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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颖:中医西传有史可证——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朱明副教授谈《唐苏克拉玛》
中医药学早期向西方传播的史实,近年在中德双方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唐苏克拉玛》残本的鉴定研究,中医药学向西方早期传播的历史证据更加明晰:成书于公元14世纪初的《唐苏克拉玛》,比普遍认为于公元17世纪传入欧洲的针灸提前约300年,即把中医药学向西方传播的时间推进到我国元代。日前,记者就该书的历史渊源、文献价值以及回归和合作过程等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朱明。
发现最早的中医波斯文译本历史上,中医药学真正系统地向西传播到中东国家和地区,其标志为一本用波斯文写成的系统介绍中医药学成就的书籍《唐苏克拉玛》。据考证,该书的波斯语义为“宝书”,中国医学史上称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这本书是由波斯国(今之伊朗)蒙古可汗时期的宰相拉什德于公元1247年到1318年主持并组织学者编译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是拉什德为该书题写的副标题。该书成书于公元13~14世纪,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医药学波斯文译本。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军队在南向中原进军的同时,也开始向西挺进。1256年,蒙古军队占领了伊朗,一年后又攻克了伊拉克,推翻了当地穆斯林的统治,建立了“伊儿汗王朝”。成吉思汗的子孙七人先后担任波斯国王,拉什德历任三朝宰相。
拉什德是穆斯林著名学者,波斯国杰出的科学家和诗人。在他为《唐苏克拉玛》撰写的序言中,概括地介绍了中国的天文历法、象形文字和医学解剖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叙述了《唐苏克拉玛》一书的编篡和翻译过程。拉什德的医学思想基本脉承了古希腊—伊斯兰医学的知识体系。在序言中,他有感于其中某些内容,如他利用中医“气”的概念,并以穆斯林医学典型的烧灼疗法为例,阐发自己对侧支循环修复的创见。这些创见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拉什德曾派遣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远行中国,跟随中国学者学习,并带回了一些中医药学的相关书籍。从这位学生那里,拉什德获得了许多中国科学文化知识,如中文的读写、象形文字的结构以及中国的星相学等。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医药学文献被系统地收集起来,并被译成波斯文。据考证,像这样有组织、有规模地系统翻译中医药学典籍的活动,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1938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学者苏海尔·恩弗尔在土耳其苏菲国立图书馆发现了《唐苏克拉玛》的残本。全书519页,现仅存110页,保留的部分仅占原书的四分之一。该书从被发现至今已60余载,其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残本文字的主要内容尚未有人进行过深入研究。
中德学者联合攻关
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亚非研究所德籍教授弗利克斯克莱·弗兰克博士是研究阿拉伯医学史的世界著名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海外终身会员。1989年,弗兰克教授应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之邀来华讲学。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他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与此同时,他积极开辟中医药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多次邀请中医学者作客德国科隆大学,并率领和组织德国医生代表团来华交流。
自1990年起,弗兰克教授开始与土耳其政府进行接洽,商谈关于影印《唐苏克拉玛》的残本事宜。通过6年之久的艰苦谈判,于1996年才获得土耳其政府的许可,终于影印到《唐苏克拉玛》的残本和插图,并复制成微缩胶片。
1995年,弗兰克教授作客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讲学,便提出与中方合作的愿望和设想。鉴于中医西传中亚影响欧洲的史实缺乏,中方积极配合,立即成立了中德联合科研攻关小组。当时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处长鲁兆麟教授主持,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蔡景峰研究员参与指导。
1996年~1997年在瑞士某基金会的赞助下,北京中医药大学派朱明赴德国科隆大学医学系医史人文研究所参加该残本的鉴定工作。
1999年~2002年,研究组以“中西传统医学的比较研究与中医西传的历史实证”为课题,获得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直属学校聘请外国专家项目资助。
2001年,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唐苏克拉玛》残本的影印本和微缩胶片终于首次回到了祖国,被保存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合作之初,双方学者选定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为切入点,对《唐苏克拉玛》的研究,便是中阿医学交流史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德学者一致认为,本课题采用等势比较的研究方法,即在异种文化内容对比时,重视内容实质的相似性而不拘于文字表述的不同。研究中还运用了版本选校、翻译学、考古学、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等文献研究的基本手段。同时参用了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方法,如学派争鸣、学术脉承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特点等内容,特别基于对中医经典如《脉经》《难经》以及脉学、内科、儿科等基础与临床知识的深入了解,保障了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填补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空白
我国以往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研究,多局限于国内现存史料,如唐代的《海药本草》、宋元时期的《宋会要》、元代的《回回药方》等,而中医药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或西域古路,影响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大陆的研究,很少有学者问津。这主要由于历史久远、文化不同、语言文字差异所带来的隔阂。正是因为中医药学早期向西方传播的证据不足,各国学者众说纷纭,造成学术空区。
经中德学者研究发现,《唐苏克拉玛》原书共有四部分,另有拉什德为之撰写的序言和附图。根据拉什德的序言,原书翻译和编辑了中国医学关于解剖、胚胎、妇科、脉学以及药物学的内容。现今只有原书的第一部分有关中医脉学和解剖学的内容,连同拉什德的序言和附图被保留下来,构成《唐苏克拉玛》之残本。原书佚失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经络分布与穴位、血液循行及烧灼疗法的内容;第三部分是介绍中药的品种、属性、功效、主治、配伍及炮制的专论;第四部分则是关于疾病方面的论述。另外,拉什德的序言还收集和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历算、语言文字、度量衡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原书有关中医脉学的第一部分共分为12篇。这12篇中,既有阿拉伯拼音,又有波斯文的翻译和注解。研究发现,阿拉伯拼音的部分是中文原字的译音,以七言诗的体例写成,其内容是关于中医脉象的理论。这种七言诗的体例显然与王叔和所著的《脉经》不同。而波斯文的部分是对中文拼音的解释和评注,其中有许多引自《素问》《难经》以及“黄帝”的阐述,内容非常丰富,中医医理详明。文中出现了关于“阴阳”“五行”“三焦”“命门”等概念的解释。
通过大量语言翻译、训诂考据和版本鉴定工作,中德学者得出结论:该书残本文字的主要内容为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脉诀》的注译本,而非我国晋代王叔和的《脉经》。《脉诀》在学术上的突出特点在于把中医脉象划分为“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而《唐苏克拉玛》的残本也是以此为特点。这种脉象的分类方法在我国宋元时期颇为盛行。
原文第214页涉及到中国历法方面的知识,同时介绍了中医的五脏六腑,还有与五脏六腑相关连的左、右手取脉部位:即左手按序主心与小肠、肝胆、肾与膀胱;右手按序主肺与大肠、脾胃、命门与三焦。
在用波斯文解释和论述多种脉象时,该书引用了医家“LiMen-shu”的评述:第327页说:涩脉主血虚和孕妇流产先兆;第329页说:疾脉主阴盛阳弱;还有在296页引用了他对“浮脉”的论述。专家推断,这位医家很可能是我国宋代的医家黎民寿。
书后附图包括:有标明脉学的寸关尺的位置、八卦昼夜体温图、脏腑图。关于其中的脏腑图,英国剑桥李约瑟博士认为,其与宋代杨介的《存真环中图》很类似。杨介的《存真环中图》是他根据泗洲处死者的尸体解剖整理而成,反映出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元代孙焕于公元1273年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其中主要转载了《存真环中图》的内容。李约瑟认为,孙焕的《玄门脉诀内照图》很可能是《唐苏克拉玛》脏腑图的主要来源。李氏还说明中国古代解剖学与同时期阿拉伯医学以及欧洲解剖知识之间的脉络联系。
西方医学界和阿拉伯学者很重视对拉什德的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学、历史、科学以及对文学方面的贡献上,而拉什德作为中医药学的传播者却鲜为人知。《唐苏克拉玛》的编篡,是拉什德对中阿医学史交流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权威的《剑桥伊斯兰史》中却未提及《唐苏克拉玛》一书。这虽是件憾事,但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这项研究具有填补世界医学史空白的重要意义。
中德学者就该书内容的研究和鉴定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以中、英、德、法等多种文字发表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比利时著名学术期刊《LEMUSEON》和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上,并被SCI载录。国内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填补了东西方医学交流史上的一个空白,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层面探讨了中西医学文化新的结合点和交叉点,也为我国民族医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3月10日
二、周颖:中医西传研究又有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周颖)最近,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亚非研究所世界医学史德籍教授弗兰克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朱明等通过对阿维森纳《医典》的研究,证实中医药学早期通过阿维森纳的《医典》传播到欧洲,影响西医学的历史时限可以上推到公元11世纪,即我国宋代。该研究为中医药学早期影响西方医学提供了研究线索。
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的《医典》,是世界医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医学经典,长期被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欧洲和北非诸国奉为医学指南。中世纪的欧洲将该书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700余年。《医典》全面吸收和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成就,同时也汲取了中国和印度的医学经验,是对阿拉伯医学,乃至西方传统医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总结,并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达到了空前水平。《医典》最初是用阿拉伯文写成,后来被译成波斯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据统计,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医典》印刷次数之多,仅次于《圣经》。
《医典》共分五部,第一部阐述了医学的定义与范围、健康失调与摄生,其中特别介绍了四行体液学说、解剖学、宇宙论和普通生理学等内容;第二部是关于草药的药性、药理和药物治疗学的内容;第三部介绍了特殊病理学,是讲头痛、中风、偏瘫、癫痫等疾病,还包括一些特殊身体部位的病理;第四部介绍了外科处理,包括外伤、神经损伤、骨折、脱臼、溃疡的治疗,还有关于发热的治疗;第五部记载的是处方,其中大部分是多种草药组成的复方。
《医典》的著者是具有“阿拉伯医学王子”美誉的阿维森纳(980—1037),他的医学理论与哲学见解在欧洲科学与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欧美学者非常重视对阿维森纳《医典》的研究。然而至今,他们并不知道阿氏医学中就已经整合与融入了中医药学的许多内容。近年来研究表明,阿维森纳不仅是阿拉伯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巨匠,而且是东西方医学文化交往的先驱人物。中德专家发现,在阿拉伯原文的《医典》第二部中,阿维森纳明确指出有17味草药从中国进口,其中包括了细辛、姜黄、桂枝、肉桂、大黄、荔枝、樟脑、麝香、芦荟、檀香、玳瑁、莪术和郁金等,由此推测阿氏关于中药方面的知识可能来源于兴盛于当时的中国与阿拉伯海上贸易互市,但阿氏如何获得中医药学知识之谜至今仍悬而未解。
阿氏的脉学体系与中医的脉学极其相似。《医典》第一部“脉论”中共记载了19种脉象,包括长脉、短脉、和脉、宽脉、细脉、高脉、伏脉、糙脉、大脉、小脉、数脉、迟脉、续脉、结脉、滑脉、涩脉、实脉、虚脉和平脉。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说:“中国学者李涛在欧洲医学院中教授阿维森纳的脉学时感到震惊,认为其必与中医脉学有渊源。”李氏进而认为这些脉学的内容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有间接的重要影响。中德专家又对中、阿和古罗马盖仑的脉学进行分析比较,发现阿维森纳的脉学与盖仑的复合脉不同,其特点更接近于中国的脉学体系。还有,阿维森纳在《医典》中论疾病多言寒热虚实,而且对人体津液、疾病标本的论述亦与中医学相似。阿氏还特别补充了老年人由于“天然热”亏虚,因本虚而容易诱发中风的内容。
专家认为,无论是对《医典》,还是对阿氏医学与中医药学相关性的研究,均可见西方医学中宏观医学体系辩证思想的发展轨迹,对现今中医药学术体系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6日
三、周颖:追溯中西脉学历史 探寻中医西传源头——朱明副教授谈脉学西传
中医药学特别是脉学对世界医学与健康文明具有突出贡献。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朱明参加的中外小组通过近10年的合作研究,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对《唐苏克拉玛》残本的鉴定以及对阿维森纳《医典》的研究,将中医药学西传的年代由14世纪的元代再次推到了11世纪的宋代,推翻了普遍认为的中医药学于17世纪由荷兰传入欧洲的观点,证明了中医药学早期是通过阿维森纳《医典》传入欧洲的史实。
1995年,中德医史专家进行中医西传的历史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发现中医药学知识真正系统地传入中东国家的,是用波斯文写成的百科全书——《唐苏克拉玛》。这本书是由波斯国(今之伊朗)的一名宰相拉什德于1247年至1318年组织学者编译的,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医西译本。在土耳其国立图书馆发现的该书是一残本,保留部分仅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原书介绍了中医药学关于解剖、胚胎、妇科、脉学以及药物学的内容,第二部分有关中医脉学内容,连同拉什德的序言和附图,构成了《唐苏克拉玛》残本。希伯莱大学亚非研究所的菲利克斯(克莱(弗兰克教授是对该版本鉴定和翻译的主要成员。
《唐苏克拉玛》残本分别论述了“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每种脉象可见多种疾病,并具以七言诗的形式,与《脉诀》相符,而王叔和的《脉经》显然不是这样对脉象进行划分,也不是七言诗的体例。因此,研究的初步结论是,该残本是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脉诀》的注释本,并非我国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并以此考证了元代中医向西方传播的历史背景。如今,该残本的影印本和微缩胶片被保存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有“阿拉伯医学王子”美誉的阿维森纳是杰出的医药学家和哲学家,他所著的《医典》全面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成就,同时吸收了中国和印度的医学经验,对阿拉伯医学乃至西方医学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总结,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达到空前水平,并成为世界医学史上一部经典。
公元11世纪,阿维森纳的脉学在欧洲家喻户晓。他通过脉象确诊一女子的相思病而闻名天下。此后他的临床脉诊成为欧洲脉诊的先驱。《医典》“脉论”中对脉学的分类极为精细,多达48种,其中35种与王叔和的《脉经》相同,而《脉经》中记载的24种脉象,有7种与《医典》“脉论”中记载的基本相同。此外,《医典》在哲学、医理、药理、病理、生理、养生等方面与中医都有可比性。阿维森纳明确指出17 味草药从中国进口的事实,说明中医那时已经西传了。
据考证,在东方,我国战国时期的扁鹊就擅长诊脉,《周礼》上有切脉以察脏腑病变的记载。公元2世纪左右,王叔和的《脉经》对《内经》和《难经》的脉学内容进行系统总结,确立了中医临床脉学的基础。在西方,古罗马的盖仑在《辨脉》中把脉学分为三大类,每类9 组,排列组合成 27种复合脉象,发明时间与王叔和的脉学历史时期相近。通过分析比较,除《医典》脉学和盖仑脉学机械组合的复合脉与中医不同外,西方脉学的特点更接近中医脉学体系。
公元16世纪时,英国医生弗洛伊尔将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将《医钥和中国脉理》中的脉学内容译成英文,连同自己的医学成果合著成《医生诊脉表》一书。该书在第三篇中论述了中医脉学。他从中医脉学中也受到启发,发明了最早的脉搏计数器。从此,中医脉学在西方得以传播。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8月18日第5版《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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