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刚上完大学三年级就想写一部中国医学思想史，因为那时正读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和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三卷）。1982年，在《中华医史杂志》第1期，我发表的第一篇中医文章是“要注重中医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接着发表了“中医理论的科学美”（《医学与哲学》1982年第6期）和“试论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医学与哲学》1982年第10期），都是宏大叙事的尝试。那时候迷上了医学史，我考研究生的志愿也填的是它。但1983年毕业时没有考上，后来却换成《温病学》，为的是与母校附属医院工作的妻团聚（因为带薪学习，分配回到了家乡）。从此，走入中西医结合传染病的职业生涯。

退休后，突然感觉自己面临一段生命的“黄金岁月”。做些什么呢？不久，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李经纬研究员领衔主编的《中医学思想史》，曾经的“少年轻狂”仿佛又飘然而至，缠绕的让人难以释怀。因为当年我报考的导师就是李经纬老师，还跟他写过信。这次得知，他的这本书写的相当艰辛。从1996年元月接受主编任务，到2006年4月1日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历经10年，数易其稿（其中撰写提纲的过程就经过了整整2年），但仍然感觉“远未达成理论上所提出的要求”。

我觉得，他们最困难的事情应该是中医学定义，必须依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即“中医传统医学的重要部分为中医学，是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并在中国古代文化——天时、地理、物候以及阴阳五行等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科学。”那个时候，正是他们单位申请改名之前（中国中医科学院始建于1955年，前身为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71年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并，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12月举行五十周年院庆时，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因此中医学必须是一门科学。而且，他们接受的任务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牵头的丛书——《学科思想史文库》之一。

事实上，诞生于轴心时代的与自然哲学融为一体的“中医学”并非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在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成熟。爱因斯坦早在回复“中国无科学问题”讨论会意见时就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的周昌忠先生认为，先秦“名辩学”是先秦诸子中独具科学气质的文脉，它初步建立起了一种知性层面上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学框架。中医学体系构建时期恰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名辩学”被扔进了历史的角落，从而没有机会发展成一种促进科学诞生的逻辑学体系。《黄帝内经》明显打上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烙印，中医学和农学、天文学、地学、算学等等一起，包含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严重缺乏逻辑学规范。至今，我们仍然为其客观化、规范化等绞尽脑汁而难以突围。想想看，难道还有缺乏客观化和规范化的科学体系？

当代中医问题争议很大，截然相反的观点针锋相对，甚至你死我活。2002年夏天，台湾语言历史研究所李建民造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李建民. 中国医学史における核心问题. 内经（日本），2003，151：16-36】，他带着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而去：为何中医教育过程必须阅读古典？当时，他把这个问题就教该校某教授。对方反问：“谁说中医一定要念古典？读这本教科书已经够了。”然后递过印会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然而，当他把相同问题请教另一位教授时，回答是：经典教育当然是中医的根本；现代人所编的教材质量越来越差，不值一读。接着，这位教授送给他几篇近年“救救中医吧”的论战文章。

李先生说：“这些论战的内容相当具有震撼力。报导中引用大陆代表性的老中医、研究者，对中医的现况、教育方式做了极为激烈的攻击。这些文章如‘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从这些标题来看，不难想见中医的危机感；相对过去中医来自政治力的压制，这一波批评来自中医内部本身。而论战最后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早一段，朋友建了个“科学网老友微信群”，大家都是《科学网博客》的博主，有人风趣地说：“人与人之间，谈钱伤感情，谈中医更伤感情。”此火一点就着，马上有人接腔：“谈中医赚钱的事儿，尤其伤感情。”大家七嘴八舌，随即进入高潮，说“骗子”的，说“搅浑水”“忽悠”的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说中医有效，可以治疗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我也不甘寂寞，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打算坐5年冷板凳，在中西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两者的问题说清楚。立马，就有人说我是“捣糨糊”，但最后还算幸运，争论在“尽量自洽，减少自掐”的声音中落下帷幕。

我想，也许正是这一背景，重新梳理这个学科的思想史，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性为指导，恰如其分地进行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学术定位，可能有助于破解当前的站队思维及其你死我活的纷争。事实上，医无中西，方是化境。在当前中西医并存的大环境下，中西医互相理解，互相借鉴，互补互助，才是“患者至上”的正确选择。否则，门户之见，意气用事，互相诋毁，既是患者的噩耗，也是医者的悲哀。

为什么要写这套书？它是我的初衷，作为“人生从退休开始”的纯公益选择。因为，身在中医界40多年，平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应该有个交代。虽然这一切，与40年前的“少年轻狂”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医生到学者并非易事。因此，忐忑之心，有诗为证：

两段人生待洗尘，一帘旧梦始翻新。殚精竭虑医中事，但觅人间尽福音。

不过，当我手捧《中医感悟录》（2006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大多数是研究生期间的习作）的时候，过去的一幕幕恍如昨天。尽管往事唏嘘，但它仍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给了我奋进的力量。

读研究生期间，我一直比较活跃，除了提出“第三代中医”概念（认为解放前的是第一代中医，1956年以后高等中医院校出来的是第二代中医，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的是第三代中医）、组织编写《第三代中医论丛》（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9月版）、筹备“现代中医研究会”、编辑《现代中医》之外，还每年发表文章20多篇。无法想象的是，赚取稿费（那时没有版面费）竟然是当时支配我的写作动力。《中医感悟录》主要是我学生时代的论文集（本科期间发表6篇，研究生期间60多篇），包括“传统中医学的现代思考”“论中医理论发展缓慢的内在机制”“中医学：经验、理论及其相关性的思考”“范式的示范——中医学体系为什么一脉相承”“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哲学思考”“杂气学说能够发展成现代微生物学吗？”“藏象学说物质观的哲学思考”“中医诊断观及其检验标准琐谈”“中医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证研究探索”“抓住良机，迎接挑战——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十大对策”“背景与选择：比较中西医学发展史的思考”“比较与定位：中西医疫病学史述要”“中西医诊断的模型差异”“辨病与辨证的模型差异及其互补”“中西医科研的形式差异及其互补”“中西医外科学的比较与思考”“近代实验医学突飞猛进的启示”“从蒲老辨治乙脑经验的实验设想看中西医学思想与方法的互补性”“《黄帝内经》外感病概念辨析”“庞安时对《伤寒论》证治的补充和发挥”“评郭雍与陆九芝论‘伤寒有五’”“医道繁，贵乎‘辨’——试析朱肱研究《伤寒论》的特点”“浅析《脾胃论》中的遣药制方特点”“‘阳常有余’、‘阳非有余’辨”“《温病明理》贬叶排吴的功过得失——兼与柴中元同志商榷”“温病气分病及其多途径治疗”“温病论治、不离辨证——兼谈截断疗法和顺应调节”“湿温病治法刍议”“温病气分证运用透法举要”“肺朝百脉及其临床意义”“要重视中医发展规律性的研究”“温病概念的历史演变”“试论《伤寒例》对温病学的孕育作用”“宋代的‘伤寒补亡’与温病学的产生”“《格致余论》与宋元理学”“医学新观念的播种者——论吴又可和王清任”“试论王清任的治学风格”“吴又可戾气学说的学术价值”“风温概念的衍变”“医史研究的反省”“培育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的一点感想”“从研究生的培养看中医教育的开放与搞活”“中医教育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浅析中医学生的专业思想”“为发扬光大祖国医学而努力学习——写给中医学院的同学们”“应当重视中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当代中医治学方式的转变”“试论中医学的知识结构”“祖国医学中的临床心理学思想”“医学分子生物学的性质、体系和教学设计”“病人心理学初探”“阳阴学说在中医理论中的特性”“现代中医的五大特征”“多媒体技术在中医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发热证治的中医特色”“慢阻肺急性发作期辨治中的旁路调节”“中医药研究疑难杂病的思路与方法”等。研究生刚刚毕业，又参与《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写作（副主编，大连出版社1990年5月版，50万字），也是一段充满生机的青葱岁月。

再就是退休前后，工作清闲一些，我又开始着眼于宏观中医问题的关注，相继写了几百篇博文（见科学网博客“思想散步”）。在一边写作、一边阅读的过程中，我的思路逐渐开阔：中医学是人类医学的组成部分，要理解中医学的当代价值和未来前景，必须从人类医学的全局着眼，从人类思维和认识论的发展和演变着眼，从轴心文明与科学文明巨大差异着眼，才能找到它客观切实的学术定位。同时，人类医学史虽然以众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所构成，但其本质上是思想与观念的进化历史。于是，就有了这套“医学思想史三部曲”（《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轴心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和《现代医学的诞生》）的构思。

选择这个庞大的题目，除了上面介绍的历史原因外，研读各家科学哲学、科学史著作，对总体上把握古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以及科学评价，也起到了升华作用。霍金教授在《大设计》中的一段话使我深受启发，他说：“真实世界就像地图，山川图、气象图、建筑图等等叠加，才无限趋近真实，单独看任何一张都只代表局部的真实。个人站在自己的观测点上，看到的是局部真实，观测点越高，越能看到更多真实。我们要做的是把试图改变他人局部的力气收回来，尊重对方的局部真实，不要求他人的认同，因为地图和地图的重合点其实是很少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观测点，去看到更多的真实。”笔者写作这套丛书，目的是帮助自己和读者通过提高观测点，看到更多真实。

构思本套丛书，要感谢陈方正教授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以及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他们在这两部流传甚广的著作中，传达了一个核心思想，也是西方科学史、科学哲学的主流观点，即现代科学之所以出现在西方，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基因之中。而且，他们不约而同地否定和批判“李约瑟难题”。笔者对此，恰恰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希望通过不同的观测点，用不同的观测结果，与二位大咖及读者诸君进一步切磋。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继承与叛逆》的序言中说：

早在1974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

接着，他进一步剖析：

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拋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李约瑟本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做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两个树的品种并不相同。为了方便，我想把西方和中国文明之树分别比做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桃子树。近代科学（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李约瑟那一代人大概以为西方文明之树与中国文明之树本质上是一样的“果树”，都会结同样的果实，只是因为土壤、水份、阳光等外部原因才造成科学之果有大有小、结果时间有迟有早。他们都忽略了这两株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明脉络中的话题，是苹果树如何改良品种、优化土壤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须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

我的不同看法，源自对古代医学的“求同”视角（见“试论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医学和古希腊医学虽有很多区别，可是深入实质看，却又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形成医学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即都是轴心时代的产物（笔者在这套书里称之为“轴心医学”）；二是创立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因素，包括天才的观察、哲学的武装（与不同民族的自然哲学融为一体）和经验的汇集。三是医学理论体系的学术内容，包括原始的物质观、“小宇宙”的人体观，臆测的疾病观和朴素的治疗观。两千多年过去了，在时间的长河里，古希腊医学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经历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的现代医学与现代科学一样独一无二；而中国古代医学却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仍然保留着轴心医学的特质。

因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筑这套丛书的理论追求：

第一，古代没有科学。

笔者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不仅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科学作为近代以来的产物，它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理论，有着严格的规范。它既是分门别类的产物，也是抽象思维的结晶。它把客观真实性作为最高追求，用客观标准检验一切理论知识，并不断更新自我。要做到这一点，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受控实验的诞生，为科学理论的建构和检验提供了手段。

而轴心时代对于自然的认识，都包含着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恩格斯的论述非常中肯：“在古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一个整体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自然辩证法》第30～31页）他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

这正是“古希腊科学”，即自然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为知识可靠性而生，它自称为科学发现，而不是“创造”，是对大自然和事物真相的无穷无尽的拷问。同时，对技术的发展寄予更多的期待：只有更大的望远镜，更好的天文卫星，才能进一步观察和发现宏观宇宙的规律；只有更精密更高能量的对撞设备，更精细更清晰的显微装置，才能理解和发现微观世界的奥秘。因此，现代科学的诞生和进步得益于技术装配的发展水平。

当爱因斯坦第一次来到巴黎时，一个有名的女主人把爱因斯坦和法国诗人瓦莱里荣幸地请到她的客厅，安排他俩进行了一次谈话。瓦莱里当时相当狂热，对自己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充满了自信。他问爱因斯坦：

“你如何工作？你能向我谈谈这个问题吗？”

爱因斯坦含糊其词，他说：“嗯，我不知道……在早晨，我出去散步。”

瓦莱里说：“嗬，有趣，当然你有一个笔记本。任何时候你有了一个思想，你就把它写在本子上。”

爱因斯坦说：“哦，不，我不这样。”

“你真不？”

“你不知道，产生思想的时候很稀少。”

爱因斯坦该如何回答？他不能像诗人那样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作为科学家，他的大量时间都要花费在设计能够经受严格检验的假说上，只有获得科学家共同体的承认，才能最后上升为科学理论。

第二，轴心文明与科学文明。

基于以上，笔者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两个辉煌的的阶段，前者是轴心时代（轴心文明），后者是科学时代（科学文明）。二者的知识体系，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轴心时代创造了（不是发现）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即古代科学），而科学时代诞生的现代科学却独一无二。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作为传统医学的传承者，有幸知悉形形色色的古代医学（即轴心医学）。例如，它不仅包括中医学、印度吠陀医学、古埃及医学、古罗马医学等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也包括古希腊医学、古巴比伦医学、澳大利亚土著医学、非洲部落医学等，以及全世界各民族的医学。就中国的传统医学而言，汉医、藏医、维医、回医、苗医、土家医等，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非常认同李约瑟“百川朝宗于海”的生动描述。“现代科学”就是普世价值的大海，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古代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会归宿于此。但是，现代科学不是简单的“包容”，而是要采用科学共同体制定的严苛规则，作为“准入”的门槛，有选择性地吸纳。而且，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现代科学都会本着“求真”的追求，敞开胸怀纳入或改造任何古代科学（自然哲学）的成果。

从这个角度，再看看陈方正教授和吴国盛教授的观点。我们承认，因为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它过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继承的东西自然会多一些，但现代科学的出现，不是古代自然哲学积累的结果，而是其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过程，是彻底抛弃了自然哲学范式、重新建立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果，是逻辑实证与受控实验默契合作的产物。而且，对于现在和未来而言，它决不会拒绝其他民族或地区成果的选择，甚至还会多一些。因为科学到了综合时代，作为其他民族的自然哲学理念或理论精华，可能会进入现代科学的视野。

因此，笔者很不赞同余英时教授关于“围棋和象棋”的比喻，也不认可吴国盛教授关于“苹果树与桃树”的比喻。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类比推理，几乎是回到了古代自然哲学的思维水平。

在轴心时代，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早期，那时候的先贤们尚不能完整地应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人类最早的主要思维形式。形象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充满创造力。那时候一下子在多个起源地涌现出多种文明（都是形象思维和粗糙的抽象思维所赐）；各种文明竞相争辉，五花八门，看起来盛况空前，实质上却难以挑起人类理性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重担。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有意识地、刻意地追求一个相对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那么即将面临的是：我们的思维是断断续续和凌乱不清，判断和推理往往是盲目和依据不足。尽管我们创造了大量的知识，但大多数都并不可靠，因为它们在源头上就并不严谨。

事实上，对于科学研究，必须强迫进入一个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才能建立经得起重复和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真正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恰恰是在与自然科学一起成长起来的，而轴心时代的古代圣贤并没有经历严格逻辑学训练，它们创造的自然哲学只能来自于形象思维为主与不完整抽象思维为辅的混杂状态的产物，其笼统性、非逻辑性和粗略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尽管这种思维促使他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大地创造力，让那个时代的文明出现了厚积勃发的井喷式景象，但仍然不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直能到完整的的逻辑思维诞生，另一个灿烂辉煌的科学时代才真正到来。

现代科学是人类求真思维的显现，也是“较真”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构建了遵循客观事实的庞大体系，这一切都称之为“科学发现”，而不是科学创造。因为需要不断地质疑，永不停步的“真相”探索，才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

古代科学为什么需要借助自然哲学？因为那时候，人类还缺乏拷问自然、追究事实真相的手段和能力。自然哲学像一个“万能钥匙”，可以开所有的锁，但不能打开经过大自然严密包裹的所有的“保险柜”。只有具备逻辑思维的实证精神，才能逐步认识并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在这里，自然哲学的方法论有些失灵，因为自然哲学和经验并不能清晰地认识问题之所在，自然就难以解决具体的那个问题。最后，只能让位于科学的逻辑思维和实事求是的实证研究。

因此，即使西方古代对自然探索的态度比中国古代要积极一些，甚至有人说存在科学起源的基因，但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逻辑思维能力的局限，毕竟与文艺复兴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不可相提并论。

无论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是中国古代早期自然哲学，它们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最精细、最流动的物质作为世界的始基和本原，试图用所能观察倒的带有普遍性的具体自然物来说明世界的本质。在古希腊，泰勒斯用水，阿那克西曼德用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用气，赫拉克利特用火，毕达哥拉斯用数，巴门尼德用存在，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用原子作为世界的始基和本原。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则是用八卦、五行、阴阳、无、精气、道、元气等作为世界的根本。中西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形态是大致相同的。中国早期的自然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范畴上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反映了当时的思维水平大致相当。例如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阴阳、精气、道或元气，古希腊的早期的水、无限者、气或火，都是无定形的或形而上者，而不是固定的。

中国先秦和古希腊自然哲学在其发展中都充满了辩证精神，特别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并且把阴阳、冷热等的矛盾斗争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把古代朴素辩证法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自然哲学中最富有时代气息和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古希腊和中国早期自然哲学的主旋律或总方向是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其中偶然出现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毕达哥拉斯哲学和老庄哲学，都具有其合理的内核，而其合理内核中都含有非常现实的唯物因素。古希腊和中国早期自然哲学既是人们观察自然的成果，又是人们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因而哲学与科学必不可分，这一点东西方基本一致。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中国先秦时期不但有自然哲学，而且其水平相当的高，与古希腊哲学相比毫不逊色，只不过是东西方后来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罢了。但也应该承认，中国早期自然哲学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征。中国古代虽然也有高水平的自然哲学，但它却有着以下和希腊自然哲学不同的特点：首先中国早期自然哲学是被包裹在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体系之中的，很少有独立的自然哲学家和自然哲学体系。其次，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始终与直观经验、实践理性有着血肉联系，没有运用逻辑方法构造出纯概念的原理体系。

第三，一个科学发生的生物学模型。

迄今为止，科学史家都把古希腊文明看成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又把文艺复兴时期看成是科学诞生的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科学在轴心时代已经生根萌芽，却要被“上帝之手”搬来一块中世纪的大石头死死地压住，让它诞生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如果科学的种子已经在轴心时代“着床”，为什么会在“黑暗的中世纪”停止发育，甚至出现倒退？

事实上，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与理论思维始终处于对立分裂的状态。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两种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论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近代科学才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和知识形式诞生出来。尤其是伽利略的实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成了近代科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我们发现，在探讨人类起源的时候，有一个“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猿人是怎样变成现代人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追踪人及其最近源祖先在时空上的蛛丝马迹（图2-1)，比较它们在形态结构（包括脑容量）以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变化，主要的手段是比较解剖学、化石、放射性测年、分子钟甚至古DNA技术等。目前已达成的一般共识是：现代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更细节的区分为，南方古猿→能人（Homo habilis，距今约200万年）→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约15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距今约50万年）。智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身，而在之前的人类祖先从物种角度讲，只能是现代人的近亲。

图0-1  —个关于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引自Reed et al.2004) 

那么，人类是怎样一步步从古猿走到“现代人”的？Science周刊评出的2010年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就是“解读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几年前，来自哈佛医学院遗传系的Reich和来自德国人类进化马普研究所的P bo等在Nature周刊上撰文，报告了他们对一块“类人（human-like）”指骨进行DNA（即细胞核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中的DNA）测序的结果。这块指骨取自南西伯利亚（俄罗斯一地区）的丹尼索娃洞穴（Denisova Cave），约有40000年历史。根据对数据的分析，作者提出，除了尼安德特人（遗骨1856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约有50000年历史）与现代人的祖先发生过繁衍混合（通俗地说，就是性交之后能够产生受精卵）外，稍后很可能发生过丹尼索娃人与现代人祖先、尼安德特人的繁衍混合。

这里要引出两个概念：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繁衍混合是人类逐渐进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人类一步步有别于古猿的内在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物种分化的关键又恰恰是确认生殖隔离，如果两个近缘物种之间在生殖上隔离开来（它们的基因库不再混合，通俗地说，即使发生了性交，也不能产生受精卵），就成为了不同的物种。因此，要研究人的进化历程，一方面要摸清人种之间的繁衍混合过程，还要知道一部分猿（人的祖先）是在何时、何地、因何与主体古猿种群出现生殖隔离的。这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应该弄清的事情，也是人的起源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因为地球上被确认的物种有数百万种之多，但真正知道它们起源各种细节的却寥寥无几。

从南方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的过程，科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夏娃”理论。1963年，人们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但线粒体DNA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细胞核DNA。在外形上，线粒体DNA是双线环状，而不是线状；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DNA仅为16569个碱基对，一个人体中约有1016的线粒体DNA分子；线粒体DNA中基因为37个；在高等动物中，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比细胞核DNA要快5～10倍；最重要的是，线粒体DNA的遗传方式十分独特，即严格的母系遗传。脊椎动物精子中的线粒体DNA不会进入受精卵，即使个别进入，也会很快分解。所以子代的线粒体DNA只来自母方，父方的线粒体DNA不会遗传给子代。

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运用10多种限制性内切酶，确定了人类线粒体DNA的基本顺序（又称剑桥顺序）。人类的线粒体DNA共有441个限制性切点，其中63％个位点是恒定的；37％个位点则是可变的。此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威尔逊遗传小组研究了世界不同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他们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因此从逻辑上说，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威尔逊小组通过追溯不同种族线粒体DNA的原型，确定了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发展谱系。他们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仅见于一些非洲人中，第二类则分布于包括其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中。而第二类线粒体DNA的最终源头也在非洲人中。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

威尔逊等人说：“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的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夏娃”理论。同时，在现代各种族中，非洲人之间的线粒体DNA的差异最大，这表明非洲人线粒体DNA中所积累的突变最多。非洲人是最古老的种族，从而也证明了非洲人是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

威尔逊等人说，当时的非洲也许有几千个男女同“夏娃”生活在一起，但其他女性并没有生下女性后裔，所以她们的线粒体DNA谱系也就断绝了，只有“夏娃”的女性后裔代代繁衍，日益昌盛。威尔逊小组认为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核苷酸替换率）为每一百万年2％～4％，据此推算，这位人类的共同祖先“夏娃”应当生活在14万至19万年之前。大概在9万至18万年之前，她的一些后代离开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

当“夏娃”的后代们（晚期智人）来到世界各地时，各地已有许多古人类在生息，如欧洲的尼人，中国的北京人等。威尔逊小组认为，“夏娃”的后代们（即现代人的祖先）来到世界各地后，并没有与当地土著的古人类繁衍混合，而是“完全取代了”他们。这是因为，如果现代人的祖先与土著古人类混合的话，那些古人类就会将自身的、与“夏娃”不同的线粒体DNA遗传下来，现代居民中也就会出现许多种线粒体DNA。可事实上，现代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是高度一致的，都来自同一个女性祖先“夏娃”，除此之外不存在着其它来源的线粒体DNA。据此推断，那些古人类都灭绝了，被现代人类的祖先完全取代了。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而是来自非洲。

虽然这个理论有很多缺陷，但结合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对科学起源的假说构建有一定借鉴性。那就是：（1）科学的发生与不同文明的繁衍混合密切相关，它们经历过多少次的繁衍混合才逐步进化到今天的现代科学？（2）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等等对科学的繁衍混合都起到了正负反馈作用，但哪些因素才是繁衍混合过程中内在的基因整合？（3）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为什么仅仅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成为科学的源头？（4）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其他文明中心为何在轴心时代繁衍混合之后，却陷入长期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是否与其他类人猿一样由于生殖隔离导致？（5）科学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出现的加速度发展效应与哪些因素相关？这种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式的科学革命，与哪些观念与要素整合（繁衍混合）所致？（6）现代科学规范与轴心时代（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能够发生理论融合（如“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吗？如何不能发生理论融合，是否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7）轴心时代各种自然哲学与工匠技术形成交融互动的，二者的互动效应如何？（8）虽然历史不可再现，但其他文明中心的自然哲学理论是否完全没有成为科学源头的可能性，它们与科学失之交臂是必然规律还是有一些偶然因素？（9）已经发生“生殖隔离”（科学哲学的“不可通约性”）的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能否跨过“表型遗传”（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优势互补，甚至一体化进步？（10）过去多年，“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常常被人诟病，说成是“非马非驴的杂种医”是否意味着如同“虎狮兽”“狮虎兽”或“骡”、“马骡”一样，即使出现繁衍混合，最终却难以一种独立的物种进行传宗接代？

我们知道，虽然动物的种类繁多，但是胚胎的发育依然拥有相似的过程，能够分成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阶段。受精过程大致是：次级卵母细胞需发育至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才具备受精能力。获能的精子与该时期的次级卵母细胞相遇后。发生顶体反应，释放出顶体酶，溶解卵丘细胞间的物质，形成一条通道。随后，与透明带接触，顶体酶在透明带中再次溶出一条孔道。精子通过顶体酶溶解出的两条通道与卵黄膜接触，立即发生透明带反应以妨碍其他精子通过透明带，这是防止多个精子进入卵细胞的第一道屏障。精子与卵黄膜接触后，被其表面大量的微绒毛抱合，随后，精子外膜与卵黄膜发生融合（利用了细胞膜的流动性这一特征），精子的尾脱落，细胞核进入卵细胞。精子入卵后，卵细胞随即发生卵黄膜封闭作用（是阻止多精受精的第二道屏障）并被激活进行减数第二次分裂，排出第二极体。同时发生的还有，精子的细胞核核膜破裂，重新形成一个更大的细胞核，称雄原核。减数第二次分裂后的卵细胞形成的细胞核，称雌原核（通常雄原核比雌原核大）。两原核相互靠近并彼此融合，最后则形成了一个二倍体（对人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而言）合子，受精过程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受精过程是在输卵管中完成，虽然受精卵在输卵管中段时，胚胎发育就开始了（卵裂）。但受精卵一边进行有丝分裂，一边沿输卵管向子宫方向下行，经过2～3天到达子宫。那时的胚胎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中空的小球体，称为胚泡。直到受精后约一周，胚泡植入增厚的子宫内股中，才称之为妊娠。此后，经历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一系列分化，才能够“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因此，我们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古型科学）至多只是酝酿了能够成为“（现代）科学”的几个相关基因（其中也包括外来基因），而现代科学的繁衍混合（从交媾的受精卵形成）却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过程，现代自然科学直到十九世纪才脱颖而出，大放光彩。

结合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定义，再来看看丹皮尔W C对希腊文明的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和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仅仅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几种工具（方法论）和手段，就自然科学而言，恰恰是这几种“技术基因”与“科学基因”的繁衍混合，才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受精卵”。当然，还包括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验主义，为其提供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形成“受精卵”的内在基因。而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不过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外部环境。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繁衍混合（交媾）的外在环境并不理想，因为它最初的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时期，恰恰是被天主教和新教看成是“异端邪说”的年代，所受打压岂可与“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同日而语？最后，我们发现，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受精、分化（包括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过程），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别于基因型的庞大表型，难怪中世纪的人们把它看成“怪物”了。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继续引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果接受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科学（或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样的进化路径，那么本书则必须探讨“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和“现代医学”等三个不同形态的医学的“繁衍混合”过程。第二，不同形态的医学之间是否就意味着“生殖隔离”，即它们已经变成医学的不同种属？当它们交汇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现代人如何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作为不同的种属，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还有发生“繁衍混合”的可能性吗？如果可能，将以何种形式操作？如果不可能，二者的互补又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的健康事业？

以上，将是我们在《医学思想史三部曲（2）：轴心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尤其是《医学思想史三部曲（3）：现代医学的诞生》里探讨的问题。鉴于笔者的专业，首先选择这本《医学思想史三部曲（1）：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中西传染病学通史）》，作为远程之旅的启航，敬请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1年7月8日于深州国家感染病临床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