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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董桥声. 读文树德《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32(1),119-123]比较了三位科学史家的著作发现:继栗山茂久(1954-)1999年的《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以及劳埃德(1933-)和席文(1931-)2002年的《道与名:早期希腊和中国的科学和医学》之后,文树德(1943-)于2003年出版了德文版《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2009年出版了英文版Paul Ulrich Unschuld. What is Medicine?Western and Eastern Approaches to Healing,translated by Karen Reimers,Berk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中西医比较的三个观点:
一是对于“中国医学”的出现,文树德诉之于一股强大的外部动力,即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这对“医学”的出现具有关键性的促进作用(13页)。这一点与《道与名》“心”有些类似,后者同样强调统一事件对于科学史和医学史的重要影响。文树德认为,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剧烈变迁,使得人们产生了“对秩序的渴望”。人们不仅试图改变社会的混乱局面,更试图改变宇宙的混乱局面。荀子“天行有常”的思想代表了对自然规律性的认识,而法家则试图为社会制定一个类似的规则(19页)。可以说,《内经》的作者们并没有创造什么特别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将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理想投射到了人体上。“治”国与“治”病,二者均是要改变紊乱的局面,恢复原有的秩序。国家的行政机构与身体的内部器官一样,都有一定的等级,并都起着调节作用,都维持着正常的运转(20页)。
二是纵观全书,最大的亮点还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何西方的医学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在了希腊?为何东方的医学在公元前2世纪出现在了中国?栗山茂久用不同的观察和经验方式来说明东西方医学的差异,劳埃德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东西文明的不同特色,而文树德采用了另一种途径:通过不同社会理想和政治体制来说明不同的起源。正如前文所述,这种“社会-政治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仍然提供了另一种思考途径,可能对科学史和医学史有独特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树德提出了“问题”和“方法”,但他并没能用他所提出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和席文所倡导的“文化簇”的理念极为吻合,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成就。
三是他认为,1910-1911的满洲瘟疫成了中西医之争的转折点。人们通过烧醋,燃放烟花来驱赶病魔,但这种传统的措施并没有阻止瘟疫的蔓延。最后,政府转向求助一个学习过西方医学的微生物学家,马来西亚华裔伍连德。他通过实行基本的公共卫生政策,很快就控制住瘟疫的蔓延,这对传统的中医来说,还前所未闻。这给中国政府传达了一个强大的信号:我们必须学习西医,否则,我们就完了。因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国家病了,巴金和鲁迅等作家认为中医是中国疾病的标志。改革者和革命家也一致认为中医是没有未来的。当然,保守派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反对消除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中心元素,但总体来看,人们认为像阴阳五行这样的观念是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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