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在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上的发言

今天我仅想与大家交流自己在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内容并不是非常系统，但其中有些是自己的看法。汇报框架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怎么看待实证研究？第二，我有个基本看法，通常大家常言的“实证”，其实更接近经验研究，我尝试做些说明。第三，关于实证研究理解可能存在的几个误区。第四，关于方法、问题与理论间关系的理解。第五，我提出自己的立场，倡导经验研究、方法的混合与共融。

关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如果细说下来，必然涉及到孔德的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限于时间，这里不做赘述，直接切入主题。在我看来，所谓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不是一个方法，也未必是一个范式，而是一种带有理论探究的研究取向。首先，所有实证研究起于外在的观察经验，由观察生成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来自经验与现实，而不是文本文献。在问题形成后，建立一系列因果推断，即理论假设，然后是变量关系推断，以及通过确凿的经验和事实去证实与证伪，最终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解释。实证研究非常强调逻辑性，主要是演绎推理。

实证研究有一个比较理想的预期，它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理路，强调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即所谓通则，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建立起一种存在因果关联的理论模型。其研究过程与结论带有脱域性，即不受研究者及其所在情境的限制。另外，强调价值与情感无涉，所有历史、文化以及个人阅历、价值和立场都是被剔除在外的。最终是要形成一种确定性的知识或者是理论，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其数据与信息的获得采取的是一种远距离观察方式，严守主客二分。数据与信息获取方法与来源非常多，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访谈、数据，统计数据、文本（编码），如此等等。

这里可以列举有关规范实证研究的例子。比如社会失范理论、布劳—邓肯模型、对应理论，科学社会学中的马太效应、优势累积效应、特殊主义与普通主义的机制等。这些都是通过实证方式获得的带有普遍意义上的一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如情境定义、自证语言、标签效应等等，中观层面如社会网中的社会资本、桥、结构洞，也是通过实证方式获得的理论模型。

这里不妨呈现一个案例，如《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紧张》是李汉林教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篇文章，它试图研究对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紧张予以因果解释。研究采用了许多主观评价作为因变量，试图分析它与诸多客观变量即自变量间存在的关联。整个的线路即：基于观察形成问题，由问题形成一系列的假设，对假设进行经验检验，最终形成理论解释。

在此，我所说的是，如果以上述标准来审视，日常中大家常提到的许多实证研究，其实并不严谨，而是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经验研究是相对于传统纯粹思辨而言的，实证研究也是经验研究，只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类型，它是小众的，而除此之外的绝大部分，其实是非实证的经验研究。很多人会认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相对立，似乎经验研究是没有深度和浅表化的，我对此不予认同。的确，大多经验研究结论是未必指向通则，或者充其量仅仅获得的是特征描述，带有局限性的知识与共识，但是，正式通过众多一般性的经验研究，我们才能够发现很多真实的问题，从而成为进一步实证研究的问题与理论生成之源。

在此有必要稍微说明一下，究竟什么是经验。严格实证研究所指的经验是外在经验，而我认为包括内在直觉与体验、个体经验，集体历史与文化体验，其实都不妨可以归为经验范畴。经验研究可以带有状描、理论和政策或实践等不同取向，不过，我更赞同的是涵盖这些的综合取向研究。关于经验研究，有人认为它包括三个路径。第一是实证路径，第二是诠释取向，第三是规划或政策取向。实证取向这里不再重复，诠释取向或诠释主义取向强调的是参与性的观察，如民族志、口述史、叙事等等；规划政策取向，其实就是行动研究，强调发现问题，基于问题提出进行决策，然后干预，最终解决问题。

在此，我尝试分析一下现实中关于实证研究所存在的部分误区。第一，实证是否与理论思辨对立？其实，所有实证研究都是带有理论负载和为理论所渗透的。实证研究的假设形成过程本身就是理论思辨过程。逻辑是实证研究中最核心的工具，特别是实证研究中的推断性分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演绎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有关抽象概念，如何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量的操作性定义，没有理论功夫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基本思辨素养，实证研究是做不好的。

第二，实证研究是否能够做到严守中立？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都难脱价值与情感污染。实证研究都是问题在先，但是问题选择过程往往带有个人价值和立场判断。甚至实证测量的工具设计，有时候也难免受到价值污染，比如关于很多失范的量表设计，大多采用了非常极端的负面语义量表，这种表述本身带有设计者的价值取向，也往往会影响受访者的判断。这里举个例子，最近有个关于人们对房价承受力调查，调查的标题表述为“49.7%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太高难以接受”，相信你看了后一定会觉得大多人会抱怨房价太高。但仔细阅读全文发现，对目前房价可以接受的为46.5%，令人满意的是3.8%，也就是说，有50.3%的人可以接受目前的房价。因此。如果我把标题表述为“有50.3%的居民认为目前的房价可以接受”，你看了后会有什么反应？

第三，实证研究是否等同于定量研究？在我看来，我们日常当中大量研究，都采取了定量方法，但是很多定量其实并不是实证研究，譬如各种普查性的调查，其主要目的就是描绘有关整体特征。它们其实仅仅是描述性分析，没有理论假设。再譬如，大数据分析只做相关分析和趋势分析，它是定量的，但从来不关注因果关联，它也不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往往采用定量工具，特别是强调建立精确的数理模型，但这不意味着实证研究就一定是量化研究。比如说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基于田野观察与访谈所形成的众多理论，行为主义采用实验观察方法的研究，霍曼斯的交换理论等等，基本不用定量方法，而是采取归纳的方式获得相关的理论。

第四，循证研究是实证研究吗？在我看来，也不是，实证研究强调因果关联，回答的是什么与何以为是的问题。但是现在大量循证研究所关注的并非是这些问题，而是是否有用和有效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关心的班级规模大小与教学效果间的关系问题，它重点在于通过比较看那种效果更好？这种研究很难说是实证研究。在比如，现在很多人做的翻转课堂研究，通过设立一个参照组和一个实验组来比对效果，这也是偱证但不是实证研究。偱证研究仅关注效果往往存在致命的缺陷，它不仅无法提出一种因果关联的理论，而且也缺乏诠释主义所具有的人文与价值关怀。

第五，实证与诠释取向的质性研究间是对立的吗？通常人们往往认为两者间是相互排斥甚至对立的。而在我看来，两者间常常相互缠绕于一起，很难区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凡人的行为都是带有动机与意图的，仅仅通过外在观察并不一定真正说明问题。譬如你看到两个樵夫上山砍柴，你的观察是两个人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同样的行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是砍柴生火，另外一个取来建一个栅栏，因此，实证研究不可能离开诠释。实证研究所关注的事实都是人为建构的事实，再严谨的研究，其理论解释都存在局限性，充其量是统计意义上的规律，但是这种统计解释的都有剩余和留白。譬如，有人认为统计中R2往往不超过50%，那剩下的50%怎样解释？此外，所有实证理论模型即使有解释力，它充其量是限于特定时空，一旦时空流转，解释力就会出现问题。

质性研究，关注特定情境中意义的理解与诠释，对研究对象往往有着更为生动具体的描述与把握，且通常有很高的内在效度。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质性研究仅仅关注其独特性或特殊性，而否认情境差异中任何家族相似性的可能，它难免也有自说自话的嫌疑。所以，在我看来，质性和实证之间不能过去强调其对立性，而应该关注互补。

譬如，质化研究可否也采用实证路线？在很多内容分析方法、扎根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编码的方式来分析文本，编码过程是一个诠释的过程，但是，对于编码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其实可以采用形成理论假设，进行统计分析方式来检验，这方面我看到的例子很多，很有趣也很有价值。

最后，我想摆明自己的立场。对于目前的教育研究，我更倡导经验研究，而不是一定要都做严格的实证研究。倡导经验研究，强调方法的混合与共融，才有可能为教育研究带来新气象。要避免几种可能存在的极端取向，过于迷信严格实证研究结论，难免陷入决定论与工具论。而如果一味拒斥实证研究规范，过于强调诠释的独特性，就落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

强调方法混合与共融，要求对研究路径的取舍有开放性和反思性。但有几个原则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在逻辑与事实之间，应该是事实（经验）为王；在方法与问题之间，问题为王。方法是为问题服务的，研究者应该能够做到文（质性）武（实证）兼备。我们对问题需要洞察里，方法（与素材取用）需要创造力，理论建构与解释需要想象力。教育研究归根结底是人及人的境遇的研究，需要关注处于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人，因此，它需要有价值关怀、本土关怀。但是，在求证过程中要讲究规范，尽量要有严谨性。对于任何方法，都不能过于迷信，在我看来，只有技艺精湛的研究者，没有所谓的方法论专家。如果方法不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过程，任何所谓的方法论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就此意义而言，方法毋宁说是一种研究实践中的艺术和策略。

最后我想用米尔斯在《社会的想象力》中的几句话收尾，权且作为共勉。

“我相信，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所提出的法则是超越历史的，是不能理解为某一时期的特定结构有关的。就是说，所有通则都无法摆脱继有特定时期历史和社会的局限。……一流的世界分析学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想象力非常关键，不受方法与技巧的制约。……对一流的社会学家来说，方法与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站

http://www.ed.ecnu.edu.cn/?p=3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