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盖伦及其疫病学实践

（一）盖伦其人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图2-13）出生在罗马帝国鼎盛时代的安东尼王朝一个社会上层的家庭，那是小亚细亚的海岸城市帕加蒙（Pergamon，现属于土耳其，曾经是希腊的殖民地），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文化中心。盖伦的父亲尼康（Nikon）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建筑师，拥有很多财富和土地。盖仑从少年时代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哲学（尤其是逻辑学）、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和修辞学（都是当时上流社会子弟们的必修课）。公元147年，当盖伦18岁时，他的父亲在梦中受到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指示”，从而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学习医学（当时人们对梦兆都深信不疑）。此后，他在家乡和附近的城市，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时的医学中心）学习解剖学和医药学。同时开始了医学论文的写作，他的第一本著作是《盖伦论医学经验》“Galen on Medical experiences”。

图2-13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 

经过10年刻苦学习，盖伦于公元157年回到故乡帕加蒙，被聘任为“格斗士学校”的外科医生。在罗马帝国时期，格斗士是奴隶们的一种悲惨职业。在罗马城的格斗场上，他们必须拼个你死我活，才能罢休。然而，在帕加蒙则无法与之相比，“学校”当局需要设法尽量保全格斗士的性命，以便减轻经济成本。因此，这里的外科医生需要抢救受伤的格斗士，帮助他们免于一死，迅速恢复健康，以便重新参加格斗。所以，盖伦在创伤外科治疗和康复营养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他的解剖学知识也能派上用场。两年后，他发现了胸部肌肉和横膈膜与呼吸运动的关系，以及喉返神经与发声的关系，并且用猪做实验，证实了自己的发现。

公元162年，盖伦首次来到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原来只是出于游历和学习的目的，结果却停留了4年多，并且在文化界和医学界取得了很高的荣誉，他的病人中包括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康茂德（Commodus）两位皇帝、执政官，以及许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

其实，当时在罗马，医生并不属于上流社会的成员，只被视为工匠，至于拥有哲学家头衔的医生则另当别论。人们对于双手沾有脓血的外科医生更加另眼相看，只是理发匠和奴隶们从事的工作。所以，盖仑来到罗马后，改而从事内科医生的工作。他在治疗病人时，除去使用自己制备的草药成药（至今仍以盖伦的名字命名，称为galenicals）外，也经常应用食疗、沐浴、疗养和护理，有时也采用静脉放血疗法。

然而，由于动物解剖和生理实验的基础，他能够根据临床经验做出准确应验的预后判断，这对患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且，他能够运用修辞学技巧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进行的逻辑性很强，言辞犀利的辩论。他所做的关于呼吸、发声、脊髓神经和泌尿等功能的实验震惊四座。但是，他在4年后与166年匆忙地秘密离开罗马，返回家乡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公元168年，回到家乡两年后，奥勒留皇帝准备讨伐入侵北部边界的德国人（当时称为高卢人），于是又把盖仑召回罗马，要求他随军出征。在他婉言谢绝后，皇帝让他留在罗马担任王子康茂德的侍从医生，一同住在罗马南方的皇宫里。他在医疗工作之余，专心致志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成为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共完成了300多部（也有500多部的说法）著作，其间，他藏书的“和平神庙”发生大火，一部分著作被烧毁，至今仍有130多本著作留传下来。

公元178年，奥勒留皇帝逝世，康茂德即位，但却于192年被暗杀，从而结束了安东尼王朝，进入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三世纪危机”时期。此时，盖仑仍然住在罗马，后来回到故乡继续进行写作。

对于盖仑的生平活动、行踪、工作和写作等经历都有详实的时间和地点的记载，主要是借助于他的大量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大多属于半自传性质，对于自己的活动附有详实的记载和叙述。然而，他的死亡日期却无从查对，无法证实。有人说他去世于210至216年之间，但大多数人认为他去世于199年，享年70岁。

盖仑死于罗马帝国开始衰落的“三世纪危机”（公元193-284之间）的初期，与中国东汉末年非常相似，出现了“三十僭主”，互相残杀，北方异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情况，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在文化上出现了有名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不仅盖仑的名字在黑暗中消失了，他的著作也被黑暗湮没了。

但在4世纪时，东部的拜占廷帝国的一些学者们开始热衷于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文化。于是，盖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和编辑，开始在希腊和西亚一带（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传播，再传入波斯和整个伊斯兰世界，被翻译为阿拉伯文。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等人对于翻译盖仑的著作和发展阿拉伯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把盖仑学说提升为“盖仑主义”，成为医学的教条，他的著作成为医学教材。

公元11世纪，阿拉伯医学传入欧洲，使盖仑著作的阿拉伯文版本与其希腊文原著重逢，并被译为拉丁文，成为这个大陆的医学经典和医学教科书，其统治地位一直维持到17世纪，历时千余年。

努顿（Vivian Nutton）这位研究盖仑及其学说的著名学者在其《逻辑、学问和实验的医学》（Logic，learning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一文中，对这个时代的“盖仑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进行了批评。他说：“因此，盖仑被转变为‘盖仑主义’，简化为摘要、选项和指南，却删除了他的探索、怀疑和实践经验，只强调教条主义的方面。（仅仅）重复他的解剖学结论，而不谈他的（解剖）方法。”

尤有甚者，由于盖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具有显著的“目的论”特色，因为他认为人体的各种解剖构造和生理功能都是“大自然”有目的地创造和安排的，所谓的“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情”（The Nature does nothing invain）。同时，又在其著作中把“大自然”人格化，使用“她”作为“大自然”的代词。这一切完全符合“上帝造人”的教义，因此得到教廷的鼎力支持，被尊为“医学教皇”，并且像保卫《圣经》一样保卫他的著作，任何人不得发表违背盖仑学说的言论。塞维图斯（Michael Servetus，1509-1553年）由于发表了血液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必须通过肺的言论，违反了盖仑的主张，因而被教廷烧死在火刑柱上。

盖仑，这位被教廷和自己的狂热信徒们塑造的“巨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于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但丁堡，即伊斯坦布尔时），受到两个后生的挑战。

第一位挑战者是帕多瓦大学（Padua University）年轻的外科和解剖学教授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他有幸在一位法官的支持下，获得囚犯的尸体，进行解剖，从而发现了与盖仑的动物解剖的不同之处。他用溶解的蜡注入各种动物的脑室，制作脑室模型，进行比较，并没有发现多大差别，不足以说明动物之间在智力水平上的悬殊差异。相反，他却发现高等动物的大脑的相对体积和重量都大得多，从而否定了盖仑的“灵气学说”和异网-脑室中心论。他把这些发现和结论写入《论人体的脑白体》“On Corpora Fabrica”，请自己的老师，顽固的盖仑主义者希尔威乌斯（Sylvius）为该书写《序言》时，却遭到了严厉的训斥。

另外一位挑战者是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由于受到老师发现静脉瓣的启发，而投身血液循环的研究。通过捆绑臂部中断血流，而发现动脉和静脉的血液流向相反；测量动脉和静脉的血流量时，发现如此巨大的血流量不可能被静脉末端的组织完全吸收；并且发现了肺的血液循环，因而提出封闭式“血液循环”的观点，否定了盖仑的血液往返流动的学说。他在1628年发表了《动物的心脏和血液的运动》“Movement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和理论，却被诬为“精神失常”的医生，直到1657年死后，才被后人证实和接受。

从此，西方医学正式进入了科学殿堂，成为现代科学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二）盖伦与疫病的故事

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Henry E.Sigerist）是当代最重要的医学史家之一，他的享誉全球的名著《伟大的医生：一部传记式西方医学史》中介绍了盖伦与疫病的故事。故事中的盖伦因为疫病而崛起，因为疫病而逃避，颇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

1. 治疗疟疾一举成名

前文提到，盖伦于在他33岁（公元162年）的时候前往罗马。这个时候的他，学有所成，血气方刚，大有孤胆英雄闯天下的气势。但是，当时的罗马是人才汇聚之地，而医生这个职业更是明争暗斗、你死我活的名利场，并不是有真本事就能够顺风顺水的。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默默无闻之后，盖伦开始拜会各色各样帕加蒙的同乡，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名叫欧德穆斯（Eudemus），是一位信奉逍遥派（亚里士多德派）哲学的长者。欧德穆斯得了一种“三日疟”的怪病，尽管遍延名医，但屡治不效，渐渐每况愈下。万般无奈的情形下，他想起来自己的同乡尼康的儿子盖伦，他们一起讨论过哲学问题。这正是一个时来运转的大好时机，盖伦诊查了患者的体征、症候，当即做出了预后判断，并开了处方，结果药到病除，一下子震惊了整个罗马。

当然，我们今天也无法知道盖伦究竟用的什么药，能够取得那样的效验，但肯定不是奎宁，也不是青蒿素。那个时代的医生，凭运气获得上帝的帮助可能必不可少。总之，盖伦“火”起来了，一下子门庭若市。欧德穆斯康复后，把盖伦的预后判断视为特尔斐（Delphi）神谕，对治愈他的医生赞不绝口。

就这样，盖伦在罗马声名鹊起，皇宫贵族纷至沓来。人们延聘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医生治病，在当时蔚然成风。而盖伦确实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好医生，他知道如何维护和巩固自己在罗马医学界的地位，且审时度势，善解人意，偶尔也恃才傲物，盛气凌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盖伦声名崛起之后也遭遇了不少的阻力。那些因为盖伦而失去客户的“名医”妒火中烧，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盖伦，但都被盖伦一一化解。

2. 畏惧瘟疫落荒而逃？

在盖伦的历史上，有一神秘事件让医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盖伦的第一次罗马之旅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位异乡人通过4 年的时光，以无与伦比的速度飙升到事业的顶峰，却突然急急忙忙地处理了自己的家什杂物徒步出走。其中的原因，各种猜测源源不断，西格里斯特在《伟大的医生：一部传记式西方医学史》中埋下了一个伏笔，他是这样描述的：

“其中的原委，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那一年，一种迅速蔓延的瘟疫从东方席卷过来。由于人们描述得含糊其辞，这种病究竟是鼠疫、天花，抑或是伤寒，医生们无法确认。但是毋庸置疑，这种瘟疫使无数人死于非命。盖伦是为了躲避这种疾病而走为上策的吗？如果是这样，他即便躲得了罗马瘟疫，但向东走去，只能闯入小亚细亚的疫区。他真的是一个贪生怕死、闻疫丧胆的懦夫吗？也许他感到那种恶性病是不治之症，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家乡里趋吉避凶。其他的理由也许说得通，我们不得而知。”

事实上，他的名字已经令罗马人如雷贯耳，罗马皇宫在他隐蔽时还发了一封诏书，希望他回到意大利。168-169年冬天，他在前往的途中遇到了宫廷人员，瘟疫又一次爆发。皇帝连同随行人员立即向南逃去，途中皇帝的弟弟染病身亡。

后来皇帝又一次下诏书请盖伦随军出征，而盖伦再一次说服皇帝做了王子的侍医，就是前面提到的事情。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医学研究、著书立说、传授医术，直到去世，长达30年之久。

盖伦年老时写到：“我终生行医，直到老年，但在治疗和做出预后过程中从未偏离正道。而很多其他的名医常常随心所欲。如果一个人想要通过行医建立功名，而不是通过花言巧语、哗众取宠，他务必需要循规蹈矩，要接受我通过潜心研究而创立的那套准则。”盖伦果真创立了一套准则，让医学界信奉了1000多年，但那套准则十分有效吗？后来的志士仁人千方百计地突破他的准则，才有了现代医学的创建。在今天的医学面前，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这样一位医圣，对待一种过往的医学，才是恰如其分的呢？！

（三）盖伦的疫病学观念

1. 对“自然能力”的阐述

盖伦受希波克拉底体液平衡论和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影响，撰写了《论自然的能力》，系统地论述人体在自然之力下的运作。这本书与当时流行的斯多亚哲学相得益彰，指导人们在生活中关注自身，过顺应自然的生活。在希波克拉底研究的基础上，盖伦发现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人体各个器官的运作和功能。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体解剖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盖伦的绝大多数外科知识来源于对猿猴、猪等动物的解剖及前人研究。盖伦认为，人的身体是自然最杰出的产物，即使是最小的一块骨头也有其功用。自然从来不做无用的事情（Natural Does Nothing in Vain），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因为它最好便是如此。

那时候，最好的医生也是哲学家，盖伦从少年时期便接受了系统的哲学教育，深受希腊先哲们的影响。盖伦提出，自然所做的事情都有其目的，医生所要做的，便是观察和效仿自然。盖伦认为生命从精气中起源，在起源之初便已经决定生物的形状。之后，便是漫长的生长阶段，营养是其必需品。自然会在生长的过程展现它多种能力，主要有吸收合适的物质的吸收能力，将食物保存在身体中进行吸收的保持全集能力，将食物分解并运输到身体各个部分的消化能力，将营养中的剩余物质及其他无用物质驱逐出人体的驱逐能力，即排泄能力。其间，还包括对食物的黏附和同化能力等。从生物的起源到营养物转化为血液，内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内热来自胚胎，少年时内热最为旺盛，随着年龄而减少。营养物维持着生命的运转，使得人体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当营养物摄入过量，产生的剩余物不能及时地驱逐出人体，其中的一部分积聚，在内热的作用下，燃烧产生黑胆汁，危害人体健康。此种情况下，可采取放血和禁食等方法，帮助人体迅速排出有害物质，减少摄入的食品和饮品，避免更多剩余物的产生。

身体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会如一个神奇的艺术家一般运作，控制好生物活动的每一个片段。当身体无法正常完成这些活动时，医生便效仿人体在自然之中的表现进行辅助。盖伦对人的身体运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将其与健康和疾病联系在一起，完美地将当时的哲学和医学实践联系起来，既为身体的运作提供了解释，又启发医生对自然中人的身体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分析。他对自然中身体各部分功能的讴歌，唤起了人们对自身身体的重视。

2. 对热病病因病理的解释

盖伦对地理、气候、季节、生活环境等与疾病的关系关注甚少，但他涉及了热病的病因学：“鉴于热病表现多样，应该认识到机体产生和集聚热量的方式不一。如运动、血肉腐败，外界热物体，甚或人体热量散发受阻均可使人发热。......有必要对每一热病进行恰当分类。比如日照过多则天气过热，人体久处过热气候在即可能发热。”“许多热病因子吸入被臭恶蒸汽污染的空气”。这主要是从物理角度认识热病，兼涉及生物致病因子的边缘，类似于张仲景的“暍病”概念。

一旦涉及发热的病理生理，盖伦仍然必须借助于体液论。例如，为及时热病的某些中毒表现，他推测热病患者体内热量的积聚，能够促使过多的黑胆汁释放而超过脾脏的吸收能力，因而损伤脾脏。体内过多热量又由于不可察觉的呼吸（盖伦认为，皮肤上的小孔可以交换气体，为不可察觉的呼吸）受损。他说：

“呼吸受损时，辛烈的体液即遍布敏感的机体，这些体液或引起憎寒战栗。皮肤毛孔收缩，排气受阻，于是发生热病。......在胆汁型素质的人体中，常有过量的体液转变为胆汁，尤其在较长时间进食之后。”

“体液不可能在体内保持原状，......它们要么被同化为机体的固态部分，要么分解腐败排出。......黄胆汁和黑胆汁尤为典型。......多出的体液若不随时分解排出，则导致相应程度的热病。这种无生机体液，常常引起寒战而不发热。......但是，这种体液腐化一段时间之后，便寒热并作了。......隔日热即属此类。”

不再继续引用了。总之，体液论涉及疾病病理生理学的方方面面，这些解释部分来自于直观表象，部分来自于臆想和演绎推理，尽管就盖伦而言是绞尽心机，但今天看来不免是时过境迁之态。

3.疾病的分型与预后

盖伦将疾病分为三类，即暴发性、急性、慢性，而将病程分为初期、上升期、极期、消退期四个阶段，这些一直沿用至今。他还集前人各派学说之大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疾病分为体液病、组织病、脏器病，在当时还是很有见地的。但在理论说明方面，仍然以体液论为中心，再加上“天才”的臆测，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不能与后来的实证研究相提并论。

在疾病鉴别方面，以他的理解区分了各型疟疾、痢疾和肠炎。对于呼吸道炎症、惊厥与昏迷、痨病的临床表现等，仍然同于希波克拉底的观察。但对于分利学说进行了重大调整，繁琐的分利日数理论基本上被抛弃，只重视第七日的关键变化，更接近于《伤寒论》的“传经”说。

另外，在《盖伦全集》中出现了关于炎症红、热、肿、痛四大征象的描述，过去人们以为是盖伦最先提出来的。后来，经医史学家考证，最早将炎症引入医学的是希波克拉底，而提出其红、热、肿、痛四大征象的，是生活在公元前30年到公元45年之间的罗马著名医生和作家奥鲁斯·塞尔苏斯（Aulus Celsus）。这是炎症从临床描述到实证研究的起点，下面的章节再进一步详细介绍。

4. 热病的治疗

盖伦仍然恪守自然疗能说，治疗方面没有重大突破。各种药剂和疗法基本上是照搬古希腊医学的成法，但对放血刺络疗法有重大改进。其一是常用水蛭代替刀针，其二是指出静脉切开放血的危害，不主张给儿童放血。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盖伦对药物学方面的贡献。他应用的药物，从数量上可能多于《神农本草经》，而且收集整理了至今常用的各种剂型，如煎剂、浸剂、栓剂、丸剂、舔剂、粉剂、含漱剂、擦剂、咀嚼剂、注入剂、灌注药、致嚏剂、吸入剂、直肠及阴道灌洗剂、肛门及阴道坐药、软膏剂、硬膏剂、芥子泥、琶布、腐蚀药、整容剂、熏烟药、罨敷剂等。其剂型之多，远超张仲景，但不重视汗法和温法[赵洪钧. 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