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赵洪钧所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再版序。鉴于多数网友很可能没有读过赵先生的大作，谨把此文贴在这里供参考。

这里所谓近代名人，指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

为什么要介绍近代名人论中西医呢？

因为不少人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缺乏基本认识。

比如，当年洪钧以本书申请学位时，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学位的理由之一是：近代中国没有什么中西医之争。

我想，这样的理由，现在没有必要反驳了。

当年还有人，把中西医之争看作阶级斗争。

比如，本书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主任答辩委员只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

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当时洪钧略答如下：

“我们提倡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重视发生论争的社会根源，但不是把学术问题和政治混为一谈。不能用社会革命的理论，去对待医学上的学术争论。同时，应该把近代史上的医学家及有关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区别开来，更不能把某些个人在政治上的反动堕落扩大化。

    比如，汪精卫、汤尔和、褚民谊等人于1938年左右，先后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汉奸而遗臭千古，但不能把曾受他们支持过的废止中医派也说成是汉奸。反之，支持过中医的阎锡山、何健甚或焦易堂等人均系军阀、政客，曾欠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少血债。此外，支持中医的人物中确有一些清朝遗老，视封建礼教若命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维护中医的人都是出于复古、保守、反对革命的目的。总之，我们是在进行学术探讨，虽不免要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解释，但除了医学学术而外，更重视一般思想和文化背景，而不应把至今还起着某种作用的政治因素，当作分析问题的唯一原则。那样会限制我们全面地认识中西医论争的历史经验。”

其实，上面这两段话，是论文手稿中就有的，很可能那位委员没有看或看不进去。

洪钧当年的答辩词还有手稿中没有的。即：

“在我国近代史上，曾经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梁启超、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对中医都持否定态度。诸位应该知道，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见差异很大。如果以对中西医问题的态度为准划分阶级，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论。”

很遗憾，洪钧的上述见解未能说服主任委员，和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目前很可能还有不少人，不认同洪钧的上述看法。

所以，为进一步阐述本书的见解，有必要进一步介绍近代名人论中西医。

这样做还由于，旧版本书对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关于中西医问题的论述介绍确实不够全面。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洪钧的时间、精力和学识不足之外，还由于当时不少文献没有公开或很难查到。近20多年来，随着新的有关著述出现，资料渐多，已经比较容易作一比较全面的介绍。

总之，本文所谓近代名人，主要指近代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代表着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潮流，必然对近代知识界影响最大，也必然影响近代当政者决策。介绍他们当时如何看中西医问题，才能真正了解近代中西医论争有着深远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逐一介绍之前，最好先略述有关人物的思想派别和政治倾向。

吴汝纶是激进的洋务派学者、文学家、教育家；严复是清末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主张君主立宪；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于一身，早年追随康有为，辛亥后反对帝制，但终生不与国民党合作，也不倾向于共产党；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总书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和他最得意的门生傅斯年都主张全盘西化且拥蒋反共，因而是南京政府时代最受保护的思想家和学者；梁漱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被称为最后的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鲁迅和郭沫若则是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见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属于民族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章太炎，本书有专节介绍，本文从略。

显然，上述人物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和学术思想各流派，而且无不是一流名人。

以下结合简单生平，大体按应世先后，逐一介绍上述名人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

一、吴汝纶极力贬中褒西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次年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历官直隶深州、冀州知州。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89～1902)，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弟子甚众。光绪二十七年（1901），吏部尚书张百熙荐吴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不就，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归国后，还乡谋办桐城小学校。

吴氏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尤其属意张、吴，谓：“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其为文宗桐城派，求文者甚众，人称桐城派最后宗师。吴氏生前刊刻著作有《深州风土记》、《东游丛录》等。殁后一年，其子吴凯生编次《桐城吴先生全书》印行，内含文集、诗集、尺牍及说经著作等 6种。另有编定未刻及未编定者多种。嗣后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

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又主讲莲池书院十二年，加之文章风行海内，造就了吴汝纶一时名重朝野。不过，他在当时的影响更多来自他对西学的重视。特别是严复创译的《天演论》和《原富》都请他写序，对清末启蒙运动有极大影响。比如，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先生便喜读《天演论》，后来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还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言下之意对严复和吴汝纶颇有几分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吴氏对鲁迅那一代人的影响。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随着是六年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使吴氏对洋务派乃至清廷完全丧失了心信。这样我们才可理解，为什么1901年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举荐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坚辞不就。最后，张百熙亲自登门“拜跪以请”，他仍不允，而是提出先行到日本考察学制，再定莅任。考查日本归国后，他终于没有赴任，而是回乡自己办教育去了。

吴氏对中西医问题，可谓言行一致。

他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自己也宁死不用中医。

他对中西医的见解大多见于书信，摘引如下：（引文俱见：徐一士.一士类稿 一士谭荟.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192～196.）

1．称中医为含混医术：“今西医盛行，理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 (辛卯六月晦日答肖敬甫)

   2．说中医一钱不值：“近日五洲医药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执事曾不一寓目，颛颛焉惟素问、灵枢、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编，横亘于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进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错谬乎！ ”(癸巳三月二十五日与吴季白) 

    3．认为中医书应该付之一炬：“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二月十日答王合之)

4．说中医万不可用：“中药不足恃，不用宜也。若不用西医，则坐不知西医之操术何如，仍中学在胸不能拨弃耳。实则医学一道，中学万不可用。郑康成之学尤不可用。中医之谬说五藏，康成误之也。咳嗽一小疾，然可以误大事。中医无治咳嗽之药，亦不知咳嗽之所关为至重。此皆非明于西医者不能自养。”(三月二十三日与廉惠卿)

洪钧按：所谓郑康成说，指西汉大儒郑玄所持的《尚书》古文说。这里吴氏批评郑玄，但联系下文可知，他在经学上应该是古文学派。

5．说中医自古妄说：“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十一月十七日答何豹臣)

    6激烈批评阴阳五行说和脏腑开窍说：“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与病家无关，此尚是公理，至以目疾为肝肾二经，则相去千里。吾料公今所服药大率皆治肝补肾之品。即令肝肾皆治，要于目光不相涉也。况中药所谓治肝补肾者，实亦不能损益于肝肾也！然且劝公勿久服者，中药性质言人人殊，彼其所云补者不补，其所云泄者不泄，乃别有偏弊，而本草家又不能知，特相率承用，而几倖其获效，往往病未除而药患又深，此不可不慎防者。”(戊戌十二月四日与贺松坡)

    7不信燕窝、鹿茸补益：“汝堂上属买燕窝、鹿茸等物，一时无人携带。自西医研精物理，知燕窝全无益处，鹿茸则树生之阿磨利亚及骆驼粪中所提之阿磨利亚皆与茸功力相等，而价贱百倍，何必仍用此等贵物乎？西医不但不用鹿茸，亦并不用阿磨利亚者，为其补力小也。汝平日不考西书，仍以鹿茸为补养之品，何其谬耶！”（已亥五月二十四日与千里）

8．说中医不了解肺结核：“令四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并宜移居海濒，借海风所涵碘质以补益肺家，服麦精鱼油以调养肺体，仍戒勿用心，勿受外感。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症筒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九月二十日与廉惠卿)

9．盛称西医和西法法医：“前初见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劝兴医学。昨外务大臣小村君亦谆谆言医学为开化至要，且云他政均宜独立，惟医学则必取资西人，且与西人往来论医，彼此联络，新学因之进步，取效实大等语。是晚医学家开同仁会款待毓将军及弟等，长冈子爵、近卫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说，皆望中国明习西医，意至恳至。东京医家集会者近百人，可谓盛会。而弟所心服者，尤在法医。法医者，检视生死伤病以出入囚罪，近年问刑衙门获益尤多。吾国所凭《洗冤录》仵作等，直儿戏耳。恐议者以医为无甚关系，故具书此间所闻，以备张尚书采择。”(壬寅六月十日与李亦元)

10．在日本西医界欢迎他的招待会上致答辞，完全否定中医：“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医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敝国名医以张仲景、孙思邈为最善。仲景伤寒所称十二经，今西医解剖考验实无此十二经路。苏东坡论医专重孙思邈，今观《千金方》所论五藏亦皆今文之说。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同仁会欢迎会答辞)

11．孙子患眼病，他写信给儿子嘱咐不要服用中药：“犬孙目疾，若中药虽可见效，吾不主用，缘中药难恃，恐贪其效而忽其敝。中医不能深明药力之长短。孙儿障翳苟不碍瞳人，即可置之不问，久亦自退，较胜于用不甚知之药。观西医不见病不肯给药，则知中国欲以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也。”(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谕儿书)

12．自己病重垂死，不肯一试中医：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吴汝纶）卒于里(桐城)。其所聘学堂教习日本人早川新次以报丧书寄其本国，中述延米医治疗事，谓:“正月九日下午，突有先生之侄某，遣使送书，报先生病状，且言先生不信汉医，专望西医之诊视，乞伴米国医偕来。小生不敢暇，即与米医交涉。十日晨发安庆，夜半到吴氏宅。直抵病床询问，见其容态已非现世之人。惊其病势之急激，知非等闲之病。亲戚辈具述疝气之亢进，腹部膨胀如石，热度高，米医不能确定病名，小生疑为肠膜炎也。是夜及次日，米医种种治疗，病势益恶。先生自觉难起。……小生酬知己之恩，正在此时，与米医议良策，奈传教兼通医术之人内科非所长。先生病势益恶，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绝。……先生于卫生医术，生平注意。……今兹之病，斥一切汉医不用，辩汉医之不足信，特由安庆奉迎西医，闻生等一行到宅，甚为欣喜。岂料米医毫无效验！米医云:‘若在上海或日本，得与他医协议良法。’小生亦觉此地有日本医土一人，或可奏功。遗憾何极！”

可见吴氏笃行其志，至死不肯一试中医。

可想而知，受吴氏思想影响很大的壬寅和癸卯学制（1902和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教育制度）就会有废止中医倾向。

所以，中国知识界否定中医且有废止中医倾向，不是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始于南京政府时代，而是早在1900年之前。

当代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吴氏为什么对中医如此深恶痛绝。为全面了解甲午和庚子之后，中国知识界厌弃旧学，渴望新学，向日本学习的热诚，以及吴汝纶与洋务派决裂自办教育的决心，再附上近年来对他办教育、特别是赴日考查经过的介绍。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时，有识之士痛切地认识到，只有引进先进的西方科技，改革教育，培养有用之材，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京师大学堂便应运而生。这个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时事飘摇中几经风雨。光绪二十七年(1901)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张百熙，欲聘请学界泰斗，且具有开化意识的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权衡各方情况，吴汝纶决计拒绝这一天下仰望之殊荣。张百熙则求贤心切，亲自登门礼聘，竟至“拜跪以请”，吴汝纶仍不允。后又经多方劝说，以至于张百熙向朝廷奏准，且着赏加五品卿衔，“若再固辞，是不齿弟于廷也”，吴汝纶才勉强答应暂不坚辞，提出先行到日本考察学制，再定莅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三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率团赴日本考察。在日本期间，吴汝纶考察了东京大学堂(今东京大学)、西京大学堂(今京都大学)等高等学校。此外还有各类小学校、中学校等，共达四十余所。而且，对各类学校的考察无不认真详细。从学制到学校组织，从课程设置到教材使用，从学校布局到室舍构造，从课堂到实习、实验，从教育经费来源到教职工薪俸等等，一一细加询问，详做记录，以期求得可供中国教育改革之借鉴。他还参观了造船厂、图书馆、博物馆等30处，以学习富国强兵的经验。其间，吴汝纶还拜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田中不二等文部长官和井上哲次郎等著名教育家，认真听取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改革的过程、措施、得失，并就中国的教育改革做详细具体的讨论。还仔细听取了文部专门为他们一行组织的系统教育讨论十次，对日方所介绍的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教学设备、日本教育沿革等，吴汝纶都亲自详细记录。还应邀出席了欢迎会、研讨会30多次，认真听取日本友人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建议。其间，吴汝纶表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一次出访途中，因所乘人力车车倾，鼻子跌伤，血流如注，他到附近医院简单包扎以后，仍赴会。他常常“日夕应客以百十数，皆一一亲与笔谈，日尽数百纸”，“客退，辄撮记精要，手录成册，每至过午不食，夜分不寐以为常”。吴汝纶这次考察，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也受到极高的礼遇，竟至明治天皇破例延见。在日本期间，吴汝纶即将文部听讲笔记、有关日记、各校所赠图表、函札笔记整理成长达十余万字的汇报文摘，由日本三省堂书店于当年出版，题为《东游丛录》，再加上他考察期间发给张百熙及其幕僚访问所得的信，反映出吴汝纶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绘制的蓝图和一些可贵可行的设想。九月十七日，吴汝纶一行启程回国，十八日过马关，忆及七年前李鸿章与伊藤签订《马关条约》，悲愤地写下“伤心之地”四个字。九月二十一日抵达上海，历时四个多月。从日本回国后，吴汝纶派人将整理好的汇报材料送往北京，自己则从上海径回安庆。此举主要是为了在故乡创办一所新型学堂。到了安庆，他顾不上回老家省亲，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学校筹办工作中去。他将桐城县学堂校址暂定在省城安庆，可能是因为按清律在州县只能设立小学堂，而吴汝纶欲将桐城县学堂办成中等以上学校，先在省城报批，以后再迁回桐城县。他亲自撰写相关材料报呈官府，办理审批手续；亲自起草《创立学堂说帖》、《学堂招考说帖》，明确指出“本学堂应国家之急务，以专授实学速成人才为宗旨”；亲自说服巡抚和藩台，借用旧武备学堂暂作桐城县学堂校舍；亲自筹措经费，并率先捐出100银元。他亲自任学堂堂长，并聘请声望很高的马其昶、姚永概为分理，任用从日本选带来的早川新次郎为教习；亲自为学堂撰写了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和匾额“勉成国器”。风闻新式学堂在安庆开办，特别是学堂管理人员及教师的崇高威望，前来报考的学生竟达一千多名。限于条件，经过严格考核，第一期录取了正取生52名(伙食由学堂供应)，附取生60名(伙食自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桐城县学堂正式开学。吴汝纶则因积劳成疾，于正月十二日卒于家中。由桐城县学堂演变而来的桐城中学已逾百年，房秩五、章伯钧、朱光潜、马茂元、舒芜等“国器”层出不穷，也是对吴汝纶的最好告慰了。

    二、严复谓中医学理根于臆造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候官人，出生于医生家庭。1866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留英期间，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879年毕业回国，任福州船厂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1902年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1905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 ，次年任校长。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同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被荐为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思想趋于保守。1913年，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1915年，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五四”运动中，诋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保守思想日趋严重。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严复深受刺激 ，开始致力于变法宣传和翻译西方名著。同年，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 》、《 原强 》、《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谴责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他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度。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使《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影响最大的报纸。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奋力翻译。至1909年，他先后译出的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 ，共160多万字。他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

严氏学贯中西，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他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他认为尧、舜、孔子生当今日，也要向西方学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26.）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9.）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

他在《原强修订稿》一文中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5.36.）所谓鼓民力，就是国人要有健康的体魄；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为此，他主张维新变法，但认为变法不宜过骤。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之外，还积极宣传“名学”。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的方法。中国旧学“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的重要原因。他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9.）

基于这种观点，严复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复译. 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0）

三、梁启超以中医学理为耻辱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接受传统教育，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人称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归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5年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主笔《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6年离京抵沪，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等书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7月3日召见梁氏，命呈《变法通议》，授六品卿衔，并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梁启超逃亡日本。

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即想与之建立联系，但遭康有为拒绝。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商谈两党合作，未果；12月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严拿康、梁，梁启超忙于保皇会与勤王起义事宜。该年四五月间，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决定联合出兵，六月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七八月间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返国。不久自立军起义事败，梁启超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后应澳洲保皇会邀请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启超返回日本。1901年6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1902年初，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此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日益激烈。1906年，梁启超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后因遭清政府查禁而解散。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梁启超生活困难，以读书、著述为业。1911年，清廷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自日本回国。

回国后，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梁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人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出任司法总长。“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其后梁启超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使他同老师康有为彻底决裂。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进步党中演变出“研究系”，梁为领袖。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续善后借款1000万日元合同；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徐世昌委派梁启超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赴欧，促进山东问题的解决。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20年回国后，开始集中精力从事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民主研究。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1922年赴各地讲学。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梁氏著述宏富，有多种专著和文集行世，以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为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氏自己认为，严格而言，他一生从事的事业均遭失败，但由于长时期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他不但名重当时，对近代中国思想也影响深远。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氏就提倡西医，对中医持批判态度。“五四”运动后，他批判中医日趋激烈。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撰“医学善会叙”说：中医 “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土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49～453.）

又说西医“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49～453.）

1924年，《东方杂志》开展对阴阳五行的讨论。首先发难批判者就是梁启超的文章“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此文开篇即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他认为：“阴阳两字，不过孔子二元哲学之一种符号……并不含有何等神秘之意味与矫诬之术数。”五行“不过将物质区分为五类，言其功用及其性质，何尝有丝毫哲学或学术气味！”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氏尤甚深恶痛绝，并指出医家经典受害很深。他认为：“将宇宙间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来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据他计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者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故以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引自《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43～347.）

应该说明，梁氏否定阴阳五行未免偏激，但认真地研究这一学说的渊源发展，特别是文献考证方面，梁氏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时，此文一出，几乎没人唱反调，仅有一两篇文章略补其考证之不足。梁氏否定阴阳五行的思想远不止此文，他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中说，清初学者黄梨洲、黄宗炎、毛西河、胡胜明等人的贡献，就是“把所有一切怪诞的图——什么无极、太极，什么先天、后天，什么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什么六十四卦的圆圈方位，一概打扫得千干净净。一千年罩蒙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

以中医学理为耻辱的梁启超，患病后自然很不愿意求治于中医。

然而，他的病与死却成为近代中西医论争中的一件大事，而且从中更能说明他如何看中西医以及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影响。

2006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载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梁启超的“病”与“死”》，作者张建伟。从中不但可以了解梁启超的中西医学观，还可以看出当时很多名人如何看待中西医问题。

以下较详细地介绍此文——其中引用的资料较多。

张文这样评价梁启超：

“称梁启超先生为‘伟人’，名至实归。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到大学讲演，连‘疑古大师’钱玄同教授都来‘陪听’。梁先生登上讲台，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所以，当梁启超先生竟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梁启超的病和治疗经过大体如下：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X光透视，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癌。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其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梁氏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计住院35天。

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其实，首先就此批评西医的就是《病院笔记》。

初看《病院笔记》，不过陈述兄长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细心探究，已是对西医略有微词。原来，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 “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中医之理论，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有激愤，但还是把西医和中医置于同一水准。

陈西滢则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嬉笑怒骂：“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那么，中西医的摸索有何不同呢？“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拒绝了西医又怎么办呢？陈西滢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对中西医的态度泾渭分明。

陈西滢的说法见于他80年前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尽信医不如无医》。文章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开割是早晚难免的事情，虽然四五年内还不要紧。可是晚治总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变成别种病症的危险。于是，“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筋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当年参加争论的还有著名文学家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载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

文中说：“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徐氏继续嘲讽道，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西医如此这般‘看病’，哪个还敢“看西医”？因此，“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鲁迅先生也参加了这场争论。

当年7月5日，鲁迅开始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他也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那么，鲁迅如何看待中医呢？他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信。”

面对如此舆论，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正式为西医辩护。

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他还肯定西医的医疗有效，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2006年出版的张清平著《林徽因》一书也涉及此事，说：梁启超死于手术后第三年，原因是手术时主治医生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洪钧按：即刘瑞恒）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 （张清平.林徽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私下里，梁启超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不到3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 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

张文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

洪钧不这样看，故曾经说：有病求医应该持实用主义态度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光彩。江湖术士治好大病，也必然有道理。余云岫也主张搜集江湖术士的经验。科学不否认任何事实，只不过要弄清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近代名人还是大多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他们自认为是新潮人物，深恐有损自己的形象——借口是误导民众，凡是当时西医闹不清的诊治方法，都不愿意沾，这难道是科学精神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