭遇重要挫折，从汉魏到明清、到民国，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有瘴气作祟。史书上的记载很多，当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即因畏惧瘴气，而推迟南征军事计划。

因为疟疾太厉害，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为防万一，古代军事征战时，军医都会给士兵配上随身带的“常用药”，其中“瘴药”是必备的。如在宋朝，夏秋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公元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

瘴药，到底是什么样的药？可以认为，其中应该有历代应用过的常山、青蒿等。那么，古人怎么治疗疟疾？从历代医书所留药方来看，可以说方法相当丰富，内外都来，标本兼治。有的治疗方法在今天看起来相当滑稽，甚至很不卫生，但这就是经验医学的产物，是作为技术文化的哲学思辨所不可能克服的弊端。

例如，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山瘴疟方一十九首”：“水煮豉研犀汁与服，兼时进生葛根汁。其大热盛者，与紫雪如两枣许大，水和饮之，并烧猪粪、人粪作黄龙汤亦善，各可服三二升。”怎么想到要用人粪入药？《本草纲目》等认为，人中黄可以“清热凉血，泻火解毒”。

同时，“又捣一大鼠，绞汁与服，大止热毒，瘴热病服此俱效。”至于老鼠的用法，方下说明：“其鼠并头皮五藏等全捣，若汁少着少许水和绞，亦不难服，常用立验也。”

还有的方子用到猴骨、驴粪，甚至人骨，如天灵盖，《外台秘要》“温疟方五首”：“疗温疟（夏季虐疾），渐渐羸瘦，欲成骨蒸，常山汤方。常山三两、车前叶一握、甘草二两（炙）、猕猴骨三两（炙）、乌梅肉二两、天灵盖一两（烧作灰末）、驴粪汁三合。右七味，切，以水六升，煮五味，取三升，去滓，下粪汁、天灵盖末，分三服，微吐不利。”

传统医学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那种青蒿又名香蒿（最著名的是以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煎成的青蒿鳖甲汤），青蒿素含量很低，特别是加热到60摄氏度，其结构就被破坏。而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史上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青蒿素本来应该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因错就错，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

事实上，葛洪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提到疗效。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虽然偏方如此之多，但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说明并无特效办法。直到1950年，全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

（二）中国经验

解放以后，我国疟疾仍然处于蔓延状态，甚至到1970年，还发生过一次异常的流行高峰，年发病高达2411.5万例。但自1990年代起，就趋近于零；到2017年后，就真的是清零了（图1）。

图1  1950-2017年我国疟疾发病趋势 

短短70年，消灭一个存在了至少3000年，且仍在全球肆虐的瘟疫，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是依靠科学，还必须有高效组织和强大社区动员、透明通报和定点精准防控。传染病的防控绝不仅仅是医疗和疾控机构的事，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在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开展了规模浩大的群众性疟防运动。疫区全民普服乙胺嘧啶和伯氨喹进行预防，大规模发放和使用杀虫剂浸泡蚊帐，对蚊子孽生环境进行整修改造（清理池塘、河流、住宅区积水、花园、灌木丛等等）。据统计，仅在1991-1998年，就治疗了有疟史者1515万人次,流行季节预防服药3412万人次,每年在950万-1955万人口地区进行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或浸泡蚊帐灭蚊。没有这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区参与规模，控制疟疾是不可能的。

透明通报是传染病控制关键的关键。在1985年前，我国疟疾病例是以县级为单位进行纸质报告，通过邮寄的方式上报的；1985年开始电子报告，2004年后更是采用网络直报，效率提高无数倍，真正实现了对疫情的及时、准确、完整的监控。

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创造了“1-3-7”防疟模式：“1”是指医疗机构发现疟疾病例后24h（1天）内必须进行网络直报，通过县-市-省-国家四级通报实现逐级实时响应；“3”是指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必须在3天内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与核实，同时开展实验室复核，确认诊断无误；“7”是指对疟疾疫点在7天内完成调查与处置。

这一经验被WHO作为样板向全世界推广，其核心实质是透明化的通报和快速反应。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本土疟疾发病大幅下降，但离消除还有很大距离，为此国家制定了“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策略。这是一种精准的防控策略，它以病例为原点，对基于透明和快速报告的每一个病例，都进行严格的线索追踪，开展包括实验室再次确认、感染虫种确定和感染来源判定的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以判断该病例是本土的还是输入的、是输血感染还是蚊媒叮咬传播的。同时，对家属和邻居、社区进行人群带虫调查，根据调查决定是否扩大调查范围，线索追踪结果把病例所在地区分为活动性、非活动性和假疫点等三种情况，再依据不同级别展开精准的“清点拔源”行动。

精准防控不是一刀切，我国根据不同疫区的不同蚊子种类，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在以家栖性和偏吸人血的微小按蚊和嗜人按蚊为主要媒介的疟区,采取ITNs灭蚊为主；在兼吸人畜血的中华按蚊地区,以传染源防治为主；在外栖性大劣按蚊地区,以改变居民点周围生态环境和灭蚊为主。

（三）技术文化的变革

笔者认为，“技术文化”是高于“科学”一个阶层的概念。牛津大学的《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技术300万年的历史证据，而科学与其相互依存仅仅300年，之前的技术难道没有与之为伍的技术文化吗？何况，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什么”与“为什么”），以及技术发展的需求，难道只有“经验”相伴？

所谓技术革命，应该是贯穿300万年的宏大叙事，本质上是技术文化的革命，也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根据技术文化的重大变革，笔者将其区分为三个时期，即神学（以巫术文化为代表）文化时期、哲学（以自然哲学与生活哲学为基础）文化时期以及科学（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文化时期；而技术在与不同文化的结合中，所表现的发展速率也截然不同。因此，科学是“技术文化”革命的产物，也是科学时代的体现。科学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并非仅仅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纯粹理性。技术是科学的重要前提，没有技术就没有科学。但科学一旦诞生，就成为技术的基础，二者水乳交融，构成了工业革命的知识基础。

回到青蒿素的锤炼过程，它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成长。

1. 植物化学是青蒿素的基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