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米歇尔•福柯在哲学上的另类建树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本文着重考察福柯一个早期的文本——《临床医学的诞生》，试图弄清福柯的权力理论在这个文本中的一些表现。笔者希望通过对《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权力关系的解读来更加深刻地理解福柯哲学在某个特定阶段的进程。

作为《疯癫史》的姊妹篇，《临床医学的诞生》在福柯的著作体系中远没有前者那样令人瞩目。1963年，当这本两百多页的小册子发表时，甚至没有在当时的学术界激起一丁点的浪花。但是，这本书在福柯的文本历程中确是不能被轻易遗忘的。这本书的主旨，正如福柯在前言中阐述的那样，“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它探讨的是现代诊所，现代的临床医学是从什么时候，以何种姿态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的；从何时起，在一些怎样的条件作用下，一种崭新的“科学”话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经过考察，福柯确定，这种新话语形式的确立根本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流程，它是充满断裂和变异的。在十八世纪中期与十九世纪初之间，经过一系列复杂交错的变换，它突然的以一种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呈现在我们面前。问题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自以为正确地赋予了这种知识以那种似乎是客观真理的性质。换句话说，福柯在这里研究的是医学这种科学话语的“科学”性质的构建历程。

传统的观点是，作为权力哲学家的福柯只是在《规训与惩罚》中才开始系统地阐释自己的权力理论，而他早期的许多著述则由于受到当时时兴的结构主义的影响，带有浓厚的结构色彩，《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说道：“现在回想起来，我问自己在《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谈了些什么呢？除了权力我又能谈什么？”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前言中，福柯同样提出了权力的概念。他说：“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了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也就是说，一种“深层”的知识突然之间将自己的话语权力，对疾病的解读权力拱手让给了另一种“深层”的知识，从而导致了框架的变化，导致了一种被我们认为是“真理”的新的认识形式的诞生，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新的思考对象，以及一种新的科学和认识方法。

权力的显现

在福柯眼中，古典权力与现代权力是大相径庭的。古典权力表现为一种统治权，它强调的是统治者的强权和规范的法律体系。古典权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暴力的镇压，一幅不连续的宏大场景。在很多时候，这种权力的运作都会引起巨大的反抗。从经济学上来说，这种权力花费巨大的成本，收获的认同和服从却往往是微弱和暂时的。

福柯的得意之处在于他发现了现代权力，这种权力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是凝视，在《规训与惩罚》中是“全景监视”。这种权力有许多的特征，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它浓厚的经济学气息。与古典权力相对应，这种现代权力具有一系列的新特征：持续性，生产性，毛细血管式的渗透，实践性和微型化等等。现代权力是一种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泉散发出来，而是由一种遍布于社会有机体的每一微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由下至上连结而成。它在最细微之处，最地区性，最局部的形式中发挥作用，通过千丝万缕与个体发生作用，以达到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这种权力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生产性，而不是压迫性的。它作用于最微小的个体，对个体进行不间断的监视，结果只能是使个体产生一种权力的“自我放大”——将权力内化于自身，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规范程序，来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指导。市民们会为了权力，权力系统而去实施权力。现代权力的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对权力的“自发性”感受。现代权力在它开始出现之处或许只是一种方向，一种规划，但随着它自身的不断应用和推进，它发现自己很快地就使整个的约束客体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权力管制的循环之中，它们就像卫星一样踏上自己的轨道，安于这种规划，服从这种规划。可以说，相对于古典权力中拥有统治权的王权和法律原则而言，现代权力更像是一部进行默默统治的惩罚机器。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向我们描绘了西方（特别是法国）从分类医学走向解剖临床医学的全过程。在这个突变的进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医学自身的科学演变，有的只是权力方式，疾病表现方式的不断变化。

现代的科学史家常常认为，在18世纪中期，分类医学，交感理论在医学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而那时，标志着医学新生和科学特征的解剖学由于受到“宗教和道德的挑战”，并没显现自身。它后来的出现就像所有新兴科学的方法出现一样，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历史进步的结果。福柯批评了这种神话。他发现，早在1760年的《病变的位置与原因》中，“尸体已经成为医学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对于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极其科学和实证的方法，当时，怎么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为一种现在看来荒谬可笑的分类医学所压抑？实际上是，解剖学从来就不是什么进化的英雄，在18世纪的一段时间内，它是一个不得志者。它后来显现自身，并指导我们的科学进程仅仅在于一种新的权力机制的作用的发挥。

作为18世纪中期医学权威的分类医学，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作为统治权的古典权力，一种法律性规定的权力。与此相对的后来出现的解剖临床医学则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权力机制，一种统治权，统治者隐匿的社会惩罚体系。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分类医学规划了疾病形态的内在逻辑，它预先对疾病进行了定位和排序，预设了疾病的构型——它要建立疾病的家谱。在其中“纵向纬度用于描绘疾病的含义，横向纬度表现同系现象的相互转移”。一幅疾病图表的宏大体系作为疾病的统治者被勾勒出来了。这种体系高高在上，漠视个体。在当时的医生眼中，可以没有病人，但却不能没有疾病：一种分类体系之中的或者具有相似性特征的疾病。这时，疾病的方法论表征是归纳、排序和分析。与分类医学相对应的交感理论同样具有浓厚的统治权的色彩。它可以说是疾病统治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放大与扩张，是一种互动，一种渗入，一种被认定的想象。它保证了“定位时间与构型空间的相互作用”。分类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关于“特质”的解释：“使疾病的基本‘实体’与病人的实在躯体发生联系的不是定位点，也不是时间延续的效果，而是‘特质’”。很显然，“特质”标引着个人，它适时地在病人身上进行镶套，就有了疾病。这可以说是“特质”实施它自己权力具体的体现。在这里，病人不仅是被淡忘的，而且是被压抑的——即使它作为疾病的特质的不可缺少的容器。因为病人身上纷繁复杂的病症是对医学辨识的挑战，是对真理的蒙蔽。当然，这种压抑引发的只能是反抗。病人作为疾病的容器的性质一旦被忽视，框架图像的不稳定性就立刻显露出来。另一方面，分类医学对待时间的态度，表明了这种权力实施过程中的不连续性和断裂性。时间在交感理论中仅仅是作为一个常量而存在的，它在疾病中，在病人身上，在分类原则作用的过程中都是被忽视的。

在前言中福柯这样形象地描述了临床医学从分类医学迈向解剖临床医学的具体的诞生历程：十八世纪的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对话：“你怎么不舒服？”但是，不久，这种问法就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相对于分类医学对个体，对病人的漠视，解剖临床医学将自己的目光牢牢地镶进了有机体。它现在面对的，是尸体、病例、病灶、器官甚至于组织层（虽然这其中，目视经历了由个体表现的症状、征候到个体有机体的转移）。在这里，现代权力集中体现了它微型化的一面。它不再是宏大的体系描述，它现在是细致入微的默默凝视，它渗透到有机体的各个角落，到它最微小的底层当中去。当然，分析方法也没有完全终结，毕竟，解剖临床学也不能只看不说。但是，这种分析，由于权力空间的变化——毛细血管化，也改变了自身。福柯说：“这种分析脱离了语言的支持，而且它所规定的是事物的空间可分性，而不是事件和现象的言语语法”。分析从词语，知觉的片断性中逃离出来，它开始作用于有机体的底层，专注于“可感知的表面”。“沉闷的共性生命最终变成了某种个体性生命”。

在权力的时间性上，解剖临床学也表现出了现代权力的持续性特征。由于它作用的是一种或多种微型的客体对象，这也使得凝视的持续性变得可能和必要。在向解剖临床医学转化过程中的临床经验医学那里，目视观察就已经是具有时间性和持续性的了。具体在解剖临床学中，权力的持续性集中体现在对病变的观察上，因为时间只会在比较中凸显自身。在这之前，为了使这种持续性观察得到更加明显的肯定，目视还把病变与症状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组织病变与症状的关系曲线。对死亡概念的重新定义也体现了解剖临床学作为一种持续性权力的特征。原先的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一种偶发性的事件，它打断所有的目视。而在解剖临床学中，死亡则成了一面镜子，一个提供真理的场域，一条连结生命和疾病的纽带。福柯这样描述这种死亡：“死亡的时间可能悄悄地出现在整个疾病的演变过程中：而且由于这种死亡失去了晦暗性，再由于它的时间中断效果，死亡反而成了一个工具，使得疾病的持续时段与被解剖的尸体的静止空间有可能整合为一”。

死亡现在不仅仅是尸体，它早就“发散于生命中”。这样，死亡就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个疾病的生命体和它的生命历程。对病变，病灶的凝视就转化成了对疾病生命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监察的过程。解剖临床学在进行凝视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同样进行着不懈的生产。疾病的生命可以说就是一种生产。另外，这种生产还表现在组织的自我放大和凝视权力方式的自我放大中。“病理现象按照它们特有的路线或位置在有机体内空间化，借此形成了有生命的进程表象。”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原则来建构一系列崭新的疾病。现在它可以从一种病变发现，描述另一种病变。这些原则包括：组织传导原理，组织不可渗透原理，钻孔渗透原理，组织遭受侵袭原理，变化之变化原则。现在，“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是组织自我审察的结果。而在此之前，疾病是生命的外在物，是自然领域的一个独立存在，没有实体的依托，有的只是缥缈的秩序。同样的，作为权力手段、方式的凝视自身也在不断的运作中拓展自身，完善自身。它成了一种行为模式，一种观察范式。因为“一个绝对的，具有彻底的整合功能的目视能够支配和建立全部的知觉经验”。一个视觉-触觉-听觉三位一体的感知构型接替了单纯的凝视，它要发现可见的不可见物。

权力的位移

在1976年的一次讲课中，福柯这样阐述他自己的权力分析法则：不要考虑谁实施了权力，谁拥有权力，那会使我们陷入迷途，因为现代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具有这种可供分析的特征了。在之前的多次访谈中，他也表述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对权力在社会里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依然所知甚少”。福柯所重点关注的是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这也同样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权力实现了位移，从一种古典权力中启迪出了一种现代的权力机制。福柯说：“正是在医学那里，人们看到，惩罚机器和法律原则可以说相互交换和化约——我不想说相互配合”。福柯以这两种权力的作用方式的展开进行剖析，向我们描绘了两种权力策略之间的渗透和交替。权力的作用方式从以目视为辅的规划，到目视的“眼睛决定一切”，再到凝视原则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正是这种变化，这种权力方式转化所透露出来的权力位移最终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科学的诞生。

分类医学是以一种规划来行使它的权力的，它有一套的理论框架，有一个预先的设定，一个宏大的体系。无疑，在分类医学看来，它们都是确凿无误，充满说服力的显现。当医生要指出疾病，面向它的权力对象时，他当然需要一种目视，一种定位，来与整个体系中相契合的概念发生联系。但是，这种目视不是主要的，它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重要的是体系的规划或者说是推论。医生根据目视的结果，再根据他那种“自然”“客观”的体系推究出疾病的“应该”的显现和本质，并指出具体的治疗方法。在分类医学看来，这个类似三段论的对待疾病的方式是近乎完美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柯在前言中提到的18世纪的医生对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疾病描述确信无疑。在那里，医学中似乎充满了先验的真理，用这种真理规划，审视被目视扫描到的疾病是多么合乎常理。分类医学这样阐述道：“使疾病的基本‘实体’与病人的实在躯体发生联系的不是定位点，也不是时间延续的效果，而是‘特质’”。目视努力找寻的定位点不过是通向“特质”的一个途径。

目视的作用结果是疾病的症状与征候的显现。症状是表现性的，是目视直接捕捉的；征候是预告性的，是目视计算的结果。在这里，福柯引进了结构主义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来表达目视对于一种“疾病核心”的探求。症状成了一种能指，它“丧失了原来作为指示者的支配性角色，而成为表现法则的一种现象”。

而对于“疾病核心”来说，无疑的，征候是更加通达的，征候指向了疾病的本质。于是，为了实现从能指到所指的逾越，目视积极运作，“在一种对差异，同时性或接续性、频率及其敏感的目视下，症状也就变成了一种征候”。症状和征候开始说同一种清晰的语言，而这种“妥善建构的‘语言’就是真理，就是疾病本质”。“真理的秩序与语言的秩序完全一样”。目视为自己创建了一套真理的语言体系，一种客观性的结构，通过这套语言的真理体系，它开始对疾病发生着一种崭新的作用。换一个角度说，目视之所以在此之前遭受排斥，是因为目视面对的是广阔医学空间中的无限性。而医学知识需要一个确定性的指征，一个确实的法律言说体系。现在目视解开了这个难题，它说：在广阔的空间中充斥的是可度量的事件（症状），这种事件可以通达真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真理本身。当然，为了使这种指涉更加令人信服，病例概念开始受到了重视，因为它不仅是病，更重要的是它是例。这种“例”通过一系列的填充阶段可以构建一种必然性的真理。可以说，在这个阶段，目视的权力作用方式既是一种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古典的统治权，又是一种致力于生产普遍真理的现代权力样式。它是一种过渡的运作。

目视和语言的运作模式使得医学的门栏被垒起了。问题的关键成了目视和语言的契合。在临床经验中，目视不是一种“拒斥理性和想象噪音的纯洁观察”，它是一种平行的切入，是一种“运作逻辑维持的感知行动：它具有分析功能，因为这种发生过程完全是事物本身处于原始沉默状态时所使用的语言句法”。目视不希望成为一种规划的权力，不希望加入对疾病的勒令，但它也不拒斥先验。目视宣称，它与疾病拥有一个共同的逻各斯（Logos），一种语法模式，或者叫做“语言句法”。可见，在这里，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目视要看的是真理，疾病的真理；目视要说的是话语，真理的话语。“在言语和目视这种有规律的起伏过程中，宣示了疾病自身的真相；这使这种真理回到了那种话语形式中，成为一种文本”。这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权力，一种带有隐蔽色彩的真理压制的权力。所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是面向真理，而不是统治权。

但是，这种与言语密切结合的目视还是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在作为临床医学认识论范式的孔狄亚克的哲学中，福柯发现：在临床医学中，“它是从计算的必要性又回到发生的首要性”。即临床医学从假说有一种完整彻底的描述推断出疾病的可见性，真理完全成了一种先在的东西。这就使一种“完整彻底的描述”变得难以企及。它看起来似乎开始向分类医学退化了。因为言说占据了统治地位，语言，真理体系开始规范起目视结构、目视法则，它似乎又要回到一种古典权力范式。

左图是一幅16世纪描绘隆鼻术的插图，右图是19世纪画家特纳与医生卡普合作的作品。两者的风格无论是在手术、绘图还是印刷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在这种时候，解剖学的凝视出现了。它是目视的成熟形式，是一种“默默的揭发”。当然，在初始的阶段，临床方法一度阻止了解剖方法显像自身，“它感兴趣的是历史，不是地理”。当临床方法面临难题时，解剖学也适时地调整了自身，切当地进入了临床医学之中。解剖学方法面向的不是器官，而是结构；不是局部性，而是同一性。此时，凝视的目光还没有精细的渗透，它没有离开“临床分析的正统谱系”，但是它已经开始从语言的项圈中游离出来了。表面性也离开了那种浅薄的症状表层，开始渗入组织层。分析从词语，知觉的片断中逃离出来，进入了实际的现象和要素。疾病开始呈现出一种“解析分类体系”。它完全将自己展示给眼睛。语言在分析中被冷落了。

但是，凝视虽然逃离了语言体系的束缚，它仍不得不面对一种本质的要求：疾病的本质，一个过渡的真理。怎样在一种面对尸体和死亡的解剖学凝视中发现、推究生命的疾病？成了新的解剖病理学难以回避的问题。目视对表面症状的作用与凝视对身体组织的作用决不是一个渐进观察的距离的缩短，在这一过程中，游戏断裂开来。目视进入了一个对于它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隐晦的场域，它先前的方法，规则，能力，话语在瞬间失去了效用，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必须确立。毕竟，尸体和死亡中可见的病变与症状存在着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虽然凝视也试图对健康的人体进行分析，定位其病变与症状的曲线，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一定困难的。于是，原先的同一式的症状分析法被一种“花格式”或“分层式”的方法所代替了。原先那种对发生频率的记录来确定同一性的方法开始变成了对固定点的直接定位。一种奇异的场面令人惊喜地出现了：病质，“病质的时间与器官组织的可预定过程之间的吻合”。凝视的空间占据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是一种具有指涉疾病本质功能的空间，它的权力领域可以通达权力的本质。

凝视在表述了自己空间上的可见性之后，又在死亡中说出了自己时间上的可能性：一种疾病的历史进程。死亡不再是一个生命的突然断裂。一方面，死亡进行了空间型的规划和分类，因为在尸体中有些东西是病变的，有些是死亡之后的。另一方面，由于死亡时间的任意性及其可分辨性，疾病的时间性也开始昭示自身，因为“死亡的时间可能悄悄地出现在整个疾病演变的过程中”。死亡从生命的对立面的绝对层次来到了一个“发散与生命中”的相对层次，它现在成了 “获得关于生命的实证真理的唯一可能途径”。“疾病和生命都说出自己的真实，特有的不可简约的事实”。

于是，在一种对死亡概念的全新读解中，凝视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在死亡之镜中，死亡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或者说一个疾病的监狱。在其中，凝视的目光可以默默地监视着疾病的一切动向。凝视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真理。观察和分析的目视被沉默的对死亡的凝视取代了。另一方面，借助于死亡的作用，在凝视目光的引导下，疾病的真理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实在依托——生命场域。死亡成了从生命到疾病的通道：“从根本上讲，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会死亡。”

在这种凝视的目光下，原先在目视与语言体系中充当主角的症状与征候被重置了。在凝视的无生机世界和立体几何学中，作为表面事实堆积的症状不再具有有效性和预测性，因为它是复杂的和难以捉摸的尺度，同时它也不是一种客观性的真实记录，它更像是一种言说。而征候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一种只是表示一种病质发生，决不能显示一种病理实质的能指而被保存下来。它没有与无机世界的客观确定性发生冲突。

但是对疾病本质，“疾病核心”的追求给凝视的目光带来了威胁，甚至一度影响到它作为权力作用方式的主导的地位。病灶和病灶上的病变对于解释“疾病本体”似乎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在热病中，这种现象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热病的危机中，“本体”开始变得难以捉摸，因为不但病变对确定疾病丧失了确定性，而且似乎“本体”也不完全在“病变”中映射自身。解剖临床医学受到了挑战和诘难，凝视法则的器质性定位丧失了话语的优先权。“定位的需求被包裹在一般性的结构里”。当然，凝视很快就夺回了自己的权力。布鲁赛的《慢性炎症史》对此作出了贡献。热病等原先被认为是无器质性的疾病被重新安置了。一些超越尸体，难以解剖的生理学病变被症状召回了，因为现在要求“症状观察去说病理解剖学的语言”。它要归纳，还原出生理紊乱的起始点。这样，“一种机能紊乱和气质变异之间的分类学之墙被推到了”，医学开辟了一个完全由这些局部价值决定的，完整的研究空间领域。在这种同一性的建构运动中，作为本体的疾病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疾病不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它现在也不是简单的病变，它是一种组织的对外部刺激的不同反应，是一种生理-病理过程，是一种病灶-症状的联结。更有甚者，它是一种器官的“患病”。疾病的本体论被否弃了，它现在是一种侵袭，一种异质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炎症和热病都得到了切实的回答，病灶和症状在无本体上走到了一起，实现了同一。它们现在都成了对过程的作用工具，谁也无法实现超越。凝视的目光从病变扩展到了有机体，在扩大权力场域的进程中，作为一种象征统治权的疾病本体遗忘了，凝视现在实行的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统治。到此，医学终于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地位，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诞生了。

作者简介：林建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