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逻辑是个洋名，是希腊语λγο发展到近代西方语言相应词汇英语logic，法语logique的音译。1902年严复将其译为“名学”，但这不合名家名学中“名”的本意。可见至少当时学富五车贯通中西的中国大读书人，硬是从中华浩瀚典籍里找不到相应的国学词汇来表达翻译这个词，于是就只能照搬洋文音译，如同翻译雷达那东西一样。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华文明中就不存在逻辑概念与推理。老子就是中国逻辑思辨的老祖宗。韩非子等法家的著作，就是相当严谨的演绎归纳非形式逻辑自然语言论证，尤其是圆熟的归谬法来驳斥谬论并进行立论，堪与柏拉图比肩。中国人的这种逻辑思辨，也没有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而完全毁弃。

《论语》当然不是孔子写的，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凭著记忆，转述的孔子的言论，因此，这些弟子们大多只记住了一些的结论，而没有详细阐述孔子的诸多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因此，不能说，因为《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的推理过程，然后就论断说孔子本人的哲学，没有逻辑思辨性，这当然不成立。”

中华文明中确实存在逻辑思维，只是没有出现逻辑学这样的语汇，后来经过引进学习研究，当然中国现在有了称为逻辑学的专门学问。这跟“激光”的引进翻译类似：标准的汉字和文化概念，翻译引进西洋的新东西，国人能够理解接受并研究开发。

中华文明有逻辑思维，却没有严密完整的逻辑学

个人愚见，从老庄到韩非子等大家，一个通病就是“凡”，“必”，“非也”之类全称肯定或否定，以及三五举例归纳定论无容质疑，鲜有或然与概率以及模糊不确定判断，很象勃兰特式的“全部或全不”。比如韩非子说，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这句话就可谓经典的条件因果逻辑推论句式。而对这句“经典”结论的质疑，按照严密逻辑思维，应该也必须去推敲“熟”与“事理”“成功”等概念的准确定义，再看那个“必”字来研究充分必要条件是否如此简单，进而推导出这个全称必然判断有草率归纳武断之嫌。那个“则得事理”应该是“将可得事理”，“则必成功”也应该是“大可望成功”。

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主要还是在概念定义以及“公理”的认定上出了问题。逻辑，尤其是非形式逻辑自然语言论证，就是推理与理则，就是讲道理，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人认识到的规律应该是客观的可以验证检错的。如果一个“道”和一个“理”，出自一个圣人和帝王之口，就不要也不允许任何推理过程， 就成了公理天经地义，那思维与逻辑就不见了。

如果一个圣人的一大篇东西和某个帝王一辈子的话编成全集，都是圣经圣旨，丝毫不管相容性、可靠性与完备性这样的逻辑系统要素，那就是把一切都排除在逻辑与理性思维之外，裹到了伦理与神学的逻辑管不著的罩子里。子曰诗云说，就成了一切立论与思想的起点和终点，最后到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呢？老师眼珠一瞪：那个谁，反正就是一位数学家说的！学生们诚惶诚恐记住了这个教导，可是智商高于二百五的高考状元们无法也没心思去推敲论证E=mc。去掉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之后，一个人和社会最容易接受的就是神学教义和口号。随着无定随意的概念与价值观的灌输，然后就是荒谬为正统。

逻辑正确并不代表立论一定正确，逻辑为什么不能作为真理？

逻辑本身并不是真理，逻辑正确并不代表立论一定正确，就象许多论文的语法正确，甚至修辞也很华丽一样，并不一定表达了真理。但是，荒谬的逻辑，一定不能表现正确的思维，也无法表述真理。所以逻辑至少是检测谬论的一种理性工具。

当然，有些范畴也并不在逻辑的管辖之内。康德就说过，属于非纯粹理性的东西，不能用逻辑去检验，例如伦理学和美学。其实现在看来，连讨论伦理学美学，也要用逻辑思维，如同论文要讲究语法一样。比如说，大眼睛是美丽的。人的眼睛比牛大，人就像牛一样美丽。这其实就是扭曲逻辑表述谬论而已。因此，只有神学，不能用逻辑去辩驳，因为神是不允许考证解析的，只能是信与不信。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其中因素之一就是靠文字立功。但是，由于象形文字的难于学习掌握，文字代表的文化就跟民间文化日益脱节、可以参考《水浒传》等古典白话文小说中的方言。加上古人符号崇拜的特殊文化，文字成了崇拜的对象，文章成了坚决要使得百姓，甚至皇帝的耳朵都听不懂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加上从未想到要标点断句，“文言文”要深入浅出明了探讨阐述逻辑，迄今为止不知道当今那个国学大师能行。

中国古代的逻辑思辨，始终停留于“运算型”的阶段，概括，归纳，思辨，推理，从来就不是中国先秦以后的文人们关心的东西。以至于明代出现了一个格物致知的王阳明，凭空想象“格”竹子。而缺乏推理型的思考，正是中国科学在方法，层次和格局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科学的一大原因。”中国历史上对纯粹思辩和推理的兴趣缺乏，可能和中国文化的功利性、实用性有关——而缺乏推理型的思考，正是中国科学在方法、层次和格局上到了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科学的原因之一。

确实，人这个“理性动物”或“逻辑动物”，并不总是逻辑的或理性的，“逻辑”这个术语也常常被误读或误解，比如，当人们指责对方“谬误”或“不合逻辑”时，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分辩出究竟是逻辑错误还是事实或关系错误。当然深究下去，逻辑学本身也一直深陷在形式与内容的纠结之中无法脱身。

对于中国人来说，“逻辑学”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入的学科，正如人们一直论争的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一样，有没有中国的“逻辑学”也是一大困惑，虽然不能说没有“逻辑学”就没有理性，但历史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中，“逻辑”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正如中国人努力地去建设汉语语法学一样，很多学者努力地想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法抽象、形式化为一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逻辑学，但似乎无门可入。

实质上，确实无法把具有“内在性”本质的中国文化特质形式化，“内在性”与“形式化”是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或语言的特质，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具有内在性特质的中国文化是如何具有和实现中国理性和中国理性精神的？

当然，“内在性”仍然是文化体现的，但不会直接表现自己，“大象无形”才是中国文化本质的非形式化的特殊表现，也是中国逻辑和中国理性的特殊表现，只有在这种相对的同层次上，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中国传统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一样的深奥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