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张大庆. 体液论及其对西方医学的影响. 中华医史杂志. 2001，（3）：141-147

摘要：体液论（Humoralism）是西方古代医学理论的基石，从古希腊直至 19 世纪细菌理论建立之前，它一直占据着西方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体液论作为古代西方的一种整体医学思想，在健康观和疾病观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共通之处。因此，考察体液论的源流、基本原则及其演化，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西方古代医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医学提供一种参照。

体液论（Humoralism）是古希腊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理论。它认为疾病是由于机体内部体液的整体平衡紊乱，或者是在某个特殊部位体液的自然平衡的破坏所致。体液论强调机体的统一性和个体性，强调精神活动和躯体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体液论是一种整体病理学理论。

一、体液论的起源

体液（humor）一词直接来源于希腊词汇“χυμοζ”，意思是任何液体，它包括植物的浆液、动物的血液、甚至神的灵液。在古代希腊医学中，“体液”的概念演化为特指在人体内的各种管腔中流动着的各种躯体液体。在显微镜和其它检测机体结构和功能的仪器设备发明之前，人体中的这些体液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体内物质。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容易将生命的特性至少部分上归结于这些体液，如认为血液是生命的重要指征，失血过多将会丧失生命；精液与生殖之间有密切联系等。与此同时，人类也存在着仅仅在患病时才明显出现的各种自然体液，它们的出现显然与疾病直接有关，如创伤时的出血，感染伤口的流脓，伤风感冒时鼻腔流鼻涕，腹泻时的水样便，胃病时呕吐出的液体等。这些体液在病人康复后会随即消失。医生们可根据人体体液的变化作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指征。

健康是各种体液之间某种形式上的平衡的观点，是古代希腊思想家关于自然秩序的一种普遍的信念，在许多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著作的残篇中都可发现类似的思想。大约在公元前 450年左右，那种将世界的构成集中在一种单一初始物质或元素（如气或水）思想的影响已明显减弱，因为这种思想不能解释变化和差异。于是出现了两种替代的解释模型：一种是伊奥尼亚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两种基本物质——火与水——之间的竞争模型。在这种解释模型中，所有物质仅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变化是永恒的、经常的，稳定性可能仅仅能在某些限定内才能保持。而西西里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另一种宇宙解释模型：宇宙由土、气、火、水四种元素构成，并形成各种适当的混合。每一种物质都是由这四种元素的不同特性所构成，如骨有两分水、两分土和四分火构成；血液由每一种元素相同比例构成。每一物质的稳定性在于四元素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平衡。

与赫拉克利特永恒变化理论不同的是，恩培多克勒认为事物一旦获得平衡就可保持稳定，因为事物可通过保持它的适当比例而维持它的持续稳定性。如呼吸过程能被解释为在一种特殊器官内，元素为保持适当平衡而产生的运动变化。恩培多克勒的这种元素间保持适当平衡的思想成为了后来的四体液生理和病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二、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论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50～前370）学派的体液论就是在这种宇宙观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中的大多数著作写于公元前410至前360年之间，有些著作的写作时间也可能是在几个世纪之后。因此，现代医史学家普遍认为《希波克拉底文集》并非完全是希波克拉底本人的作品，其中许些作品是他人所作而归于希波克拉底名下。希波克拉底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希腊黄金时期的医学思想。它既包含了伊奥尼亚辩证派的医学理论，又继承了西西里派的医学思想。于是，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些观点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希波克拉底文集》中阐述的医学观念在细节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总体上看来还是大致相似的。《希波克拉底文集》的作者都认为健康取决于体液的平衡，疾病是体液失调的结果，尽管他们在什么是平衡和失调上可能各执己见。如“论古代医学”（On Ancient Medicine）的作者公开批评恩培多克勒学派的哲学家和他们讨论的热、冷、湿、干的概念。

他认为，体液存在着竞争性和性质的多态性，包括热和冷，汗和酸性物质， 收敛和无味，体液的异常增加和减少等都可能产生疾病。另一些作者则强调在体内存在着有害的液体，它的迁移决定了疾病的位置。

而“摄生法”（Regimen）的作者则采用了与赫拉克利特相近的观点，认为人由火和水构成，在持续流动中，它仅仅需要一个轻微的变化，如过多或缺乏， 就可能导致机体的平衡紊乱或引起疾病。

目前医史学界尚未清楚四体液理论究竟是何时明确提出的。实际上，在古希腊时期对四种体液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也十分清楚反映出来。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论疾病Ⅰ”（On Diseases Ⅰ）中，作者既讨论了四种特性：热、冷、湿、干的致病作用， 而同时又以胆汁和粘液的双极作为疾病的主要解释[1]。“论圣病”（Onthe Sacred Disease）的作者也显示出类似的含糊。只有在“论疾病”（On Diseases Ⅳ）和“论人的特性”（The Nature of Man）中，有关人体四体液的描述，类似乎于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学说。“论疾病Ⅳ”的作者认为四种体液为血液、粘液、胆汁和水，它们象植物的浆，为机体提供营养。它们分别来自心、脑 、胆囊和脾，这些器官在早期希腊医学中被认为是对维持机体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论疾病Ⅳ”的作者认为水是第四种体液，脾作为液体的贮存器官与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论人的特性”一章中，作者认为第四种体液是黑胆汁而不是水。而且作者关于四种体液与身体的四种主要器官联系与“论疾病Ⅳ”的观点也稍有不同：血液来自心脏，代表热；粘液主要来自大脑，代表冷；黄胆汁由肝脏分泌，代表干；黑胆汁来自脾胃，代表湿。水之所以被黑胆汁替代，可能是因为水与土、火、气一样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元素，将其再纳入机体的生理学体系在逻辑上会发生冲突。黑胆汁概念的提出是希腊医生基于临床观察的思辩推理。如胃溃疡出血病人出现的黑色样便，胃癌病人的黑色呕吐物，患恶性疟疾的病人会出现“黑尿”等，这些在疾病时可能被看见的黑色（暗红色）液体于是成为水的替代物质。由于黑胆汁可见于不同的情况，因此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对这第四种体液——黑胆汁的论述也存在矛盾之处。它可能是血块，也可能是胃溃疡呕吐时的黑色血样物质。还有医生描述它着地时会冒泡和嘶嘶发响，能破坏与之接触的东西。考虑到黑胆汁的这种破坏性潜力，它在正常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它被列在血液的对立面。血液一般认为是有益的，而黑胆汁则是有害的。

“论人的特性”的作者指出：人的身体内有血液、粘液、黄胆、黑胆，这些体液构成了人的体质，通过这些体液便有痛苦的感觉或享有健康。这些体液的比例、能量和体积配合得当，并且是充分地混合在一起时，人就有完全的健康。当某一体液过多或缺乏时，或某一体液单独处于身体一处，血液与其它体液不相配合时，便感到痛苦。当一种体液离开其它体液而孤立时，不仅仅是它原来的地方要闹病，它所停留的地方也要闹病；因为体液过多就会造成疾病和痛苦。事实上，当一种体液流出体外超过所应当流出的量时，这个空虚处便酿成疾病。另一方面，假如体内发生这种空虚，即当某种体液移动或离开其它体液时，人将表现出双重疾病，一是在该体液所离开的地方，另一个是体液所流到的地方。在论述中，作者通过仔细的临床观察已提示四种体液的存在并认识到其重要性，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体液在各器官之间存在着交互关系，即体液产生的交感作用。在“论食物”（On Aliment）一章中也强调了这种在各器官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即由体液产生的交感作用，指出：“一切都建立在体液完全混合的基础上，一种统一的和谐，统一的交感的基础上。”[2] 由此可见，体液论是在希波克拉底时代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是希腊医生与哲学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自然哲学家依据医生所提供的临床经验和观察资料按次序分类，形成了影响西方以后 2000 多年医学发展的重要理论。

在体液病理学中，两种体液——粘液和胆汁，作为疾病的原因或指征起着重要作用。粘液与水有关，胆汁与火有关。它们被用来解释种族特征、人的气质以及易患的疾病，如粘液质的人胆怯、柔弱、冷淡、懒惰，甚至呆笨。粘液过多的人易患感冒、头痛和中风。在“论圣病”中，作者指出粘液阻碍空气流入大脑和从大脑中流出，便导致癫，因为空气试图迫使它的通路畅通。对于粘液质病人的治疗医生可用对抗疗法，如热水浴和催吐药物。黄胆过多的人脾气暴躁、易怒，热性和干性的胆汁影响大脑还可产生疯狂的疯病。与粘液和胆汁相比较，古希腊医学对血液的认识是相当含糊的，通常只是在疾病情况下提及这种存在于机体内必需的体液。根据《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些作者的观点，这种机体内对生命最为重要的体液也是疾病原因的一种象征。虽然古希腊医生对血液本身或者其中某一成分是否过多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痔、鼻衄、月经等表明血液过多有害。根据“论体液”（On humours）作者的观点，季节的变化可导致血液过多而引起机体的损伤，并可通过放血缓解之，但相同的情况也可能由胸膜炎和胆汁所引起。血液过多的人被称为多血质，多血质的人易患心脏病、癫痫或麻风病，医生常用放血、灌肠和凉性药物治疗这类疾病。抑郁质的人是由于黑胆汁过多。抑郁质的人易患溃疡、水肿、伤寒或疟疾，医生可用烧灼剂、催吐剂和热水浴治疗。这些疾病诱因知识不仅可以引导医生正确地实施治疗，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具有适当的预防作用 。

疾病与季节相关联的观念是古代希腊医学的一种重要理论，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其它章节中也有粘液与冬季有关、黄胆与夏季有关的论述。四季节与四体液的联系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进步。每种体液依次支配一个特殊的季节，以及人生的一段特殊时间。血液：春天，童年；胆汁：夏季，青年；黑胆汁：秋季，成年；粘液：冬季，老年。这种策略不仅是概念性的，它也给医生调节机体平衡的机会，通过事先已知的体液在某一特定时间过多或缺乏的知识，通过采用适当的措施，既可通过直接排除过多的体液，如放血和药物，或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机体总体体液的混合。在公元前4 世纪，已被许多医生所采纳。

四体液理论的另一吸引力是它的包容性。由于它能够容易地与其它理论相结合，如洛克里的菲尼斯蒂翁（Philistion of Locris，鼎盛年在公元前 380年）和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的学说，它们将四元素与四种主要特质联系在一起。柏拉图在《蒂迈欧》（Timaeus）中，将疾病归咎于这四种元素的变化所致，归咎于空气、粘液和胆汁的过多或缺乏。他也指出了由于不同元素的影响而引起的发热亦不同。“论人的特性”的作者认为， 所有的发热都由胆汁引起，而柏拉图区别了发热的不同，并归咎于其它元素存在的变化。他在《蒂迈欧》中进一步将躯体疾病与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对精神和道德情况做出躯体的解释，而这一点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表现得不充分[3]。

表1　 希波克拉底四体液学说比较表

三、体液论的基本原理

体液论作为古希腊时期一种影响最大的医学理论被医生广泛接受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不同的医生对于体液论的理解和解释则各不相同，即使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不同篇章的作者对体液论的论述也存在着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着被每个医生都接受的统一的、基本的体液论，但是他们又都基于体液论将疾病的诊断、治疗原理和预后系统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实际上类似于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他们也是在实践中灵活应用之。因此，体液论是在总体上指导医生的医疗实践活动，医生们都遵循只有首先理解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才能理解机体各部分性质的原理。为了便于理解，体液论可被概括为7项原理：

1.平衡原理（the principle of equilibrium）

平衡原理是体液论最基本的原理。平衡原理认为，健康是体内体液平衡的结果，疾病是由于体液失衡所致。人体中四种体液配合正常，人就健康；某种体液过多或过少，或与其它体液分离，则导致疾病。引起体液平衡失调并导致疾病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由于不适当或过量饮食引起四种体液中的任何一种过多或缺乏；其次是外伤、极度疲劳；再次是气候变化。这三类因素对体液都有明显的影响，可使体液发生凝结或稀释或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变质了的体液流到机体的某一部位就可引起该部位的病变。

2.季节影响原理（the principle of seasonal influence）

体液论认为，季节、气候等外界环境的变化将影响到人体内四体液，每个季节特点导致人易发某类疾病。因此医生在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中应充分考虑季节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如在春季发生鼻出血的情况要多于其它季节，因为春季受到热和湿的影响，血液增加。在夏季，受热和干的影响，可引起机体中黄胆的增多。粘液在冬天增多，人们容易伤风流涕。秋季是干冷季节，黑胆汁在体内占支配地位。在季节影响原理中，四体液总是与自然中的热、冷、干、湿四种特性和春、夏、秋、冬四季联系在一起，它们又与希腊哲学家假定的构成宇宙的土、水、火、气四种基本元素密切相关。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通过这种方法将自然的大宇宙（macrocosm of nature）与人体的小宇宙（microcosm of man）直接联系起来，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受到整个自然变化过程的影响，古希腊医学中这种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重视类似于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3.对抗疗法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ntraries）

对抗疗法是体液论的一项基本治疗原理。根据体液理论，机体的每个器官或每种疾病以及每一种治疗药物都具有热、冷、干、湿的特性，因此在疾病的治疗中可采用对抗治疗的原理，即“相反事物应当以相反方法治疗”（contraries should be cured by contraries）。[4]如某病人患腹痛，医生根据体液论诊断腹痛与病人的黑胆汁失衡有关，黑胆汁来自脾脏，其特性为冷、干 ，病人的寒战症状表明病人体内有过多的冷、干性质的黑胆汁。冷、干的对应物是热、湿，医生可依据对抗疗法的原理，要求病人定期热水浴、增加饮水，以及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以帮助体液恢复平衡。

4.天然热原理（the principle of innate heat）

四体液不仅可以解释疾病的原因，而且也是解释生理活动的基础。但是，机体内的四种体液如何工作？引起它们运动的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使它们按比例混合从而维持机体的平衡？体液论提出机体内存在着一种天然热（emphyton thermon），机体的营养供给、体液的分布都是来自天然热（位于左心室）的驱动。天然热原理还可用来解释许多生理现象，如婴儿心跳快、体温较高是因为婴儿天然热水平高以促进机体较快生长，相反，老人体温偏低是因为天然热水平较低。这一事实也可以解释一般老人食物的需要比年轻人少。它还可以解释呼吸可冷却心脏过多的热，以避免心脏受损。

5.自然疗法原理（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healing）

体液论十分强调机体的自然治愈力，认为自然治愈力是治疗疾病主要力量。希波克拉底说，“自然是疾病的医生。自然能自己发现治疗途径和方法，而不是思考的结果。”医生的工作就是理解自然、支持这种自然过程，而不要干预自然疗程。古代医生在实践中常可见到患重病或受到严重创伤的人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康复的现象，于是他们将之归结为自然治愈力的作用。此外 ，医生们也注意到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都有一定之规律，医生应当顺应这种规律，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合的方式帮助机体恢复自然治愈力。

6.消化原理（the principle of pepsis）

总体上看，疾病都有一个自然过程。那么什么决定疾病的进程呢？疾病进程的演变又有何征象呢？古希腊医生在对当时常见病、多发病细致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疾病发展和转归的消化原理。例如，感冒之初，病人常流清鼻涕，后来变稠，颜色呈现黄绿色，最后鼻腔分泌物减少、症状消失。肺炎病人的咳嗽、咳痰也是随着病程发生变化，起初清痰，病情严重时变稠成为脓痰或痰中带血，转变期后病情缓解，咳嗽、咳痰逐渐消失。伤寒病人肠道排泄物也有类似的变化过程。体液论认为，这些疾病是由于一种体液异常地控制了其它几种体液所致，于是“机体调动它的所有防御力量攻击生的、变质了的体液，使它们在天然热力的作用下成为‘熟的’，以便能排除体外。” [5]这种在机体内天然热力作用下，疾病从未成熟状态变为成熟状态的过程称为消化（pepsis）。

7.转变期原理（the principle of crisis）

所谓转变期即机体的自然治愈力与疾病作决定性斗争的时期，是疾病变好或变坏的关键时刻。希波克拉底学派医生在治疗实践中注意到病情的变化与时间困难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在转变期原理中，希波克拉底学派十分重视数目4和7，显然是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思想和美索不达米亚医学的影响。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注意到，许多疾病一般在一定期限内将发生转变，或病情缓解、恢复健康，或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疾病若在预定的天数出现转变，则预示着预后良好，否则预示着预后不良。因此，希波克拉底在《论流行病》（Epidemics）中指出：“医生必须注意转变期，应知道这是决定生死或者至少病情变坏或好的关键时刻。”[6]医生若能熟悉各种疾病的转变期，将有助于预后的判断和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在治疗手段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判断疾病的预后对医生尤为重要，是区别医生优劣的标准之一。

四、体液论的发展：盖仑的统一及其以后影响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论作为西方古代医学的正统理论，对西方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时代的医学家也对体液论不断充实、完善，并依据他所处时代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解释和应用。第一次对体液论进行综合的是古罗马医学家盖仑（Galen，公元129～210）。盖仑将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综合成为一个体系，将四体液与四元素联系起来，并对这些观点第一次进行了综合，形成了所谓的体质论。

盖仑赞同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论，盖仑把体液的作用看作是各种不同气质的基础；血气方刚者是由具有潮湿和温暖这种基本性质的血液控制着；在冷静沉着者的身上，是潮湿和寒冷的粘液控制着人体的灵魂特质；忧郁的人是处在干而冷的黑胆汁的影响之下；易怒者是受了干而热的黄胆汁的作用。但与希波克拉底不同的是，盖仑避免讨论涉及体液确切性质的问题，而是将体液作为不可见的实体，只能通过逻辑的方法来认识。盖仑认为，由于动脉中的血液由四种体液形成，所以血液具有支配地位。但盖仑不能确定黑胆汁在机体内的相似性质，于是他指出不能假定黑胆汁作为一种纯的、基本的体液的存在。盖仑认为由不同体液混合所形成的体质既能影响机体，也能影响心灵，从而用体质病理学理论阐明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述的问题， 即抑郁质是由人的体质所决定的[7]。

通过盖仑的综合，体液论体质论不仅能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被相面术和占星术所采纳，如占星术士的四相图，将四体液结合到天空中的四个中心点，每三个星座与一种体液相关，如粘液与摩蝎座、宝瓶座和双鱼座相关。基督徒也能将体液论与圣徒彼得、保罗、马克和约翰联系在一起，与音乐调式联系在一起。盖仑的体液论几乎能解释人类健康、疾病及其相关的任何问题，为疾病的治疗后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回答，例如病人在接受治疗后未能康复，该体系所提供的多种解释方式本身就可自圆其说。

这种理论后来成为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医学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理论。阿拉伯医学家胡奈恩·伊本·伊沙克（Hunain Ibn Ishaq，公元 809～ 873）在编辑《医学问答》（Medical Questions and Answers）时，就采纳了经盖仑修正了的体液论。他在谈论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时采用了盖仑的三段论模式，即先论述机体的自然组织，然后论述中性因素，最后论述非自然的疾病。胡奈恩尤其重视中性因素在健康和疾病过程中的作用，他所列出的中性因素包括饮食、环境、睡眠、锻炼、排泄和情绪等6种[8]。这种论述方式为后来大多数阿拉伯医学家所仿效。至少从哈里·阿巴什（Haly Abbas，公元？～944）时代开始，这6种中性因素在许多疾病的原因和治疗中成为了关键因素。

胡奈恩著作可能在11世纪时被译成拉丁文。翻译者对原著作了两个重要的改变：问答形式被直接对话所取代，6种中性因素被给予了新名称——“非自然因素”。胡奈恩著作的拉丁版本成为了12世纪以后医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影响扩展到意大利、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每位有抱负的医生都学习胡奈恩的著作，并参照它处方治病。因此，不仅在学术著作中，而且在处方和医疗建议上，都根据 6 种非自然因素的分类，因为通过调节这些因素，人们不仅能恢复机体的健康，而且更重要的是可预防机体的自然平衡受到破坏。根据胡奈恩的学说，药物和饮食属于食物和饮料类，放血、性交和净化属于排泄类。胡奈恩也十分注意适当的环境与气候，重视个人的情感状态。他强调愉快地步行到乡间野餐可成为有效的治疗。总体上看，胡奈恩通过强调摄生法，重视6 种非自然因素在维持健康和治疗疾病中的作用，对于一般疾病的治疗或康复是有积极意义的，对精神疾病和对于精神病的躯体原因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中世纪对这些非自然因素的重视是体液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将环境、卫生和饮食作为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决定因素的思想，直到 19 世纪都得到医生的赞同，尽管他们已经拒绝体液论。

从整体上看，体液论作为一种主导西方医学2000 多年的医学理论，为治疗和预防疾病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基本框架，而且在许多方面与医生的经验甚至同病人的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例如，一些疾病有季节特点，一些疾病侵袭某些年龄段的人群而不影响其它人，一些疾病不经治疗在一定时间也会出现缓解等等。体液论要求医生将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强调心灵和躯体的统一，尽管它对疾病的解释既包括躯体的，又有心理的，甚至还有占星术的，但它为医生提供了一个能有效理解和解释疾病原因和现象，选择适当治疗方法的理论框架或体系。

体液论的悠久传统有助于肯定和强化它的权威性，它哲学思辩和逻辑推理则使它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上具有回旋余地，因此，若出现诊断治疗上失效可归咎于医生的失误或经验不足，或病人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体系本身的问题。它的规则性提供了一种通过治疗和预防来增进健康和控制疾病的有效方法。

与此同时，体液论强调每个病人的个体性以及每种疾病的特殊性，由此为医生在理解疾病的个体性和处方的灵活性上提供了展示他们技能和知识的机会。体液论也是一种比较简单明了的医学体系，许多病人也能掌握它，进行自我治疗。因此，体液论的广泛接受能有助医生将这种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并给病人增添了信心。

纵观体液论发展的历史，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5世纪的希腊，直至 19 世纪，体液论基本上是西方医学传统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古代希腊医学的体液论与中国和印度医学体系有类似之处，但这种类似与上述地区的古老医学传统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这种类似可能是偶然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是人类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必然规律。

至公元2世纪，体液论已成为罗马帝国医学的统治思想。阿拉伯帝国兴起后，9 世纪左右，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在伊斯兰世界流行，直至20 世纪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某些现代西医治疗和临床诊断被综合在传统体液论框架中。中世纪后期，阿拉伯文的希波克拉底的盖仑著作又被转译为拉丁文回到西方。在 11 世纪以后，体液论被引入新建立的大学的医学教材中，并成为医学理论的基础。诊断和治疗根据所谓 6 种非自然的模式而构造。虽然，16 世纪以后，随着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体液论所依据的古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已被抛弃，体液论的理论基础也随之瓦解。但是，在治疗方面体液论的解释依然有一定的说服力，因而能得以继续，尽管它在形式上已逐渐变弱。

哈维（Harvey，W.1578～1657）血液循环的发现，仅仅将盖仑描述的血液的许多性质转交给其它体液，许多18世纪的健康和疾病理论依然是以机体的体液平衡思想为基础的。例如斯塔尔认为所有疾病都发生在血液，由于血液的郁积或粘稠而产生炎症等病理现象；霍夫曼（Hoffimann，F.1660～1742）认为疾病是胃肠的多血症（plethora）所致；居仑（Cullen，W.1710～1790）则将发热归咎于动脉的痉挛；而布朗（Brown，J.1735～1788）主张疾病是体内器官过度刺激的结果。安德烈（Andral，G.1797～1876）在研究血液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更严格的体液论，他将疾病归咎为血液成分，如血纤维原、白蛋白、碱的变化。在安德烈思想的影响下，19 世纪奥地利病理学家罗杰坦斯基（Rokitansky，C.1804～1878）将所有病理现象归咎于血液中不好的混合，后来在微尔啸（Virchow，R.1821～1902）的批评下，他收回了自己的观点。

微尔啸提出的新的细胞病理学关注机体组织和细胞而不是体液和化学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的诞生似乎意味着体液论作为一种科学上可接受的理论的终结，尽管普通人依然用相似于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观点看待疾病和治疗过程。然而，激素和神经内分泌在体内的分离和鉴定，以及它们在维持机体平衡、稳态、控制躯体和行为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能被看作是对体液论的证实。然而，这些现代“体液”不象其“祖先”四体液那样，被认为是所有病理变化的原因，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希波克拉底体液论的混合要更为复杂。与此同时，现代流行病学家已开始关注个体的感受性作为某些疾病的易感因素，区分躯体的和心理学的类型，谁是最危险的因素。当然，这些医学思想的转变应当看作是整体论的复兴，而不是特殊的体液论，因为在现代医学的解释的框架里，已不需要求助体液论中四体液的严格特征。

尽管体液论退出历史舞台已有相当长时间了，然而，体液论的基本思想， 即重视机体的平衡、注意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强调医生的作用是帮助病人恢复自然治愈力等，已日益为现代医学所肯定。现代整体医学的兴起，也再次证明了古老的医学传统依然能为现代医学的发展贡献出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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