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褥热与绅士的手

1. 古代产褥热

产褥热，即“产后发热”，是指产褥期内，出现发热持续不退，或突然高热寒战，并伴有其他症状者，即现代医学的产褥感染。古代妇女，不分地域、种族，都受到死亡率颇高的产褥热的威胁。

南宋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卷之十八产后门》“产后将护法第一”中说：“若未满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作针线，用力工巧，恣食生冷、粘硬果菜、肥腻鱼肉之物；及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当时虽未觉大损，满月之后即成蓐劳。手脚及腰腿酸重冷痛，骨髓间飕飕如冷风吹，继有名医亦不能疗。大都产妇将息，须是满百日方可平复。大慎！触犯此，多致身体强直如角弓反张，名曰蓐风，遂致不救。”

该文可能是“坐月子”习俗禁忌的最早提出者，还提到“蓐劳”和“蓐风”两种与“产褥热”相关的疾病。所谓“蓐劳”，又名产后痨。《经效产宝》卷下曰：“产后虚弱，喘乏作，寒热状如疟，名曰蓐痨。”因产后气血耗伤，摄生不慎，感受风寒或忧劳思虑等所致。症见虚羸喘乏，寒热如疟，头痛自汗，肢体倦怠，咳嗽气逆，胸中痞，腹绞痛或刺痛。

关于“蓐风”，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三》中说：“所以妇人产后百日以来，极须殷勤，忧畏勿纵心犯触及即便行房。若有所犯，必身反强直，犹如角弓反张，名曰蓐风，则是其犯候也。若似角弓，命同转烛……纵多出财宝，遍处求医，医者未必解此。纵得医来，大命已去，何处追寻。”认为“蓐风”所得，与产后性生活有关。宋李师圣《产育宝庆集》：“产后为风邪所中，角弓反张，口噤不开，名曰蓐风，用药不得大发其汗。”既然“蓐风”是“风邪所中”而导致的疾病。所以，“坐月子”就是避免产妇被风吹到，因此要保暖、回避冷水、不吃冷食等等。

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女科》是十七世纪以前中医妇科集大成的专著。这本书分治法总论、调经门、杂证门、胎前门及产后门五大类。其中产后门有57种证候，差不多半数是产褥热的不同表现，如：心痛、腹痛、胁胀痛、腰痛、头痛、脚气、遍身疼痛、中风、拘挛、不语、狂言谵语、颠狂、乍见鬼神、惊悸、恍惚、虚烦、渴、自汗、发热、往来寒热、疟、蓐劳、腹胀、霍乱、呕吐、咳嗽、喘、小便数等。

若把57种证候的原因全部列出来，不下百种之多。治疗方法之多也是举不胜举，例如“产后将调法”的一段：“凡生产毕，饮热童便一盏，不得便卧，且宜闭目而坐，须臾上床，宜仰卧不宜侧卧，宜竖膝未可伸足，高倚床头，浓铺茵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免致贼风。及以醋涂鼻，或用醋炭及烧漆器，更以手从心至脐下，使恶露不滞，如此三日，以防血晕血逆。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便和酒半盏，温服五七服妙。酒虽行血，亦不可多，恐引血入四肢，且能昏晕。宜频食白粥少许，一月之后，宜食羊肉、猪蹄少许，仍慎言语、七情、寒暑、梳头、洗足，以百日为度。”

1901 年，英国妇产科医生波尔特到福州行医，他看到接生婆为了给婴儿“开路”，经常用长指甲代替手术刀，抓破孕妇的产道，造成各种人为创伤，是产褥感染的直接原因。美国女传教士道济也曾记载其亲历的中国旧式接生场景，孕妇难产脚先露，接生婆给露出的脚套上一只小鞋，那意思要婴儿自己“走”出来。这显然是“走”不出来的，结果大人孩子双双殒命。1906 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出生时，她的母亲也是因为产褥热而去世。

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格言中就有指出，“孕妇患上子宫丹毒，则为死症”。所谓“子宫丹毒”就是产褥感染之一，医圣把它看成是死亡之症。据载，佛祖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在产下佛祖悉达多后7天就死于产褥热。

图6-52是一幅埃及石刻，一名妇女跪坐在地上，独自分娩。为什么会这样？人类学家对大量“文明”以外人群的研究发现，简单社会中的产妇通常会选择远离聚落的地方独自分娩，这种避免外人接触的情况，恰好使她们减少了产褥热的发生率。

图6-52  埃及石刻，一名妇女跪坐在地上，独自分娩

随着产婆的出现，分娩从室外搬到室内，从产妇独自生产变为产婆辅助，虽然减少了难产死亡，但因为缺乏卫生常识，这些原本在分娩过程中给产妇提供帮助的产婆，无形中充当了产褥热的助长者。法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的第三任王后珍·西摩也是死于产褥热，那是1537年10月24日。亨利八世在写给法王法兰索瓦一世的信中提到，“……她为我带来喜悦，天主却将它混搅着她的死所带来的苦痛。”

在家里接生，产褥热表现得和瘟疫不一样，是散发，似乎并不常见。到了17世纪，随着城市扩张和大型医院的出现，产褥热变成了一种医院瘟疫。1646年，法国巴黎最大和最贫穷的医院“天父旅馆医院”的产科病房爆发了第一场产褥瘟疫。产妇在生孩子后几小时就高热，子宫坏死变硬，腹部膨胀，产妇痛苦异常，往往几天就死去。

当时，没有人知道产褥热的病因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毒气、乳汁代谢、孕妇压力、营养、血液腐败、不完善的下水道系统、邪气等等。最正统最经典的就是“邪气”理论（和我国明代吴有性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完全一样），当时有一种做法，把发生产褥热瘟疫的病房里的床上用品全部焚烧，房间用火药薰，墙壁重新粉刷，甚至重新置买病床。这样确实能暂时“消灭”产褥热，但并不彻底，很快就会再发，产褥热成为城市医院挥之不去的幽灵。医生们试用了强通便剂、大量放血、拔火罐（是的，西医也拔火罐）、蚂蝗吸血、子爵夫人灰（奎宁）等当时能想到的一切方法，仍然挽救不了产褥热病人的生命。

各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相通，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坐月子的习俗。比如小说家简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英国就有不少关于女人生完孩子要捂在床上一个月不能吹风洗澡的相关记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坐月子或许是传统医学对付产褥热的策略之一。当然，效果不大理想，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分娩造成的死亡（大多数是产褥热造成的）仅次于肺结核，是女性死亡的第二大元凶。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中，安娜生完她和傅朗斯基的私生女，就得了产褥热，险些丧命。

2. 塞麦尔维斯其人

2014年，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著作，一是瑞士当代科学史家亨利·E西格里斯特著、柏成鹏译的《伟大的医生：一部传记式西方医学史》，一是美国当代科学史家亨利·E.西格里斯特著、李虎，张盛钰，柯秋梦译的《最伟大的医生——传记西方医学史》。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55位伟大医生的生平和业绩，后者只选择了48位。相同的是，二者都选择了伊格纳茨·菲力普·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1818-1865）——一位匈牙利籍的产科医生、现代医院流行病学之父。前者在书中第349-354页介绍，后者在第334-338页介绍。

显然，塞麦尔维斯是两位医学史家公认的伟大医生。但是，他在生前一直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一生都在抗争：与他希望消灭的疾病抗争，为了让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而抗争，还要与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失意和挫折抗争。最后，他被关进了疯人院，去世时年仅47岁。而他奠基的学说和科学发现，在不到 20 年间得到了后继者的证实。他在自己的遗书里写到：“蓦然回首，我只期待能有一天消灭这种产褥感染，用这样的欢乐来驱散我的悲哀。但是事与愿违，我虽然不能亲眼目睹这幸福的时刻，那就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2018年，在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匈牙利政府宣布7月1日这一天为塞麦尔维斯纪念日。这位被称为“母亲救世主”的医生，直到去世之后，肆虐维也纳产褥热的流行原因才真正被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揭示，他的洗手方法才被正确理性和认真采用。

3. 开创流行病学方法探寻产褥热死因

塞麦尔维斯（图6-53）1837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第二年转读医学专业，184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决定专攻产科，不久被任命为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科诊所约翰·克莱因教授的助理，相当于今天的“住院总医师”。他的职责是每天早上检查病人，为医生的检查做准备，准备危重患者的分娩，带教产科学生，做病程记录等工作。

图6-53  匈牙利布达佩斯Szent Rókus医院前的Semmelweis雕像（1904年建造）

维也纳医院当时设有两个产科诊室，第一个诊所的产妇死亡率平均为10%（实际死亡率波动很大，表6-6，图6-54）。第二诊所的死亡率要低得多，平均不到4%。这一事实在医院外是众所周知的。这两家诊所每隔一天都会接纳病人，但由于第一诊所死亡率高，妇女们都请求进入第二诊所生产。

表6-6  1841-1846年维也纳总医院第一和第二诊所产褥热死亡率

图6-54    1841-1846年维也纳总医院产褥热死亡率比较曲线图

如塞麦尔维斯所描述的： “每一次神父门前经过时，听到男童摇铃的声音，我都会为之一震。我为遭受无妄之灾的受害者仰天长叹，椎心泣血。事实上，男童的摇铃声已经成为一种告诫，让我竭尽全力去查明真相。”而令感到困惑的是，在街头分娩的妇女中，基本没有产后发烧的。“在我看来，经历过街头分娩的病人至少会和在诊所分娩的病人一样经常生病，这是合乎逻辑的。是什么保护了那些在诊所外分娩的人不受这些破坏性的未知地方病的影响？”塞梅尔维斯心里非常不安，因为他的第一个诊所由于产褥期发烧而死亡率比第二个诊所高得多。他还发现，供医学院学生学习的这所产科医院里，每当医学院放假时，产妇的死亡率就会降低。

神圣的启示来临了。1847年春，塞麦尔维斯前往威尼斯旅行，希望通过参观那里的艺术宝库，以平复因产科医院的惨相而备受动摇的平静心灵。刚回到维也纳，他即被告知，他的挚友——法医学教授柯莱奇卡（Kolletschka，又译科雷茨卡）突然逝世，他是在一次尸检中被笨手笨脚的学生戳破了手指，结果发生了与产褥热类似的病情，患上败血症而死的。“我马上想到，柯莱奇卡的死因与我曾经见过的众多妇女分娩后死亡的疾病非常相似。”实际上，二者的症状一致。

因此，塞麦尔维斯推测，产褥热就是产妇受“尸体毒物”感染引起的。在第一诊所，医师和学生会在验尸后直接为孕妇施行产检或接生，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就是把引起疾病的物质传染给待产的妇女。至于第二诊所的助产士，他们在进产房前没有接触过尸体，所以他们的产妇存活率较高。塞梅尔维斯从中受到启发，提出了他的结论是，他和医学院的学生手上有“尸体毒物”，一些未知的“尸体毒物”引起了产褥热。

4. 减少产褥热的发生

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细菌，塞麦尔维斯的设想和推断，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了检验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塞麦尔维斯决心做一次试验。他要求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新发现的消毒药物——漂白粉（氯化石灰，即次氯酸钙）溶液仔细洗手，以防止这种致命的“毒物”。年轻的产妇丽莎，是第一位接受这种新方法的人，结果并不太令人满意，她仍然发了烧，但病情比较轻。

问题出在哪里呢？善于观察思考的塞麦尔维斯很快发现光用漂白粉水洗手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产妇和产科用的医疗器械、绷带等都用漂白粉严格消毒。他还相应地提高了漂白粉水的浓度，从原来的0.1％提高到0.5％。这样一来，果然出现了奇迹，医院产褥热的病死率从12％下降至1％（图6-55）。

图6-55  第一诊所产妇死亡率在使用漂白水洗手后显著下降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发现啊，产妇们纷纷赞扬塞麦尔维斯医生是救命恩人。1850年，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演讲会上，塞麦尔维斯报告了产褥热发生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当他宣布“是医生们自己受污染的双手和器械，把灾难带给了产妇”这一结论时，会场里立即混乱起来。那些专家权威们，气得胡子发抖，暴跳如雷地嚷道：“天哪！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不是说过去产妇的死亡，都是我们肮脏的手造成的吗？我们不都是罪人吗。真是岂有此理！”塞麦尔维斯理直气壮地反驳：“过去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科学和现实。”但是，权威们人多势众，他们使用了种种威逼手段，迫使这位来自异乡的青年医生离开了医院。

5. 推广手卫生的艰辛

维也纳产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塞麦尔维斯“拯救母亲”的事迹在整个欧洲开始传播。1851年5月20日，塞麦尔维斯在布达佩斯苏伦特·罗库斯医院的产科病房担任名誉主任医生的职位。塞麦尔维斯到任之前，这家医院从未采用他的手消毒方法，医生仍然认为产褥期发热是由于肠子不干净所致，广泛清洗肠道是首选治疗方法，诊所里的产褥热死亡率非常高。塞麦尔维斯在1851年接手之后，提倡漂白水洗手消毒推广之后几乎消灭了这种疾病。1851-1855年期间，该医院933例新生儿中只有8例死于产褥热。

塞麦尔维斯期望医生和助产士在为产妇接生前，用漂白水洗手能被广泛采用，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然而，现实未必如此，他的想法在当时是被医学界所拒绝的。一些人对应该洗手的建议感到很生气，医生们认为他们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们的手是不可能不干净的。

塞麦尔维斯的研究结果在当时缺乏科学理论依据，直到几十年后，当路易斯·巴斯德、约瑟夫·李斯特和其他人研究关于细菌微生物致病的理论，而且通过大量实验令科学界信服，塞梅尔维斯的研究结果才逐渐被科学家们接受；而后李斯特的论文与理论也决定性的确定了消毒的重要性，从而使外科手术的术前消毒的步骤在全世界推广开来。

1856年，塞麦尔维斯的助手Josef Flischer报告了产科机构洗手活动能有效降低产妇死亡率的结果。维也纳医学周刊也在第一时间声明，是时候停止人们对漂白水洗手理论的误解了。两年后，塞麦尔维斯终于在一篇题为“产褥热的病因学”的文章中发表了他对减少产妇产褥热研究的描述。两年后，他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我和英国医生对产褥热的不同看法”。1861年，塞麦尔维斯终于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De Ru tiologe，der Begriff and die Prophylaxis des Kindbettfieber（《产褥热的病原、实质和预防》）。

（四）医学统计学的奠基人

我们知道，流行病学是一直群体调查的医学方法，统计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把医学统计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1807－1883，图6-56）尊为流行病学创始人[吴俊，钱柳玉，叶冬青. 现代流行病学创始人：威廉·法尔.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22（2）：199-201]。

图6-56  医学统计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1807－1883） 

法尔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肯景的一个小农民家庭。1826年，法尔决定学医，在什鲁斯伯里当医学学徒，研究解剖学和外科学。两年后，他用养父那继承的500 英镑前往巴黎求学。

在巴黎学习期间，最触动他的是巴黎的卫生学教学十分卓越。19世纪早期，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斯（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1787-1872）创造了用于临床研究的数值计算法，提出“实践应该基于观察，而不是假设或预先得出的结论”的思想。在老师路易斯影响下，法尔认识到事实能够通过观察精确确定，数据能让医学问题客观化。

1. “生命统计”结硕果

法尔于1837年就职于英国中央户籍总署，该署是一个新型政府机构，负责追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生和死亡。在法尔的推动下，该署开始在死亡率报告中记录更广泛的数据，包括死亡原因，职业和年龄等。

计数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技术：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伦敦就每周发布一次“死亡单”。单个数据并没有用处，是法尔让获取的原始数据变得有意义：发现数字中有趣的趋势，比较人群中不同亚组，发明新的可视化形式（图6-57）[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 数据如何成为对抗流行病的最强大工具之一（How Data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to Fight an Epidemic）.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20-06-10]。

图6-57  法尔绘制了伦敦的温度和死亡率可视化图表 

收集和发布数据不仅是报告事实的问题，而且是更微妙的探索性艺术：测试和挑战假设，建立解释性模型。正如法尔所写的那样，“事实不计其数，但并不是科学。就像海边无数的沙粒一样，单个事实显得孤立、无用、无形。当事实以天然关系排列就能被比较；当事实被智慧诠释，才构成了永恒的科学真理。”

法尔使用统计数据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城市密度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死亡率？在报告中，他尝试了一种巧妙的方法——“生命表”来比对3个独立社区（伦敦大都市，利物浦工业区和萨里乡村）的密度与死亡率关系，即按年龄细分特定人口的死亡率（图6-58）。

图6-58  法尔“生命表”插图

在同一份报告中，法尔还注意到数据中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模式：他称之为“流行病的作用定律”，现在流行病学家将其称为“法尔定律”。通过分析利物浦的天花暴发数据，法尔将死亡率计数分为10个独立的时期。第一个周期的死亡人数为2,513，第二个周期为3,289，第三个周期为4,242。一目了然，这些数字几乎以30％的速度增长。”死亡率统计进入到第四个周期，法尔观察到，这种增加的速度“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会再上升6％，在那里保持不变，就像曲线顶点处的弹丸一样，注定值得关注”。法尔定律是用数学方法描述传染性疾病发展规律的首次尝试。

当年，法尔受邀为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John Ramsay Mcculloch）的《大英帝国统计报告》第一版写一篇题为《生命统计学、或卫生、疾病和死亡统计》的文章。他把这些研究结论写到文章里，受到医学界和统计学界的重视与好评，从此一举成名，也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

1939 年 7月，在《柳叶刀》主编和詹姆斯·克拉克共同推荐下，法尔在登记总局任职摘要编辑工作。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创立了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生命统计系统，并利用它对人群健康和福利状况进行评价。此后，法尔的工作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定可操作的疾病分类。在登记时，他发现死亡原因记录多而杂，“同病多名”现象非常常见。为了使数据能够被简化为可用的形式，必须制定标准的疾病命名法和分类。在探索疾病分类时，法尔认为应该着重参考死亡的原因和预防，并将其分为三类：（1）流行病，地方病和传染病；（2）散发性疾病导致的死亡；（3）明显的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1864 年，法尔对疾病的命名和分类方法在巴黎被国际接受，成为“国际疾病分类”的前身，至今第 10 版仍在采用。

第二是致力于改进普查方法，参与 1841 年、1851 年、1861 年和1871 年四次人口普查。他根据科学的死亡原因分类方法，确立按照年龄别规则的死亡分类，以求计算出全人口各种死亡原因的死亡率，并结合职业资料，说明不同职业死亡率之间的差别。在他的影响下，从 1841 年普查开始，改变只按职业填报20岁以上男子，不普遍调查全人口年龄的做法，要求调查表填写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和职业，并将本国人和外国人以及调查所在地出生者与从外地迁人者区别开，调查表填写由调查人员负责转向由户主亲自填写。这些在登记册上简单添加的项目和微小改变，对研究不同亚组人群死亡风险变化发挥巨大作用，使英国统计工作向前迈进重要的一步。

第三是研究编制生命统计表的方法。1843 年，他利用英国1841 年普查结果及该年的死亡人数，编制了生命统计表。之后，又根据 1841 年、1851 年普查数据和1838－1844年死亡数据，编制普遍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寿命表，至今仍在使用。此外，法尔还提出许多现代流行病学概念与研究方法，如人年、患病率与发病率、标化死亡率、群体免疫、剂量反应关系和回顾性研究等。

任职期间，法尔向登记总局提交了41份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年度报告， 用四十年的时间去完善了国家生命统计系统。这一系列工作让生命统计学研究在十九世纪依靠英国的数据和报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1885年，皇家统计学会和卫生学会选取法尔主要的报告和著作，汇编了《人口统计学》一书，作为他的纪念文集。他的工作在全欧洲和美国闻名，1855 年，法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1－1872 年任皇家统计学会会长。

2. 为第一次“卫生革命”提供依据

工业革命使大英帝国走向世界之巅，也在无形之中酿制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导致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和改革的兴起。法尔的生命统计为英国的卫生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成为19世纪“伟大的时代思想”。

埃德温·查德威克是19 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查德威克希望证明工人肮脏、拥挤、供水不卫生和垃圾推积的生活和劳动环境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疾病和死亡。法尔提供了查德威克需要的数据，使他在1842年发表了公共卫生历史上著名的《关于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使 1848 年第一次公共卫生法案得以通过。

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的军队医院并未认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伤员的病死率居高不下。南丁格尔作为志愿者被派往前线，她在实践中创立系统的护理制度。为了证明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她与法尔合作进行了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英军的死亡率竟由护理制度之前的42.7％ 降至其后的2.2％。她用法尔提供详实的统计资料说服维多利亚女王，推动了军队的卫生改革。

最著名的是法尔和约翰·斯诺（John Snow）关于霍乱传播方式所持不同假说的统计学验证。1848－1849年，法尔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霍乱疫情中52 293 名已登记死者的性别、年龄、季节、发病日期和居住地势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发表一份 300 页的报告。他支持传统的“瘴气论”，即疾病是通过不洁的空气传播。霍乱在 1850 年消失，但在1853 年的秋天，又重新卷入英格兰。斯诺从登记总局拿到霍乱死亡者的住址，进行走访调查，创造性地使用空间统计学——标点地图法，找到霍乱的传染源——伦敦宽街水泵，提出霍乱是通过被粪便污染的水传播的观点。与此同时，法尔也调查了1853－1854 年的霍乱流行，他设计一张图标试图去证明霍乱死亡最严重的应该是闻过从泰晤士河下水道弥散出来的污染空气，并且死亡人数应随着楼层增高而减少。图表显示死亡者相对集中在宽街水泵周围。但法尔对“瘴气论”无比信任，对这种现象，他解释为在水泵附近死亡数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水泵含有霍乱患者的排泄物，而是不纯洁的水参与了该地区的大气污染。斯诺的假说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未被认可，相反，医学联谊会支持了法尔的“瘴气论”解释。直到1866 年伦敦东部的怀特查佩尔地区再次暴发霍乱，法尔经深入调查后，得出与伦敦东部供水公司供应的污染水有关，迅速承认自己的错误，认同斯诺的结论。法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与自己的假说不符就掩盖这一事实。总而言之，霍乱传播方式的发现归功于斯诺和法尔两人工作的汇集总结，被弗朗索瓦·雅各布称作“科学二重奏”，推动英国水卫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