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理论界的说法不一，大概有四类：技术是知识；技术是手段；技术是工具；技术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衡孝庆在“什么是技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2774- 380850.html）一文说：

作为知识的技术，大概只适用于现代技术，因为在古代，技术是不入知识分子的法眼的。也可以说，那个时候只有工艺、技艺，没有技术？或者说，技术也包括缄默知识？其实，究竟什么是知识，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是语言符号、是信息？是认识？等于没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知识，等于什么也没说。在工厂，技术有两种，一种是可以传授的，一种是靠自己练的。那个才算真正的技术？

作为手段的技术，也说不清楚。什么是手段？抑或叫方法？这个叫工艺比较合适。

作为工具，只能是技术的外在表现。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工具，甚至很多技术不需要工具，甚至不需要身体，只要动动脑筋就可以。

作为存在方式的技术，看上去比较深刻。不过仔细想想，连海德格尔这样的聪明人都搞不清什么是存在，愚笨的我又怎么能理解呢？

我觉得技术有点类似于老子的“道”，或佛教的“禅”，不可说，不可说。

如果放眼看去，技术在人的世界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甚至在追溯人类起源时，也要与技术挂钩：之所以认为非洲南猿是人类的祖先，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使用工具的猿，最接近人类。实际上，就是以技术标准来衡量人类的起源，而不是用生物标准，是不是很难寻找生物标准我不知道，起码应该有对技术的一种认知在里面。

再具体一点，对于中国人而言，技术是一种只能做不能说的东西。是不是因为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人对技术的态度和西方人不太一样。不仅是过去，也包括现在。尽管技术哲学在中国也有若干年的存在，却没有任何地位，不管在哲学界还是技术界。我不知道是不是技术不值得反思，还是技术没法反思？

这个可能有点钻牛角尖。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技术史》（A History of Technology），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国际技术史巨著，自1954年起用了整整30年时间才出齐。该书在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CI）资助下于1950年开始筹划编写，1954—1958年出版了第Ⅰ—Ⅴ卷。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长查尔斯·辛格等4人为主编，内容涵盖远古至19世纪末。这5卷出版后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意大利文、日文出版。在前5卷的基础上，由特雷弗·I·威廉斯主编于1978年又完成了第Ⅵ—Ⅶ卷的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将这两卷的出版作为它成立5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这两卷的内容主要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一些章节的内容实际上已写到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卷是整部著作的索引，于1984年问世。

这是一部自远古至20世纪中叶的综合技术史，全书共194章，每章均由该领域的专家撰稿，内容翔实，涵纳30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和插图。该书由于编写出版时间达30多年，因此前5卷与后2卷在内容安排、写作方法上有较大的不同。前5卷侧重于对不同历史时期技术自身的发展的阐述，后2卷则更注重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的研究，即用了一定的篇幅总结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技术发展对经济、文化、社会的作用问题。1960年，《技术史》最年轻的主编威廉斯与德里（T.K.Derry）合作将前5卷加以适当删节，出版了节本《技术简史》，被译成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史》，是全球各地技术专家从1954年到1984年30年磨一剑编著成功的。2000年，《技术史》中文版作为重点项目列入我国“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上海科教出版社独家引进版权并动员6所高校的数百位专家共同编译，共800余万字，已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其中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是：技术是人类为满足需求而改变世界的行为，或者说是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正是这样的定义，才能够操作这件浩大工程。

我最感兴趣的是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史》是如何描述的呢？虽然没能够读到该书，但从它的目录中可以看出一二：

它的第1卷第7编是“为科学作准备”，这个时间段是远古至古代帝国衰落史前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其中有3章，即第29章“记录和文字”，第30章“度量衡”，第31章“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学”。

它的第2卷第5编是“实用技术和应用化学”，时间段为约公元前700年至约公元1500年。包括第17章“动力”，第18章“机械”，第19章“水利工程和卫生设施”，第20章“军事技术”，第21章“炼金术装置”，第22章“结语：东西方的反思”。这个时间段，科学还没有诞生，但“东西方的反思”显然是比较的结果，不知道其中议论了什么。

它的第3卷第5编是“通向科学的途径”，时间段是1500年至约1750年，应该是论述技术如何支撑科学的诞生。其内容为第21章“历法”，第22章“1500年以前的精密仪器”，第23章“约1500年至约1700年的科学仪器制造”，第24章“机械计时器”，第25章“化学工业中的发明”，第26章“结语：西方的兴起”。其结语“西方的兴起”描述的，应该是科学与技术水乳交融的开始。

它的第4卷第6编“技术的科学基础”（工业革命时期）仅有第23章，“从工艺诀窍向作为技术基础的科学转变的开端”。可见，工业革命到来的前提是科学成为技术的基础之后，二者出现互动催化的加速度效应，人类才真正进入到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时代。

那么问题是：在科学诞生之前，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可能是“技术史”应该考量的问题。

江晓原教授曾经关注过这个话题，如“没有科学的技术是否可能？”（《新发现》杂志2017年第4期），“百年后重新审视，技术与科学是两个平行系统”（2021-8-5《文汇报》“读书专版”，但都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他提到一个为中医辩护的理论路径：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医几乎已面临灭顶之灾。那时西医界和“科学界”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口号之下，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废除中医的努力。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中医的支持者居然也接受了这个荒谬的口号，因此他们的“救亡”路径，就变成竭力证明“中医也是科学”。

可是一旦试图论证“中医也是科学”，立刻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医是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如果答案还是“阴阳五行”，立刻就会遭遇更加气势汹汹的质问：难道阴阳五行也是作科学？科学和“迷信糟粕”还有没有区别？正是在这样进退维谷的理论困境中，中医被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宣布为“伪科学”，让中医界人士痛心疾首。

这就需要从宏观上回顾一下中医的历史了。这种宏观的历史回顾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却经常被人忽略。

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健康就是由中医呵护的，这种呵护持续了几千年。若要问这种呵护的成效如何，我们只需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四亿人口，这就是中医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成效。放眼当时的世界，这个成效也足以傲视群伦。更何况如同都江堰至今仍然在灌溉滋养着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一样，中医中药至今仍然是许多国人面对疾病时的选项之一。

从理论上为中医辩护，路径有如下几条：

一、为中医争取“科学”地位（目前许多中医界人士和中医支持者就是这么做的），为此就要求承认阴阳五行也是“科学理论”，而这会遭到科学界的普遍反对。

二、坚持阴阳五行是“迷信”和“糟粕”，为此不惜将中医视为“伪科学”，某些思想上奉行“科学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就是这么做的，但他们被中医界视为凶恶的敌人——从客观效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如果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就应该质疑“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一原则。即使在科学技术已君临天下的今天，我们生活中也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非科学”的东西。比如诗歌是科学吗？昆曲是科学吗？如果贯彻“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原则，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不允许存在？

诗歌昆曲都是随意举的例子，并无深意，但下面这个问题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从未见有人说诗歌或昆曲是“伪科学”？

一个“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将会回答说，这是因为诗歌和昆曲从未宣称过自己是“科学”呀，而中医却试图将自己说成也是科学。

这个虚拟的回答，却提示了中医在理论上“救亡”的第三条道路：

不再宣称自己是科学，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既然我没打算将自己说成科学，也就没有人能够将“伪科学”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至于你们愿意将我视为“科学”与否，我无所谓。

显然，江教授的这个建议并未被中医界接受，不仅因为论证乏力，而且不是个好主意：诗歌或昆曲，那不是中医追求的目标。中医的问题并非一顶“伪科学”的帽子，摘下来就万事大吉。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究竟是什么关系？它的临床思维运作模式是否客观高效？它如何指导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的？这才是当代中医应该明确的问题，也是技术史应该研究的大课题。

可以说，中医学是现存古代科学最完整的标本，一旦剖析清楚，中西医之争的许多迷雾可能会昭然若揭。它的深层次问题，确实需要认认真真坐几年“冷板凳”，才能够梳理清楚。

当然，这也不能责怪江教授。作为一个天文学和科学史大家，在他的知识结构里，尚无一个完整的古代技术传承脉络与文化阐释的宏观构象，或者说他缺乏身临其境的感受一种古老技艺运作的完整流程，以及古往今来的史学考察。但是，在“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中国古代技术文化”这样一种替换性说法，也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