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形式逻辑的早期研究

古希腊的学者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早期的研究，徳谟克里特曾经研究了归纳、类比和定义方面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阐述了他对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一些看法，柏拉图继续研究了定义、划分以及判断方面的问题。

西方形式逻辑研究最主要的、有系统理论建树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早从形式结构来论述演绎推理，从而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逻辑学的各种主要问题，由他开始了形式逻辑的古典阶段。因此，有人称亚里士多德为“逻辑之父”。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的古典阶段，包括几种常见的演绎推理和最简单的量词理论，也使用了一些特有符号，但没有探讨关系逻辑和公理系统的逻辑性质。他的主要逻辑著作有《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和《辩谬篇》。后人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合称为《工具论》。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中《范畴篇》主要研究了概念和范畴的问题，《解释篇》主要研究了判断及其有关的问题，《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主要研究了推理和证明的问题，《论辩篇》和《辩谬篇》主要研究了辩论的方法以及如何驳斥诡辩的问题。在这六篇中，《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是最重要的部分，亚里士多德关于三段论的学说，关于证明的学说，就是在这里阐述的。

此外，亚里士多德在其重要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还集中地论述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同一律。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个别地方曾提到过归纳法，但他并未给它以应有的地位，他的主要精力是用在演绎法上面，因而他的主要贡献也正在于此。

沿着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发展，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研究了复合判断的问题，他们把复合判断区分为假言判断、选言判断和联言判断等。在此基础上，他们研究并制定了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的形式、规则。斯多葛学派的这些研究成果，补充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之不足，丰富了形式逻辑的内容。

欧洲中世纪，为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逻辑被歪曲，变成了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形式逻辑仍有一些发展，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把形式逻辑体系化的逻辑教本，如西班牙彼得的《逻辑大全》，对一些逻辑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发展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研究了语义悖论及其解决方法等。

二、东方的古典逻辑发展史

古代中国是逻辑学的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学派、学者研究过属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墨子与墨家学派、惠施、公孙龙、荀况等人的著作和言论中。

其中，以《墨经》对逻辑学的贡献最为卓著。《墨经》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六篇，内容涉及概念、判断、推理、证明以及思维规律等方面。其中，《经上》《经说上》《经下》和《经说下》含有丰富的数学概念和几何学问题，含有深邃的数学哲学思想和理论，包含有严密的逻辑概念和推理，分析和论证，构成了丰富的逻辑体系。《小取》是一篇关于逻辑学的完整论文，文中提出墨家逻辑的三个手段：“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这里的“名”相当于“概念”，“辞”相当于“判断”，“说”相当于“推理”，它说明在人们的思维和论证过程中，概念是用来反映事物的，判断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推理是用来推导事物的因果联系的。很类似演绎数学中的定义、定理和证明。同篇又提到效、譬、侔、援、推等五种推理方法。研究者认为“效”就是墨家后学的演绎法，“譬”和“侔”和比喻，“援”是类推，“推”是归纳法。在后期墨家提出了属于逻辑范畴的进一步问题，同时，惠施、公孙龙等辩者也掀起了名辩的高潮。因为他们辩论的对象局限于名词的本身，和事物的实际联系很少，后世历史学家用“名家”称呼他们。事实说明，我国古代的逻辑思想是十分丰富的，需要我们大力研究和发掘。

古代印度也产生了逻辑学说，即“因明”。“因”是推理的依据，“明”是通常说的学说，“因明”就是古代印度关于推理的学说。主要代表著作有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等。例如，陈那提出“三支论式”，认为每一个推理形式都是由“宗”“因”“喻”这三部分组成的。“宗”相当于三段论的结论，“因”相当于三段论的小前提，“喻”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三支论与三段论主要是前提和结论的次序不同，它们的推理形式实际是一致的。

三、古代著名的逻辑学家

逻辑学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有三大源泉，即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中国先秦的名辩逻辑，古印度的因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古今中外有哪些著名的逻辑学家。

（一）墨子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称之为“名学”“辩学”的逻辑学说。《荀子·正名》尤其是《墨经》集其大成，系统地研究了名、辞、说、辩等，相当于词项、命题、推理与论证之类的对象，逻辑思想十分丰富，但由于与一定的政治、道德理论掺杂在一起，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

墨子的“辩”虽然是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 事物之类 ）明故（ 根据、理由 ）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小取” ）。

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 概念 ）、“辞”（ 判断 ）、“说”（ 推理 ）表达出来。

“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二）陈那

古印度的逻辑学说称为“因明”，“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指知识、智慧。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是其代表，如对推理从形式上作了探讨，提出了“三支论式”。但为佛教服务的因明也未能撇开思维具体内容而上升为数学形式的科学。

陈那意译“域龙”“大域龙”“童授”“方象”，古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重要理论家，新因明学说的奠基人，印度中世纪逻辑之父。

他精通传统婆罗门学说，后转投世亲门下，改修大乘，研讨有宗；通弥勒之瑜伽，尤善正理之因明，善言能辩。他对婆罗门传统的正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创立了佛教新因明的逻辑体系，并对逻辑学（ 因明学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印度佛教逻辑史上将陈那以前的印度逻辑学说称为古因明，而将陈那之后的逻辑学说称为新因明。

陈那的著作可分前、后期。前期的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门论》，后期的主要作品是《集量论》。《因明正理门论》内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讲能立及似能立，后一部分讲能破及似能破。他从两个主要方面创立新因明体系：①改古师五支论式为三支论式；②继承、完善因三相理论。

陈那在哲学上是法相唯识论者，他虽然毕生致力于改造印度的形式逻辑，创造性地建立新因明，但他把逻辑有机地与认识论结合起来。陈那的作品，特别是最后的《集量论》是他的逻辑理论和哲学观点的总结。

改革因明学说是陈那的最大贡献。他的因明学说被称为“新因明”。这些改革，将正理派与佛教古因明的类比推理改造成为演绎推理，是印度逻辑史上的一大飞跃和转折。

（三）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学者对逻辑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六篇逻辑论著被后人集为《工具论》，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关于词项的逻辑系统，亚里士多德被西方人誉为“逻辑之父”。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研究了关于命题的逻辑。它不同于亚氏逻辑，但又与亚氏逻辑一样，同属演绎逻辑体系，并一起成为传统逻辑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从科学学与科学史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拥有自己的逻辑学范式，是原创的逻辑学基础理论的逻辑学人，以逻辑为研究对象，区分逻辑正确与否，并且对逻辑学有很高造诣。

有关逻辑学，他写了《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六篇逻辑学著作，其总称为《工具论》。而且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三段论的系统理论。

三段论推理是演绎推理中的一种简单判断推理。它包含两个直言命题构成的前提，和一个直言命题构成的结论。

一个正确的三段论且仅有三个词项，其中联系大小前提的词项叫中项，在前提中出现两次；出现在大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谓项的词项叫大项；出现在小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主项的词项叫小项。

例如，所有的偶蹄目动物都是脊椎动物，牛是偶蹄目动物，所以牛是脊椎动物。上面的三段论推理，“偶蹄目动物”是连接大小前提的中项；“脊椎动物”是出现在大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谓项的“大项”；“牛”是出现在小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主项的“小项”。习惯上，用“P”表示“大项”，用“M”表示“中项”，用“S”表示“小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