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我接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肖培新主任的电话，他说，名老中医的成长经历，不仅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有启示作用，而且对于世人了解中医也有示范作用，应该加以总结，写成象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大家”栏目那样吸引人的作品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以前虽然没有见过肖主任，但是，从他循循善诱的话语里，我知道他是很善于说服人的。我一边赞同，一边听他继续说。他说，已经和朱良春先生联系过，希望把他的事迹作为首批入选的专家进行介绍。我不由地说“好啊”，因为我知道朱老有很多故事，是非常感人的，完全值得大书一笔。肖主任见我已经同意他的看法，就进一步说，只是朱老回话说，他很忙，年事已高，讲述一些事情还可以，写出来就有许多不便。身边的子女也很忙，不容易帮得上忙。弟子们远的太远，忙的太忙，没有合适人选，就不准备参与了。肖主任稍一沉吟，紧接着说，我们觉得，当今中医学家里边，如果写一个系列作品而没有朱老参与，那是很不完善的。我只好说“是啊。”肖主任话锋一转，立即说：“我们王国辰社长说你是朱老的弟子，而且您的《回归中医》书稿刚由我审过二审，觉得您文笔不错，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件大事。”我说，哪里，哪里，您过讲了，我可以参与一部分内容的整理。他说，不是参与，而是主要由您来写。我说，那就需要您经常给予指导才行。就这样，我们定下来一同去南通采访朱老。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会有某些难以预料，肖主任买好车票之后，他爱人的膝关节患病住院了，需要他照顾。因此，肖主任换成了包艳燕编辑，我们在上海见面之后，一起去南通。当然，包编辑人很热情，帮助我联系上海中医学会的施杞教授，因为当时打算起诉污损中医药的反中医人士，邓老、朱老也支持为中医伸张正义。这些事情，我在《捍卫中医》里，有所记述。当然，《捍卫中医》的书稿，也是包编辑赞同，并力争在她们社出版的。她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是中医书籍出版系统里主要的力量，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接领导，我们王社长正在组织有关选题，我回去就帮您联系，应该会顺利出版的。”后来果然如她所说，王社长以及社里的各位同仁，都热心捍卫中医，使这一部记载斗争史实的《捍卫中医》在半年之内，就顺利定稿、出版，奉献给了中医界以及关注中医前途的广大读者。

在南通、在广州、在北京，通过几次当面采访朱老，以及电话联系、电子邮件多次往返，本书初稿于2007年5月完成，当时的体裁是传记，而不是对话体。肖主任看过初稿，提出来修改意见。他说，这是一套系列的丛书，各本书之间应该在体例、篇幅字数等方面，大体上比较接近，还是以对话体为好。因此，请把传记变成对话。我认为他考虑的有道理，就进行修改，也增加了一部分内容。

完成修改之后，还是有不少缺憾，比如，朱老作为临床大家，书里应该有大量的病例，就可以增加感人的力量。这的确是正确的意见，中央电视台《天佑中华有中医》的节目，第一个就是朱老诊治上海施先生晚期淋巴癌，十几年之后仍然健在的现身说法，曾经引来无数电话热线咨询。他70多年的从医经历，该有多少感人的业绩啊。那真是难以记数的。好在朱老自己写的，子女、子弟、学生整理，经过他审阅的学术著作很多，而且《朱良春用药经验》等不仅几次再版，而且每次都是十几次重印，《中国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医学微言》、《朱良春医集》等大多都有新版，了解朱老的临床经验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尽管如此，更多的缺憾是对于朱老每一个时期重要学术活动细节的描述太少，本书只能构成一个大致的粗线条的轮廓，有关细部的补充都应该是很精彩的故事。这只能留待将来，留给那些了解朱老的人们，一一去品味，去记述了。朱老是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大树底下难于展露风采一般人不容易理解。朱良春先生的爱人姚巧凤女士，如果单独地说她的为人，她的作为，很有可能会被人们当作楷模。比如，朱良春先生不仅有七个子女，而且还有母亲、岳母一起生活，其艰难、复杂、众口难调已经很难以想象了，但是，有那么一天，他竟然又领来了一个泰兴县的后生朱步先，站在门外，说“从今往后，朱步先同学就吃住在咱们家了。”作为妻子、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的姚巧凤，她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她想过吗？然而，她愉快地答应了，就象当年章次公的爱人戴福珍一样，她对于朱良春先生的学生、徒弟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啊！

说起朱老对待学生、弟子，很多“当事人”都感慨系之。我就亲身经历过，而且也和陈达灿、徐凯、包艳燕分别感受过朱老的招待：在酒楼里摆一桌丰盛的南通特色菜肴，叫上几个子女作陪，那浓浓的热情温暖了每一位远来学子。

朱老的几个子女，很多人都想学习中医，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要争取这样一个机会是很难的。大女儿朱胜华虽然学的是西医，后来也考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成了中西医兼通的专家。二女儿朱建华是南通医学院的中医教授。小女儿朱建平1969年下乡，正好赶上朱老1971年去海安县送医送药的医疗队，她就跟随朱老行医看病，成了朱家军里最早的“跟师传人”。后来，她报考药学院，虽然考试成绩很突出，由于她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是个能吃苦的劳力，医院的领导不愿意放她走，对学校来做招生了解情况的同志说：“她是插队知青，表现不错，但是劳动时间还短，等明年再说吧！”因此，一直等到1974年知识青年回城大潮来临时，她才有机会调到印染厂医务室工作，1975年被推荐到南通卫校中医班脱产学习三年，随后她又通过了南京中医学院的课程考试，取得大学学历，圆了自己的中医梦。2000年，她调到研究所任副所长，与胞姐朱琬华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研究所工作的发展。2006年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落成之后，朱婉华担任院长，副所长朱建平扛起了研究所的牌子继续前行，扩建研究所，后来又建成朱良春国医大师工作室、协助建设南通中医药博物馆，都展现了朱建平所长不平凡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朱老的大儿子朱晓春，因为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医，至今还后悔不已，因此，他让女儿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补上了他没能学习中医的缺憾。小儿子朱幼春的儿子朱彤，立志专攻中药专业，学有所成，也是受朱老的影响。

三女儿朱敏华虽然没有学医，但是，由于她已经退休，现如今只有她全方位地围着朱老转，朱老的衣食住行她操心较多。朱老很多学术活动的照片都是她拍摄的，本书里的插图照片也是她一一选出来，复制好，再寄到出版社。

2007年8月底，我再次去南通，在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不仅看到开业一年的医院里，病人不断“挤占”原来的预留房间，各种治疗措施逐渐配套齐全，而且看到一棵古香檀木的巨型雕塑，七只仙鹤围绕山顶一棵松树，各展身姿，一派和谐。朱晓春先生介绍说：“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见到这件雕塑之后，就觉得和我们家的情况很相似，因此，就购买了来，放在这里，成了我们的象征。”如今，一座六层的病房楼已经投入使用，各种现代设施方便了患者的就医，也突出了中医的特色诊疗。因为他们收治了大量的类风湿致残患者，以及各地转来的晚期癌症患者。人们希望在这里，在人生不抱希望之后，再次找回生命的希望。

这次去南通，正好看到了著名作家陈祖芬8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朱良春：医乃仁术》。作家以她特有的想象力，把南通的名人张謇、范曾，以及弘一法师、海灯法师、章次公、著名作家张贤亮、外星人和中医功夫片都放进文章里，阐述他们与朱老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象她2002年写在《文汇报》上的《中医啊，中医》一文一样，把F4与赛车、足球、球迷与中医专家们在广州师带徒的热闹场面一起描述，也就是要把中医放在时代的大背景里来看，中医离人们很近，而且中医大家与生活里的名人、明星一样，受到人们广泛的爱戴与崇敬。

朱良春先生作为中医界的一位优秀代表，不仅救治了大量的患者，造福于无数个家庭，而且在学术上发展了中医学术，在事业上开拓出一片令人羡慕的业绩，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更是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如果说朱良春先生是中医学人的榜样，我想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上述文字基本上保持了第一稿的原貌，时间的历史快车，一晃就驶过了几年，朱良春先生与其他29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前辈，2009年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首届国医大师，这位老人在盛名之下，向世人展现了更多的大家风范，在追求至善的道路上，朱老的人生境界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我想，朱老被评为国医大师虽然是他的幸运，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国家、民族、人民、中医界的幸运，因为借此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是如何在盛名之下践行“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精神的，他为这个时代付出了很多，也为我们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楷模，是我心目之中永远的恒星。

我的这些感想，尽管难免有作为弟子的个人感情混杂其间，但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置身事外”，从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从中医的反对者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如何看待“朱良春现象”？中医后人会如何看？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在中医的长河里，“朱良春现象”能带给我们多少思考？

所有这些问题，当我打开《朱良春年谱》的时候，一切疑问都不存在了，我心里只有震撼和感动，以及难以言表的敬仰。朱老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座丰碑。他见证了中医百年磨难，亲历种种坎坷，正在把一切艰难困苦甩在身后，带领着“朱家军”的传人们，大步走向未来。我相信，“章朱学派”必定会以当代显学，而深远地影响到未来。

知我，罪我，都不用担心。因为，我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只有坦然。

有关背景知识，可以参看我出版的《中医近现代史话》、《永远的大道国医》，以及我主编的《挺起中医的脊梁——废医验药正危害中医》。

另补：

上述修改补充稿件2015年10月上旬完成之后，呈送朱老审阅。老人家仔细地审阅了稿件，并在打印件上留下了修改的墨迹。尤其是他对“章朱学派”的提法，做了审慎的思考，“我只有诚惶诚恐愧疚于心的接受”这个事实。此后2个月，2015年12月13日凌晨，朱老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杏林恸哀，民众怀念，门人垂泪。昔有洛阳纸贵，当时南通花缺。纪念的人群，来自大江南北，都希望再见一次他们心中的朱老。

我的内心风云翻卷，朱老生前给我的教导，一时之间纷繁奔涌，一起袭来，感慨万千，不能平静。我和朱婉华师姐，以及她的秘书小张，在《南通日报》社经过一整天的编辑整理，于12月17日凌晨出版了四个整版的怀念文章：《大师九九归一，学术传承永恒》，在追悼会上与世人见面了。

我和一同前去的几个徒弟，远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朱老，泪水夺眶而出。我内心强烈地感受到，我对朱老的访谈，永远地停止了。

在结束这本《小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感谢很多人，他们给予我大量的帮助，让我完成了这不同寻常的采访和出版。我非常感恩能遇到朱老这样的人生导师，也很幸运地见证了中医近现代史上“章朱学派”的传承佳话。我想相信，在今后的历史过程之中，“章朱学派”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榜样的力量”必将在中医的复兴过程里，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2007年10月前后，我接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部肖培新主任、戴皓宁、王秋华编辑的邀请，他们希望我在完成了《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之后，能够继续编写《走进中医大家路志正》，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路志正先生是我十分景仰的中医大家、名家。我在20多年之前读研究生的时候，与他的硕士研究生李连成一起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在西苑医院共同学习基础课。说起来，我与李连成有过三次同学的机会，一是在恢复高考之后，一起考进河北新医大学，成为了大学同学。毕业后不久，1984年下半年，他从石家庄市中医院、我从衡水地区中医院，一起参加了河北省第二届中医基础理论提高班，共同学习四大经典、医古文，在学习的过程之中都报考了研究生。1985年9月，当我们再次成为同学的时候，我知道了他的导师是路志正先生。当然，路老的三儿子路京达当时也读研究生，比我长两届，是我的指导老师余瀛鳌先生的研究生。再后来，就知道了路老是河北省藁城人。他既是国家的名医，也是燕赵中医界的代表人物。听说挂他的号看病不容易，他开的药方往往在平易之中见神奇，疗效破不一般。后来还听说，他就是“当代的太医”，他在卫生部工作20余年，不仅因“工作之便”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而且到广安门医院之后也经常出入中南海、钓鱼台，或者出国讲学、交流学术，只是这些医事活动都属于“国家机密”，不可轻易外传。各种小道消息，不时传来；种种传闻，引起我的好奇。

路志正先生到底何许人也？他在卫生部工作20多年，见证了多少他人难以相见的历史场面啊！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见到路老，能够询问路老，了解路老。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于言表的。

2007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中医药发展高峰论坛会议。在开会之前采访了路老，算是开始了这项工作。月底，我们一起到广州参加第三届中医药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会议，在会议期间又进行了接触采访。在饭后晚间休息时间，我就许多问题向路老的女儿路洁进行了采访。回到石家庄之后，初步拟定了整个访谈的框架结构，传给了路老，也传给了出版社的肖主任、戴编辑，他们分别提出了意见和要求。2008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十过后，我和女儿曹晓芸一起，又一次来到北京，在年味儿很浓的新春伊始，肖主任、戴编辑、王编辑一起陪着我们找旅馆、找饭庄。安顿下来之后，一起冒着寒风往返在北京的大街上，在路老家里进行了几次采访。当然，路老和他的老伴多次留我们在他家用饭。正月十五，在路老家里吃过中饭和水果，踏着元宵的月色，我返回了石家庄。此后，积极整理访谈的内容，于2008年5月末，形成了本书的初稿，约有12万多字。

初稿形成之后，交路老审阅。路老认为，虽然本书是一部采访问答式的通俗读物，但既然叫“走近中医大家”，就一定要有深厚的学术内涵，不然就不能叫“走近中医大家”。因此，为了充分展示中医大家的学术人生成就，广泛听取门人学生的意见，于2008年7月在三芝堂中医门诊部召开了座谈会，路老，以及高徒苏凤哲、张波、路老的长子路喜善、女儿路洁、王秋华编辑等一起参加了座谈，大家提了很好的建议，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现有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

补充历史细节和帮助路老整理学术思想的工作，主要由路喜善先生和张波主任完成，形成了18万多字的一个书稿。然而，为了整个丛书体例上的统一，又进行了压缩、修改。2008年11月底，压缩之后的15万字稿件，又一次回到我的手里。我知道了每一次修改，路老都要亲自过目。为了加快进度，路喜善先生也学会了电脑打字。尽管如此，经历三易其稿之后，路老批阅过的打印稿，已经是厚厚的一摞，几乎“积稿盈尺”了。可见，尽管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通俗读物，路志正先生的认真负责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益。

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掩卷长思，在我的印象里，路志正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无非是做事和做人。路志正先生一贯的态度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尽管是“低调做人”，然而他已经是当今杏林公认的中医大家；他“高调做事”的事迹难以枚举：第一个肯定石家庄郭克明先生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假如当初没有他的坚持，中医治疗传染病就少了一个有力的事实依据；他代表中医防治血吸虫病，提出来中医治水，西医杀虫，有机结合，成了毛泽东《送瘟神》高度赞扬的历史奇迹；20年里，他在卫生部下乡求证，见证、肯定了多少中医经验？毛泽东赞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得出这样的认识，难道没有他提供的证明材料为佐证吗？我想，当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的时候，用了“外表一团和气，内里一个钢铁公司”来形容，这个特点也正是路志正先生的特点。1973年，他辞别了卫生部领导的苦心挽留，执意来到广安门医院，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医。但是他与众不同的是，不是养老，不是退隐，而是带头搞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创建学会，抓急症，带研究生，搞科研，带高徒，培养优秀临床人才，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长达15年里，一次又一次，利用建言献策的机会，利用为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前前后后，为中医药奔走呼吁；利用个人的影响力，把中医药学术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历史提供给他的舞台上，把中华大医的风采，展现给世人，展露给世界和历史。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路志正先，字行健，恰好符合“志正以厚德载物，行健而自强不息”，在他的心中，天高地阔，自有一个美丽的乾坤。我想，这就是我走近路老最大的感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部的肖培新主任，2001年编辑过《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邓铁涛》。因此，在2006年策划“医学人生丛书·走近中医大家”系列丛书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中医学家就是邓铁涛先生，希望邓老能够在百忙之中参与进来，为这一套丛书增辉添彩。但是，当时邓老非常忙，不仅有许多大事需要考虑，而且他主持的973课题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所以虽然肖主任通过很多人从旁通融说情，邓老一直没有答应。

2008年11月，我到广州参加第四届名师与高徒学术传承论坛，肖主任知道之后，又把这个愿望托我转达给邓老。他说：“邓老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又临床成就很高的中医药学家，他在中医理论探索和中医战略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有很突出的代表性。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向大众展示当代中医大家的形象，述说中医学、中医人所达到的水平。丛书如果没有邓老参加，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还表达了请我主编写这部访谈的愿望。

2006年我在广州的时候，曾经与邓老说过，我觉得一个中医大家所能达到的境界，可能有三点。一是临床水平高，“治病是上工”；二是能够看清本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战略，“睿智能医医”；三是当国家的中医政策不能完全适应中医发展的需要时，敢于站出来建言献策，“上医能医国”。我觉得邓老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我也知道，邓老所达到的高度，在一本通俗读物里是很难充分表述的。就好像泰山一壤，沧海一滴，增之，不会加其高深；去之，也不会影响其学术成就。但是，对于渴望了解中医的人民大众，对于刚跨入中医门槛的莘莘学子，很多人都渴望了解一个中医大家是怎样“练成”的。我作为进入师门比较晚的弟子，也希望通过整理邓老的学术发展历程，能够更好地继承他的学术成就，成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弟子群里一名合格的徒弟。

我带着肖主任的嘱托，也带着自己的款款渴望，告诉了邓老。邓老听过之后，很爽快地答应说：“973的课题终于告一段落，总结性的报告《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9月份已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手边的事情不是那么多了，也不急迫了。你就着手写吧。主要从我的学术思想入手，加以系统整理，使之成为一本书。”邓老随即在我拿去的信袋上，写下了他的家乡：广东开平钱岗乡石蛟村。

接到这个光荣任务之后，我心中非常高兴，一边回忆我所知道的邓老事迹之点点滴滴，一边查阅资料，一边构思，在回石家庄的火车上，就把整部书的主要轮廓勾画出来了。在广州的时候，朱良春先生知道邓老同意参与这套丛书，很是高兴；后来，我到北京出版社去，谈《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书稿的定稿问题，把编写大纲交给路老看，他说：“很好！邓老的事迹也由你来写，这真的成了一套丛书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离开路老的家，来到出版社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接到了邓老的电话。他老人家告诉我，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不准备参与这套丛书了，“这也给你减轻了负担。”我说，我倒没什么，这正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说：“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你就不用这么多天里做准备了。”

平心而论，写一个人的一生，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这套丛书以对话的体裁出现，就更增加了难度。因为对话与写传记不一样，是一种“亲历”的过程，而不是由他人来写，自己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观众。通过编写《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和《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我体会到，尽管其中有许多“编写”的文字，不是直接出于中医大家的口中，但是，在修改的时候，他们要看这“虚拟”的对话，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思想，这个过程往往要花费很多心思，反复多次推敲，比别人写自己要复杂很多。

想到这些，我很理解邓老的决定。我想，我应该尊重邓老的意见，把相对安静、轻松地生活还给他老人家，起码不要增加他的负担。然而，思维是有惯性的，一件事情一但提起来，在思想深处有了触动，就很难完全放下。事实上，我自从于2005年春末拜师邓老之后，因为路途遥远，与邓老交流不是那么随时随地，所以我就摸索出来一种“虚拟对话”。我经常在心里，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试着想答案；然后再进一步自问：“邓老会这样想吗？他看这个问题，会怎样回答呢？”长此以往，演练日久，我再利用邓老所写的文章，和见到邓老的宝贵时刻，去印证我的猜想。我认为，默契的师徒传授，一定是心灵共振的结果。如果没有心灵的交流，即使是日夜守在师父身边，也不能得到真传，只是学一些形似的皮毛而已。高妙的师徒传授，应该是心心相印的神似，而非形似。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暗暗地下定决心，要从虚拟对话开始，把邓老写的文章、著作，以及别人整理的他的经验，谈话，尤其是作家周毅与李剑、黄燕莊写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找来，反复揣摩，不断演练，很快就写出来这部书稿。邓铁涛先生把它看作是我跟师过程的一次总结，是我学习的一种方式。

在回头看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惶恐，非常没有底气。我不知道在这部书里，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邓老的人生道路与学术成就？因此，我把这部书稿交给邓老的儿子、高徒邓中光主任，交给他的夫人陈安琳女士，请他们修改补充。希望一起完成这件事情，为人们了解邓老，提供一个窗口。我觉得，无论是否最终出版，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邓老提出“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语重心长

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文化与西医药在我国广泛传播，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但是，否定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潮，也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四处传播，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医队伍之中的很多人。他们把传统的中医药看成落后、陈旧的知识，要加以取消，老师与学生之中，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不断蔓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教育首先要给学子们铸造医魂，把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医事业的热诚，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学子，否则会导致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的自我消亡。因此，在邓铁涛先生从教的60多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启迪。在一次硕士研究生班的讲座上，邓老问在座的学生们：“你们读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吗？”他们回答说“读过”。邓老接着告诉他们：“你们是彷徨的中医；我是呐喊的中医，今天是呐喊的中医与彷徨的对话。”

面对西医日新月异的发展，不少进入中医行列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思想上存在着困惑。中医似乎远离了时代，依然停留在古代的形式里，进步缓慢，缺乏时代气息。

邓铁涛先生早就察觉了这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在学院内外讲学的时候，还是在编写向中青年中医们传授知识的著作里，他都热诚地呐喊着。借助“经验传薪”的《碥石集》，或者在报章刊物上的文章里，邓铁涛先生多次反复地指出：“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他呼吁：“中医之振兴，匹夫有责，责任重大而神圣。必须端正对中医的认识，坚定信心，要树立为振兴中医而拼搏的精神。”

由于邓铁涛先生在旧中国走过坎坷的道路，在长期教学与临床实践之中，发现有些问题的产生，与错误的世界观连在一起，纠正起来阻力不小。

他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价值，对世人来说，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

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药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的方向变。还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

邓老认为，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而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学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邓铁涛先生呼吁读经典，做临床，“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

铁杆中医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基础之上，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才。他们是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方法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医生；他们是有科学的头脑，有广博的知识，能与２１世纪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优秀人才，乃铁杆中医也。”

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的时候，邓老鼓励我捍卫中医，希望我能为中医维权，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相应邓铁涛先生的号召。大家一起在报刊、杂志、网络发表文章，反击这股反中医逆流。我在2007年出版了《回归中医》《捍卫中医》《关注中医》，2010年出版了《中医近现代史话》《永远的大道国医》，2012年主编了《挺起中医脊梁——“废医验药危害中医”》等图书，为宣传中医，正确认识中医而努力。

2011年，网络里流传着一篇《我负中医，中医负我》，署名“王教授”的文章，这位学习中医然后留校教学30多年的人，没有建立中医思维，也没有学懂中医，退休后发表了“自白书”式的文章。我写了《“王教授现象”应引起中医人警醒》，邓铁涛先生也接受采访分析“王教授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中医教育必须改革。

2013年5月，邓铁涛先生给我写信，鼓励说：“你发表的文章我都注意看，都觉得写得不错。前天翻旧件，捡出你2005.11.5日的来信，谈关于禽流感问题的信，信中说：‘其实需要正确认识中医的，有相当多的是我们中医界内部的人士。学院派中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个可悲的现象，是王斌思想的影响所致！最近不断出现‘中医要科学，要打破神秘的藩篱’之类的要科学主义不要中医学的文章！我年事已高，无法去教育这些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掘墓人’！要打破藩篱的作者居然提‘头发可以止血吗’的问题。他连头发与血余炭都分不开，到底这个藩篱是他自作的还是中医的呢？”

邓铁涛先生在信件的末尾鼓励我：“我希望你以批臭‘告别中医’者的精神，执笔战斗。我的学生中你最为合适。你以为对吗？”

读了邓老的来信，我的心情很复杂，一种历史责任感让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有邓铁涛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很乐意接受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中医，邓铁涛先生在《正确认识中医》中指出，1949年以前半个世纪，中医受尽了轻视、歧视、排斥的待遇，未被消灭已属万幸。解放后，王斌思想影响深远，中医药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其间虽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王斌等公开批评并撤职，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并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和几所中医学院，但中医事业的发展仍无大进展。

邓铁涛先生主张用发展的目光看待中医，第一就是要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历经几千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人民所抛弃了。但贬低中医的人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又说中医的经验不能重复……等等。邓铁涛先生认为那些没有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验的。中医师的高明与否，与其理论基础、临证经验、文化素养成正比，试翻阅历代名医著作及现代名中医的事迹足以为证，说中医只是经验医学是毫无根据的。

也就是说，科学是发展的，科学观也应该是发展的。

邓铁涛先生一贯主张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新的科学观之中，有一个叫做复杂性科学，主要用来研究生命现象，社会、经济领域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的原理来解决，而与中医学有很多相通之处面对西医日新月异的发展。

经历了最近的新冠肺炎流行，中医药之所以有底气做出这样突出的成绩，与2003年中医迎战非典的经验密不可分。

邓铁涛先生为《中医群英战SARS》题词说：“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

邓铁涛先生为之呼吁、奋斗终身的中医药事业，其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人们对于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反思，具有辉煌历史的中医药，走过了近代坎坷，充分展示出巨大的现实作用，其未来价值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