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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刚才看到《澎湃》2020-02-17 有一个“我是公共卫生史研究者杜丽红,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制度是如何建立的,问我吧!”的互动项目,其中涉及到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转录如下:
新冠病毒肆虐,国家集中医疗资源来抗击这场疫情。公共卫生是国家为了预防疾病、延长人民寿命、增进身体健康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预防传染病、为人民提供医疗,以及改良社会卫生状况。这是近代国家对日常生活治理的重要面向,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制止对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通过行政手段履行健康责任,通过医疗手段解决公共卫生问题。
我是杜丽红,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等研究,著有《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等。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制度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政府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过往的国家治理经验能给我们抗击新型肺炎提供什么启示?欢迎向我提问!
近代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在早期进入中国的时候,医疗是重要的敲门砖。通过设立教会医院,为普通人施医,基督教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信仰,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教会。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医学本身的发展,对于从业者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传教士不再具备医生的资格。教会医院的权力转移到医生手中,其宗教色彩开始淡化。这些传教士医生和教会医院,在我国起到了西医启蒙的作用,打开了西医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选择。跟重要的是,他们开设的医学院,培养西医人才,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重要机构,如协和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齐鲁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等。
提问:请问如果把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或公共卫生体系比做金字塔,那构成塔基的基层组织有哪些呢?
我觉得直到1949年,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仍未完成,很难比作是金字塔式的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应该在基层卫生,也就是社区卫生。然而,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未曾真正将政权体系建立在基层,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相应的,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好像浮在空中的楼阁,虽然有一套体系外壳,但没有办法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之上,落到社会层面。虽然没有金字塔式的体系,但公共卫生基础组织已经在各地出现。其状况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上海、北京、南京、青岛、广州等大城市已经建成卫生局,能够采用预防医学,为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二是沿海城市已经建立起卫生局或公立医院体系,能够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三是卫生部设立卫生试验所的地方,已经建立起一套基层卫生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首先,国家建立起卫生部,任命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担任部长,开始在中国进行卫生机构的统一建设、人员培训和科学研究。其次,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全国卫生试验所,作为国家级的医学研究中心,发展中国的基础医学。第三,卫生部先后在山东、上海、河北、江苏等地建立起卫生实验区,试行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以推广到全国。第四,国家统一全国医学教育,编制统一的医学教学大纲,培养合格的医疗人才。
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瘟疫防治过程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重要的贡献。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1、近代中国医疗发展水平低,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西医尤其缺乏,因此中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医疗工作者。在疫情爆发时,这些中医承担了大量的治疗工作,做出来积极贡献。2、瘟疫有各种种类,中医对于某些疫病,如霍乱、猩红热、天花等有非常悠久的治疗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治疗方案,能够通过汤药对症治疗。3、公共卫生是预防医学发展的产物,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预防疫病的发生,而整个近代中国未能建立起公共卫生。因此,中医作为社会主要医疗力量,发挥了一定的卫生职能。
提问:中国古代名医对战胜瘟疫方面做了那些贡献?怎么认识中医的历史地位呢?
在古代,中医有儒医、巫医等类型。医生们在应对瘟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药方。由于本人中医所知甚少,不能在此详细说明,具体贡献可以参看医学著作。中医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为了对抗疾病形成的一种医学形式,至今仍然是人们重要的医疗方式之一。
提问:请问传统的慈善会等社会组织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会怎么处理?近代面对西方而来的公共卫生制度,这些组织是被取代了,还是有了转型,或者是......
梁其姿老师在她的研究中描述了传统社会组织在面对传染病时,常常采用免费为患者治疗,免费发放药物预防疾病。近代以来,中国各地爆发疫情时,在租界往往采用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通过国家强制隔离病人、对房屋和器物消毒、灭鼠、井水消毒等方式。然而,这样不能抑制疫情在中国人辖区内的蔓延,因此外国人会通过交涉的方式强迫中国官方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防疫。有时外国人则会强迫中国官府设立专门的机构取代传统组织,有时则是社会组织主动按照西方方式举办防疫从而获得外国人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一般来讲时人都会要求华医医华人,拒绝外国医生给华人看病。
提问:之前看过您对东北地区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从清末民初到现在的历次公共卫生事件(鼠疫、霍乱、流感等等),历任政府在扑灭疫情中的作用?
公共卫生事件的规模与传染病的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每种传染病的影响力和爆发力是不同的,且人类对其研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历史悠久的霍乱、猩红热、疟疾等传染病,主要爆发在城市,政府基本能够通过消毒、注射疫苗等方式控制住疫情。鼠疫传染性强、发病突然且死亡率高,有着极大破坏力,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传染,不得不由国家派军队对疫区进行隔离、封锁交通等形式才能控制住其蔓延,如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1917-1918年的绥远鼠疫。政府在这两次防疫过程中,建成了东北鼠疫研究处和中央防疫处两个国家级防疫研究中心,对于中国未来的防疫奠定了医学研究的基础。此后,中国在鼠疫及其他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研发出各类传染病疫苗,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的历次防疫过程中,政府起到了领导作用,建立医学基础,能够动用各种资源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更重要的是,预防医学在国家支持下建立起来,成为公共卫生治理的科学基础。
如果将这样防疫视作一场与病毒的战争的话,可能就能够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一场最初连科学家、医生都不清楚对手的战争,出于确定的防疫知识——控制住病毒源头外散就能控制住疫情,控制武汉人或有过武汉居住史的人成为必须采取的措施。无论是网络时代,还是前网络时代,病毒的宿主未知的情况下,病毒所在地的人都会被“污名化”,这是隔离知识的自我演化机制的结果。因为普通人有什么办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的来源地。由此开始想象种种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各种严格措施实行开来,地域歧视由此落实。经过最初的慌乱,人们了解到武汉人民所承受的疫情苦难后,已经表现出一种地域同情,产生了共情。我想随着疫情过去,科学家弄清楚病毒源头时,污名化的将是某种野生动物,不会是“武汉”。在战争状态下,所有的措施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
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的防疫制度本身已经与世界同步。在全球化的今日,在WHO的领导下,防疫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中国今日无论是对疾病本身的病理学研究,还是疫情应对机制,都已经非常成熟。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话,缺的是社会医疗基础的薄弱,无论是千人医生数、病床数都有一定差距。此次疫情非常严峻,规模大,发展快,对防疫制度的挑战主要在执行层面。就好比说,军队平时备战都是纸上谈兵,到了战场往往有一个熟悉对手的过程。科学认识新型病毒,在防疫中探索治疗方案和应对策略,都是需要落实到医院、医生、研究者层面才能实现。而这些科学的论断要落实到社会,需要的是政府采纳和落实,这里面既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也有执行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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