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雨. 《疾病的隐匿性原因》与费尔内尔.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30（5）：123-126

一、费尔内尔与《疾病的隐匿性原因》

《疾病的隐匿性原因》的作者费尔内尔（Jean Fernel）是文艺复兴后期最负盛名的医生之一，他在著作中多次引用盖伦的论述，盖伦是古罗马时期杰出的医学权威，曾长期作为罗马皇帝及其子的私人医生。如果说盖伦充分意识到“医学与哲学是姐妹”的古老信条，那么费尔内尔则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作为一名医学家，去坚持古代医学权威的教义，所以应该信奉医学哲学。[1]当然，以前所提及的自然哲学，是对自然世界运作的探索，人类本身和医学的聚焦是其中一部分。费尔内尔的自然哲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盖伦和亚里士多德都出现在费尔内尔的著作中。然而，人们对哲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自 15 世纪以来，人文学者除了解中世纪以外，第一次意识到古代文学也同样可以恢复。[2]因此费尔内尔除了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以外还有其他选择，比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然而，他并 没有对此加以区分），还有斯多葛哲学。

费尔内尔写作《疾病的隐匿性原因》是渴望与权威探讨其意义，对权威教义进行扬弃是该书最显著之处，同样也使《疾病的隐匿性原因》在文艺复兴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进一步讲，这些古代权威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有各自的信徒，费尔内尔也可以被看作文艺复兴哲学的承上启下之人。费尔内尔对古代权威思想习之以礼，而对自然世界和人体研究的首要原则的认知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疾病的隐匿性原因》是研究哲学和医学这对姐妹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描述最为丰富的著作之一。

二、《疾病的隐匿性原因》

 （一）《疾病的隐匿性原因》产生的背景

在费尔内尔所完成的医学著作中，《疾病的隐匿性原因》熠熠生辉，因为它不仅是一部简单的说明性的教科书，而且呈现了如西塞罗那样舌战群儒的雄辩。费尔内尔为了这本书的出版，调查了各种教材的特点。这个时期，每个领域的教科书产量增加。印刷技术在生产方面达到较高水平，因此形成了书本物美价廉的局面。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学生都人手一本教科书。[3]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法国医学生增加，实际上整个欧洲都出现求医若渴的现象，这就意味着系统的教科书开始被视为一个更为实用的商品，而不是古代权威的评论和早期典型问题的汇 编。因此，在那个时期，费尔内尔的教科书确实为时人提供了一部《医学全集》（Universal Medicina）（其所有医学著作之合集）。其中的《生理学》（Physiologia） 对健康人体的结构、流程和功能做了详尽的描述。这是博学的费尔内尔自信满满之作，是一部重要的盖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时不时提出盖伦与亚里士多德教义上的一致性，并且将之后的评论家考虑在内。《生理学》“是一部关于疾病的系统的著述，它通过人体的一个个器官来进行永无止境的探求”。他的另一著作《治疗》（Therapeutice）是关于如何克服疾病的初步研究，直到《生理学》出版 12 年之后才公之于众。正如 Plancy 所说，《生理学》不仅为满足时人对一部医学著作的需求，更是临床经验的延伸。

如此看来，当费尔内尔起笔于《生理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设定了写一本《通用医学研究》的目标。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人们都认为正确的医学体系是由先贤们所获知的，都应正确地将其遗留给子孙后代。费尔内尔对研究要求敬业勤勉，具备敏锐的分析和组织能力，并且勇于尝试自己的弱项，反复试验。费尔内尔应用于自己项目研究上的分析和组织能力都是在近代大学经院哲学的特点中得到开发的，甚至那些试验性尝试所得到的见解都处于普遍的学术偏见的束缚之中，这就要求他的数据解释保持同步于他的理论假设。有一点甚为明朗，即费尔内尔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提供传统医学知识的纲要来服务于当时与后世的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

（二）《疾病的隐匿性原因》的哲学基础

尽管费尔内尔将自己视为盖伦的衣钵传授者和继承者，在当时却仍然有人将其视为创新者，并且认为费尔内尔企图将自己不必要的改进加入盖伦体系。很明显，这样的评价比费尔内尔自诩与古代先贤“咫尺之遥”更为勉强，但是关于费尔内尔在医学体系[4]上天才式的创新，他们并没有看走眼。确实，费尔内尔主张自己创新。虽然，就像 Plancy 说的那样，《疾病的隐匿性原因》可被视为《生理学》的姊妹篇，解决了医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因此构成了《生理学》和《治疗》的基础部分，这是费尔内尔将《疾病的隐匿性原因》视为其对医学贡献之源最完美的证据。

费尔内尔相信自己在医学方面有了新的发现，并且对盖伦学说有所增补，他在前言中解释为何自己要对这样一个问题长篇大论地阐述，这是一个关于现代人依靠前人进步的方式问题。费尔内尔摒弃的许多知识都是众人所知晓的传统信念。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倾向于通过研习大量古人的著作来获得启示，认为知识所能显示的越为古老的东西，就越接近真理所在。这是一个判断所有新发现是否为真理的一个标准，或者至少，任何新的发现都要从过去得到暗示。就如哥白尼和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追随者将日心说称为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理论，甚至是将近二百年后的牛顿，还试图证明毕达哥拉斯知道引力平方的反比定律。因为，如果没有古代先贤们日心说和万有引力的暗示，那么他们的理论就无法实现。因此，尽管费尔内尔希望获得自己的独创性，但他却指出，古代文学艺术勾勒了其思想的轮廓，他在前言中有相关陈述。虽然他认为隐匿性疾病的治疗并不是“践行于古人的忠告”，但他仍然重视这样的陈述。就像哥白尼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者一样，费尔内尔试图鱼与熊掌兼得：声称自己的原创性独树一帜； 而将随后所持观点定为真理， 因为那是受先贤启发而获得的。

无论费尔内尔同时代的人将《疾病的隐匿性原因》视为新发现还是复旧之作，不可否认的是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一位医药历史学家称其为“惊人的普及”。[5]此外还有一些回忆录，都包含在费尔内尔的《医学全集》里。到 1680 年，《医学全集》共出版了 32 版。对于费尔内尔和世人来说，《疾病的隐匿性原因》之所以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扩展了医学理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迄今为止这仍是新颖的发现，费尔内尔艰难地摆脱传统束缚，逻辑清楚地展示自己的理论。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理念上的一个延伸和细化就是一种创新，这样的创新没有太多地打破常规。因此，这种论述能够被医学界众多专业人士所接受，并且其作者费尔内尔也由此而得到丰厚回报。然而，在 17世纪威廉·哈维 （William Harvey）和笛卡尔（Ｒené Descartes）著作冲击之下，盖伦医学体系日渐沉寂。

（三）《疾病的隐匿性原因》的突破

费尔内尔的著述，尤其是《疾病的隐匿性原因》，在当时医学界可以算是一大突破[6]，它的突破可能延续至今。而且，在盖伦学说江河日下的情形下，费尔内尔的创新在一些疾病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没有像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那样直接揭示出盖伦学说的错误，但费尔内尔在著作中所称的“隐匿性疾病”，对其要义的理解正是在“整体物质”疾病和躯体病痛两者之中，对于盖伦疾病总述中的重大缺陷，它确实重新给予了关注。因此，费尔内尔也应该被视为与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具有同样光辉的人。弗拉卡斯托罗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一度被列为16世纪“对古代中世纪疾病和病痛的概念具有贡献性改变或增补”[6]的思想家。如果弗拉卡斯托罗关于疾病起源的理论被视为新的疾病概念的一部分，那么费尔内尔关于整体物质隐匿性疾病的理论也必将是其一部分。尽管最近史学研究强调弗拉卡斯托罗革新的重要性，这似乎让他与维萨留斯和哥白尼（Copernicus）[7]同负盛名，不过至少，费尔内尔正如弗拉卡斯托罗一样对当代与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弗拉卡斯托罗的理论相比，费尔内尔的理论更为接近所谓的本体论，而不是疾病的生理学概念。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以“液体紊乱”等术语陈述所有疾病，认为疾病是健康的“质”（temperament）受到干扰而紊乱，这意味着疾病不在自己的范围内单独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疾病具有独特性，并且他们被证实都有具体特征，正如疥疮不同于狂犬病。但是，疾病的本质都根植于人类的一般性。由于疾病所呈现的可能是不同的，他们都是四种体液作用失衡的结果。每个人身体情况都是不同的，因此他们体液精确的组成也都是有差异的；这样独特的组合叫作“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质”。因此，不论是希波克拉底还是盖伦，当治疗病人时，他们都会将“每个个体独特的质”置于考虑范围之内。 现代医学中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治疗手段，客观地去 治疗一例带状疱疹或抑郁症，或者其他病例，前现代医学由于其全方位的考量，并且考虑病人的整体幸福感而倍受赞誉。

这些操作都可行并且作用良好，但是由于治疗疾病的个人主义方法，将每个病例都视为患者的特殊问题，这就不能那么容易地解释传染性疾病。一个病人的病状会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传染给其他人而呈现出不同的“质”吗？ 对于盖伦理论来讲，解决这样的流行性疾病的病例是尤为困难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的，强烈地表明疾病有自己独特的存活方式，他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实体，这样的实体能够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这正是弗拉卡斯托罗理论中传染性疾病的病因所在。这给细菌或病毒方面的现代读者重大启示，并且这也似乎表明弗拉卡斯托罗像所有伟大的天才一样，在研究疾病真 实的本质方面“超越了他的时代”。在现代观点中这样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由于传统权威理论的指导，一些古代研究疾病病因的先例一直在幕后运行。弗拉卡斯托罗试图将这些古代的想法浮出水面，他对古代先贤们口口相传并且加以摒弃的思想进行了复兴。到 1540 年为止，传染性疾病的本质在当时已成为一个辩论焦点。古代权威对此的讨论不够充分，这就意味着去理解传染性疾病的本质与瘴气或者空气中其他一些腐化的呼出气体的关系是极为困难的，这些气体通常被认为是传染性疾病的成因。正是尝试去理解这样的传染性疾病和其他一些流行性疾病，弗拉卡斯托罗和费尔内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疾病的隐匿性原因》中，费尔内尔毫不夸张地表明：“存在三种疾病，似乎是没有人做过详细的研究。”这三种“隐匿性疾病”被定为“有毒的，传染 性的和致命的”[6]。它们都表明，盖伦学说在疾病的标准生理学概念方面存在极大的缺陷，这一事实现状被盖伦欲盖弥彰。确实，甚至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发现盖伦在瘟疫方面的研究是“无济于事”的，而正是这些传染性疾病却最为猛烈有害。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表明疾病的本体论概念比基于体液平衡的观点更为合适。体液论忽视了患者们的年龄、性别、生活方式或“质”的不同，所有患者各方面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似乎不符合这个观点：每个病例应对干扰都是独有的生理反应。因此，费尔内尔否认了此类疾病是体液失调的结果，这种失 调破坏了正常的“质”平衡，并且提出了自己另外的记述。根据费尔内尔所说，此类型的疾病不是依照体液而作用，而是遵从人体物质的形式，就是费尔内尔所谓的整体物质论（total substance）。他认为，这些疾病是通过人类难以解释的动力所运行的。它们模式的本质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疾病。一种物质进入人体，要么是通过（动物）叮咬，要么是伤口，或者仅仅是皮肤的接触（浸透的能作用），或者是通过摄入或吸入（在《疾病的隐匿性原因》中明确阐述了这种病因的形式），它能够肆虐于健康的人体，并且能够快速作用。这样一来，病毒通过坏死液体而作用这种说法就不能让人信服了，虽然这种观点是液体病理学戒律要求。毒药的运用常被归结于其潜在的作用，这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费尔内尔也秉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与其同时代的人将会意识到这一点。此外，毒药的延伸能够解释鼠疫和其他传染性疾病（例如空气中有毒物质的作用）的传播，这一观点已被采纳，比如在马奇里奥·婓奇诺（ Marsilio Ficino） 的 Epidemiarum Antidotus 中就被认可。

当然，费尔内尔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其观点中隐匿性疾病本质的来源难以令人信服——跟一个无知的解说并无二致（毒药的作用后来被婓奇诺所调侃，在他的一部戏剧中，一名医生大模大样地感叹，鸦片让病人入睡是由于其具有安眠药般的好处）。据此费尔内尔在《疾病的隐匿性原因》中填补很多内容，尽其所能地去详解潜在物质的优点或者力量，它们从何而来，又归于何处，以及它们的作用。然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费尔内尔关于以上因素的辩论不能充分地让其同时代的所有人信服，因此该书的另外一个主要作用是用更加具体的资源去揭示潜在物质的力量，并且尽力消除人们对显现物质性（热、冷、干、湿等）和隐匿物质性区分效度上的疑惑。费尔内尔认为火对应的属性为热，是在热量属性的元素列表中。火和典型的隐匿性物质磁（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而言）的唯一区别，即火的属性是由“热量特殊的名字所定义的，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合适的名称与磁相匹配”。Philiatros 强调，真理“是被熟知的事物所吸引，而不是其名称”。并且，费尔内尔进一步解释，我们关于磁性行为的知识可被视为关于火的属性行为知识的精确和延伸（或者说火的属性没有磁那么神秘） 。

三、结语

费尔内尔的隐匿性疾病理论和现代医学观点已 经不是那么相关联，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相较于弗拉卡斯托罗的疾病根源学说，费尔内尔的隐匿性疾病理论没有得到现代医学历史学家的关注。而由于费尔内尔的观点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隐匿性物质理论的结合，其理论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重视，直到如今，其境地略显尴尬。然而，评价费尔内尔的理论并不能仅依据我们现代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是要根据他自身所处时代，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费尔内尔的理论是有争议的，因为其基于隐匿性物质的属性论述尚存争议，但其所述并不能认为是荒谬可笑 的。确实，文艺复兴时期是对隐匿性物质概念的价值重新评估的一个时期，并且费尔内尔关于隐匿性疾病和隐匿性物质的主张更加具体，对广泛的争论进行了补充，这就有助于人们承认这些理论对于解密大自然语言的重要性，这是通过让自然哲学超越亚里士多德，或者盖伦传统权威理论所允许的范围，当这样的超越成为可能，其理论也就得以成真。

因此，费尔内尔在诸多方面是帕拉塞尔苏斯学派和另外一些医疗化学家的同道中人，他们都在发展和提出自己关于隐匿性疾病本质和疾病成因的新观点。例如，有一位评论家独具视角地觉察到从费尔内尔与海尔蒙特（Joan Baptista van Helmont）一脉相承，后来有诸多的化学方面取得成就并且成书的人，费尔内尔对这些后世名人产生了影响，这一点是得到证实的。然而，在费尔内尔身上最为显著的是因为他当时所从事的研究虽然具有批判性，动摇了盖伦的传统理论，但是也理应得到尊重，并且相较而言，在某些情形之下，他完全是一个保守的思想家，他一直以来都排斥医疗化学家的圣像破坏运动。

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疾病的隐匿性原因》在费尔内尔著作中的重要性，它更加具体地阐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医药学理论。如果说弗拉卡斯托罗的让步是由于帕拉塞尔苏斯是在 16 世纪疾病理论的创新者，那么费尔内尔与帕拉塞尔苏斯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费尔内尔应该被认为是本体理论发展的先驱和推动者，而不仅仅是出自生理学疾病的角度去看待他。费尔内尔的研究鼓励了学者们用批判的视角看待传统盖伦医学理论。历史不允许违背事实的猜测，所以我们不可能精确地知道，费尔内尔批判性对待与其全盘接受盖伦理论所产生的差距。然而，难以否认的是，至少他对同时代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与帕拉塞尔苏斯同样显著，对一些保守派的读者尤其如此。然而，从现代人的视角而言，费尔内尔的贡献不应该仅仅被局限在医学史方面，费尔内尔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医药哲学家。

总的来说，《疾病的隐匿性原因》能够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方面的鸿篇巨制，它还是一部关于传统思想在物质本质和属性方面进行革新的重要作品。最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对文艺复兴时期重新评估隐匿性及其在自然哲学中作用方面具有重大贡献。该书批判了经院哲学，撬开了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枷锁，解开了盖伦医学理论的束缚，开辟了一条试验方法与传统自然哲学相融合的途径，为实践者提供了获取自然界知识更为明确的路径。费尔内尔同其他革新的思想家一样，都将试验的方法引入自然 哲学，让传统的自然哲学更为接近现代科学。尽管该书中诸多方面尚未言及（比如他在生殖方面的思想，以及在医学精神中的生理作用的研究），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和科学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尔内尔的巨大成就值得为世人所探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