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迟到35年的学位证书

2017年3月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下发【2017】8号文件，是针对“赵洪钧同志学位问题的复函”：

收到《关于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问题的申诉书》和张洪林等校友的联名信后，中国中医科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指示我院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办法》，赵洪钧同志符合硕士学位要求的基本条件，拟报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赵洪钧同志硕士学位。

我们热忱欢迎赵洪钧同志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热请邀请赵洪钧同志在4月中旬，为我院师生作一场中西医论争史专题学术讲座，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由我院承担，敬请俯允！

赵洪钧（原名赵红军），1968年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1978级医学史专业研究生，并担任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班长。他的毕业论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使他一举成名，也让他名落孙山，成为35年后才拿到学位证书的人。事实上，他的论文1981年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1982年和1985年两次向中医研究院提交了学位申请表，但因为种种原因，被拒绝授予学位证书。

无独有偶，胡适于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也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按那时美国的制度，等于没有毕业）。因为他的导师杜威不看好（其实是不懂）其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适口述自传》作者唐德刚说：“不幸他（按指胡适）的论文气魄太大，真知灼见太多，他就倒霉了。韩文公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六位考他的番邦学者，有谁又学过伯乐之术呢？因此我们的千里‘洪骍’（按：是胡适的另一个名字）就被他们花下晒裤地活活的糟蹋了——糟蹋到现在。”（《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过了10年，即1927年，胡适才亲返纽约拿到学位。这是因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巨大。“杜威亲临中国，一住两年。他亲眼见到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界的声势，这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这本划时代的名著，原来就是他不让‘小修通过’的‘博士论文’啊！加以胡氏朝夕相从，公谊私淑，都使杜威有改正以前错误之必要。”（《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然而，洪钧老师与胡适的情况略有不同。胡适的评委们完全不懂汉学，而《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个别评委却因为“中西医论争”余波未平（研究院内部也存在西学中与中医的矛盾），几乎挫折了一位学问家的前程。但没想到，这位学生愈挫愈勇，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为了真正的中医大家。

2019年4月17日下午，河北中医学院杏苑校区1号报告厅举行兼职教授聘任仪式，享誉海内外的中医学家洪钧老师受聘该校兼职教授。院长高维娟、副院长王占波及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人事处处长高淑辉主持聘任仪式。聘任仪式结束后，洪钧老师以“望闻问切、视触叩听和仪器检查——诊法的认识论、信息论、系统论意义和中西医结合”为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这是1996年辞别该校后他再一次登上河北中医学院讲坛，纵横古今，融贯中西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师生们深为其渊博的知识、睿智与灼见而折服。尤其是他自己临床多年总结的高血压的脉象特征，让300余名师生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二）为了“懂中医”的跋涉

我的面前，是不久前学苑出版社寄来的《赵洪钧医书十一种》。收到这套丛书的时候，我的眼里滚动着泪珠：洪钧老师终于“懂中医”了。

这套丛书的《内经时代》（修订版）还保留着他1985年4月25日写的，当年自印本末尾“告读者”：

四年前，洪钧卒业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学写了一本小册子——《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作为学位论文。原想滥竽充数、蒙混过关。岂知颇受学位委员们器重，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必欲拙著完美无缺。三、四年来，反复审评，全文已印送海内学界，专家多示鼓励，终无济于事，至今仍未蒙高抬贵手。

于是闭门思过，反复回味修改意见。如此两年，大约一年前方恍然大悟。原来那意见的宗旨是说：你不懂中医！

然而，把有关中医的浅见，都修改进那本小册子里去亦欠妥当，只好着手写《内经时代》。

这本小书不想全言人所已言，却有意直入轩歧堂奥，很可能适证明作者不懂中医。果如此，于我无损有益，再学习就是了。于学委们足示其法眼明鉴。

洪钧自知才不及中人，学略涉皮毛。此番抛出这本小册子，更是浅学即试。其中大谬甚多是必然的。饱学如棒喝《论争史》者或不屑一顾。然学界慧眼卓识者何止千百，必不肯让谬说流传。若有几个高手略出余绪，将《内经时代》批得落花流水，当额手称庆。无论持何态度，以何方式，凡能纠我一谬论者，即堪为我师；凡能补我一不足，言我所未尽言者，即引为学术同志。谨拭目以待。然年届不惑，每恐老之将至。恭候三年，过此不报。

《赵洪钧医书十一种》展示了洪钧老师从理论到临床的耕耘历程，以及呕心沥血的“杜鹃啼血”情怀。正如出版社编辑主任黄小龙所云：“从赵先生的临床疗效和他的著作来看，赵先生可谓是‘博古通今，医贯中西，学验俱丰’。这就是本社不计盈亏，出版《赵洪钧医书十一种》丛书的原因。好的著作，应当分享给读者，流传于后世。”书目如下：

（1）《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3内部，1989安徽科技出版社，2012、2019学苑出版社）；（2）《内经时代》（1985内部，2012、2019学苑出版社）；（3）《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1987内部，2019学苑出版社）；（4）《伤寒论新解》（与马堪温先生合作，1996，2014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5）《希波克拉底文集》（译著，1990安徽科技出版社，2008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6）《中西医结合二十讲》（2007年安徽科技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7）《医学中西结合录》（2009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8）《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2010人民军医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9）《赵洪钧医学真传》（2016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学苑出版社）；（10）《赵洪钧医学真传（续）——方药指迷》（2019学苑出版社）；（12）《赵洪钧医论医话选集》（2019学苑出版社）。

图0-1  2019年1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赵洪钧医书十一种》

（三）我们的交往

我与他的交往正是他的硕士论文答辩前后。1981年暑假，在湖北中医学院的教师阅览室，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认真地阅读了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余氏医述》）三集，记了满满的一大本笔记，随后写了“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的读后感。当时，我从他的师弟胡乃长那里得知他正在从事“近代中西医史”的研究，就寄去了自己的论文请他指教。

我还存有当年的原稿，洪钧老师对拙文做了多处修改，并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1）评余氏应考虑政治影响，不是纯医学问题，也不能只讨论医学理论；（2）评余文必牵动近代医学史全局，此事颇复杂，应多掌握资料，才能全面，不然不堪一问。”他的评议让我知道自己的浅薄，于是知难而退。

此后，洪钧老师被分配到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我于1985年考上母校的温病学专业研究生。不久得知他内部刊印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内经时代》和《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我也成了他的这些著作的首批读者。随后，我们与湖北科技出版社合作编写《第三代中医论丛》（国内各院校研究生中组稿），他也寄来大作“近代中日废止中医泛论”。（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会.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9第一版，137-147）

与此同时，他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在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不久，日本学界就主动邀请他出席主旨为“科学与传统”的第六次国际东洋医学会。著名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为此书撰写了长达17页的英文摘要，刊登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科学》1991年10月号上。而且，席文教授曾经私下里向他的导师马堪温研究员表示，他很‘嫉妒’马有洪钧这样的学生。通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国内有关学界和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知道赵洪钧这个名字。

1996年底，由于不堪忍受环境的压迫，他毅然辞职回到河北省威县的故乡白伏村。不久，又到英国投奔导师马堪温研究员，在那里从事医学史和临床工作一年半。后来再次回到故乡近20年，一直为那里的父老乡亲守护健康。其间，一边看病，一边写作，先后出版了《伤寒论新解》、《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医学中西结合录》、《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赵洪钧医学真传》等著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刘观涛、陈东枢和胡世杰等好友的鼓励和支持下，于2009年创办了《赵洪钧医学传心堂》新浪博客，目前门人、粉丝众多。“堂训”亦简明扼要地突出了他的“中西医结合”情结和做人、治学理念：

医虽小道，性命攸关。医术不可浅薄，医德尤宜淳厚。医有中西不同，学无门户之见。融会贯通中西医道为理想，博涉精研古今学问是坦途。崇尚科学实验，不语怪力乱神。刻苦治学，技术精益求精。诚信济世，病家利益至上。尊师重道做谦谦君子，教学相长成未来大医。

2006年，我院创办《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报》，请鸿钧老师来指导了10天左右。本打算邀他来深工作，但因我能力有限，始终不能帮他摆脱困境。

有人在读了他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和《内经时代》之后，由衷地称赞他“为二十世纪中医界出现的少数几个奇才之一”。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他的坎坷经历以及刚毅不屈的气质，值得我终身为师。

（四）看山的三重境界

在《赵洪钧医学传心堂》的博客里，看到我30多年前（1985）写给他的一封信，今天的感觉是“真有点‘初生牛犊’的味道，窃喜。”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正沉醉在初读《内经时代》的惊诧之中。信中说到：“大多数老先生都有一根棒子，曰‘你不懂中医’。其实，这根棒子打在他自己身上才正好恰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确不懂中医，或者如某些人所云‘本人亦略知皮毛’”。看来，所谓懂中医者，非在门户之中，而在于站的有高度，看的有深度，还有一个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这一点，与李建民研究员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中明确指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2007年，上一轮中医存废之争后，学苑出版社为了配合，出版了一本余云岫与恽铁樵专著的合订本——《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这的确是第一次中西医论争过程中，代表各自立场的、举足轻重的两本小册子，也是论争过程中最具学术性的才智较量。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恰恰是两位曾经的出版界人士而非中医的长期从业者，充当了中西医论争的中坚人物？一位师弟很切题地回答了这个质疑：“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懂与不懂不在于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长短，更重要的是身处的高度；舍此便没有进得去且出得来的胸襟。

我认为，近代以来，研究《内经》最具学术特色的是三本小册子。即余云岫的《灵素商兑》、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和洪钧老师的《内经时代》。前二者为“科学主义”背景下中西医论争的代表性著作，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旨下的《黄帝内经》还原性（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

宋·苏轼《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隐喻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以期获得庐山“真面目”的领悟。而且告诉世人，为什么有的人身在其中，却无法看清庐山的缘故。近来有人取其诗意，采用微画雕《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图像化方式，刻画出从正面、侧面，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的形象，来呈现其各种不同的面貌，从而启示如何摆脱“盲人摸象”的狭隘。

我在“《内经时代》序后思絮”一文中，解释了看待《黄帝内经》的三种视角，即仰视、平视和俯视。何谓仰视，即“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但有一个缺点，可能终其一生不得要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何谓“平视”，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见唐·杜甫有《望岳》三首之一咏东岳泰山）《内经》是中医学的渊源，各种学派均发轫于此，自有老大自居的气势。何谓“俯视”？即将中医学与其他各种古代医学相提并论，是门户之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当然，三种视角并非针锋相对。比如俯视，必以仰视为前提，虽然今天看来两千年前的《内经》颇为虚悬，甚至有点不着边际，但仍然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讲述的最精彩的医学故事。试想，如果你处于那个时代，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非常表浅、粗糙的时候，能如此巧妙、如此智慧地运用自然哲学来构建一个超前的医学体系？其创新能力难道不应该获得十二万分的敬意？即使你以循证医学为工具写出了当代医学对某种疾病的诊疗指南，也不能对张仲景《伤寒论》构筑的辨证论治体系嗤之以鼻，因为1800年前人们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还云山雾海，处在混沌之中，我们的这位先贤竟然开启了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叹为观止的最佳选择？

（五）学无中西之分，仅有精粗之别

所谓中学、西学，其实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人们把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直到19世纪为止的文明和学问，叫做中学，实际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道德系统和意识形态。19世纪以后，中国开始跟西方接触，接受到现代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当时就简称为西学。

18世纪的时候，英国已经开始走向超级大国了，但是我们的朝廷和民间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待人家西方。一直到了1840年中国和英国打了一仗，大家知道叫“鸦片战争”，在英国叫第一次通商战争，他们认为是因为中国拒绝与他们通商而爆发的战争。结果中国被打败了，这个刺激让中国人刻骨铭心。一个天朝上国被一个蛮夷打败，不得不令人反省，于是就有了先进知识分子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用新的视角看待西方。

随之，中学西学之争出现了。我们知道，在这场争论中，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赢得了当时朝廷内外知识精英的共识，但之前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冯桂芬（1809～1874）。

冯桂芬是晚清思想家、散文家，曾师从林则徐。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尤重经世致用之学。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冯桂芬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顾炎武祠致祭。冯桂芬自己相信二种操守：第一，是万钟粟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点：

1. 较早地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涉及经济、社会、教育、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他去世以后，其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

2. 鲜明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从“制洋器”起步，提出“采西学”将学习内容从西方的坚船利炮加以拓展。主张在传统文化的“法后王”后加上“鉴诸国”，不仅要从历史眼光，更要从世界意识的维度开展变法。特别是其六不如夷说，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 以唯善来消解近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认为在法里，古今、中西之别都不重要，善与不善才是惟一标准。

4. 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虽然他官做的不大，但在京师十多年，且在翰林院，与上层官僚关系密切，有机会了解很多政治具体运作过程的内幕，对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方案可行性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校邠庐抗议》原稿，冯桂芬有设立“奇才异能科”的建议，但考虑到操作难度，到定稿时删去。

但是，冯桂芬“唯善是从”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后世认同，中学、西学仍然成为民粹主义和科学主义争论的依据，角力的焦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出来了，再一次粉墨登场，绵延至今。

其实，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学就是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关键是造福于民。所以有中学西学之争，争的是背后的现实利益，计较的是各自的意识形态。古代希腊有一个毕达哥拉斯定理，但中国古代一个叫商高的人，早就发明这个定理了。可以说这个定理不应该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而应该叫商高定理。但我们不能说三角形的定理是中国的学问，不是西方的学问，或者说西方的学问中国就不能接受。

作为学问或学术，有先后、精粗、正确与错误之分，无所谓中西，谁先进就学谁的，这是清末那一代以冯桂芬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理念。事实上，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国家垄断，即使是最机密的科学；谁能够掌握，能够应用，它就造福于谁。

而且，知识是不断进步的，精细的、准确的知识取代粗糙的、模棱两可的知识，是现代科学取代古代自然哲学的原因，也是现代科学不断进步的根本。因为真正的科学，也是在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进化的，要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反映事实的真相，并非一蹴而就，也没有轻易获得的终极真理，只是通过努力越来越接近它而已。有人说，科学是求真的学问，科学的所有努力，都是求真道路上的长途跋涉：为了认识真相，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没有永远不变的理论。

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简单地分成两段。一段是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同的地区在近似的时间段先后出现了古代的四大文明或五大文明。那时候的文明可以用“天马行空”来描述，先贤们“顾左右而言他”，用事物的表象来推测事件的内在联系，用取象比类来阐述因果关系，一下子出现了“知识爆炸”的情形。但是，那个时代的学问比较粗糙、不太客观和精细，用想象的、虚构的联系来取代事物的真实联系。到了第二个阶段，当人们逐渐具备逻辑思维和受控实验技能的时候，开始从事物本身以及事件的内在机制寻求因果关系，建立起一整套的现代科学规范，并形成系统的现代科学理论，从此进入到科学时代。科学时代的特征是，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出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度效应，也迎来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到来。从此，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科学化是从16世纪开始的，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虽然它最早发生在西方，但却是人类进步唯一道路，而不只是西方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9世纪末开始接触现代科学为起点的。虽然起步比西方晚，但不能认为现代科学就是西学，它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共同学问。现实也告诉我们，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从现代科学中获取社会进步的动力，走现代化这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不是西方的，只是西方早走了一步，获得了现代科学最先的眷顾，看到了现代科学最早的光明。我们中国人也要走，所有一切后进的国家都要走，故现代科学并非是西方的专利，现代化也不是西方的道路。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可能大家走向现代化的姿势一模一样。但这个特色是第二位的，融入人类进步的光明大道才是首要的。因此，作为学问或知识，它是不断进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是可以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向前发展的，所有的固化都是徒劳的。

结合本文，所谓“懂中医”，仅仅是阻止“与时俱进”的说辞。试想，许多人做了一辈子中医，还是“仅知皮毛”，那是不是要人们在汗牛充栋的“中医”里永远也别出去？如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我们又怎能谋求它的与时俱进？其实，屠呦呦离“懂中医”还相去甚远，她仅仅读懂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段话，就取得了划时代的科技成果。请问要求“懂中医”的大佬，你们终其一生，能够明白这段话的涵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