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按文体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主要记载了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国的言论，也保存了古代经济、地理及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尚书》原称《书》，系上古各朝史官记录，非成于一人之手，后由孔子编订，战国时已有很高的地位，在《荀子》一书中已把它称之为“经”，汉代改称《尚书》。尚者，上也。“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是汉人对它的尊称，也可见古人对它的重视。

《尚书》有珍贵的上古文献价值，也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中如周公诸篇，对中国后世政治思想影响巨大，堪称儒家思想的渊薮。《尚书》也有较高的文学成就，语言生动，有浑厚古雅的气势和质朴的美感，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不过，由于时代久远，对于今人而言，《尚书》文字佶屈聱牙，艰深晦涩，让人望而却步，差不多是十三经里最缺乏“亲和力”的了。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史官用我们今天的文字。不知古无以论今，看看古代名君圣主如何“协和万邦”，农业如何发展，盘庚如何迁都，武王如何伐纣，至少，看看古代的王侯将相如何说话，也不失为一件快事！

《尚书》版本很多，有宋刊巾箱《八经》本等。注本中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较为完备。今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整理。

（一）内容简介

《尚书今古文注疏》，书有孔氏颖连正义，复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啧书杂于廿九篇，析乱书序，以冠各篇之首，又作伪传而舍古说。钦奉高宗纯皇帝鉴定四库书，采梅惊、阎若璩之议，以梅氏害为非真古文，则书疏之不能已于复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诗疏之例，毛、郑异义，各如其说以疏之。

（二）本书目录

尚书今古文注疏序

尚书今古注疏凡例

卷一

堯典上

堯典下

卷二

皋陶谟上

皋陶谟中

皋陶谟下

卷三

禹贡上

禹贡中

禹贡下

卷四

甘誓

卷五

汤誓

卷六

盤庚

卷七

高宗肜日

卷八

西伯戡黎

卷九

微子

卷十

泰誓

卷十一

牧誓

卷十二

洪範上

洪範下

卷十三

金縢

卷十四

大诰

卷十五

康诰

卷十六

酒诰

卷十七

梓材

卷十八

召诰

卷十九

洛诰

卷二十

多士

卷二十一

無逸

卷二十二

羣奭

卷二十三

多方

卷二十四

立政

卷二十五

顧命上

卷二十六

顧命下

卷二十七

费誓

卷二十七

吕刑上

卷二十八

吕刑下

卷二十九

秦誓

卷三下

书序上

书驐下

（三）戴永新：《尚书》与《书》教传统

《书》教伴随着《尚书》各篇的产生和传播即产生了，但“《书》教”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清孙希旦《礼记经解》认为，“疏通”谓通达于政事，“知远”言能远知帝王之事。白寿彝《说“疏通知远”》说“疏通知远”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即《尚书》所记载的古言、古事，可以垂教后世。

《书》教的传统，首先表现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识。《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开篇即用“曰若稽古”，其实就明确地表明作者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对往事和古人、古训追述的稽古观念，贯穿了《尚书》整个篇章。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也为后世稽古内容，树立了一个标准。

《虞书》开篇引出尧、舜、禹的言事，莫不反映出其恪尽职守、勤于朝政的崇高品德；《商书》追述了殷人祖先的事迹，《周书》既推崇成汤、文、武等伟大的历史人物，又推崇殷朝中宗、高宗、祖甲等历代贤王。他们“面稽天若”，“吁俊尊上帝”，“畏天显”，“畏天命”，恪尽职守，勤于政事；选人谨慎，“乃用三有宅”，“曰三有俊”，“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罔不明德慎罚”，“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对小人的怨怼，“皇自敬德”；善于检讨自己，承担责任，“曰朕之愆”，“不敢含怒”。

《尚书》的“曰若稽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其目的即实现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继承先王的大业，发展、巩固先辈开创的德治传统，实现“协和万邦”的目的。又通过“曰若稽古”这种方法，来实现新思想、新观点的推广。

《书》教的传统也表现为“休兹知恤”的忧患意识。“休兹知恤”，出现在《立政》篇中，“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休，美也。恤，忧也。虽然这是周公针对用人和理政而发出的感慨，但是“休兹知恤”，时时事事保持“敬”“慎”“恤”“钦”的忧患意识，则是《尚书》用以垂教后世的重要内容。

《尚书》中尧、舜、禹无不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恭谨地立身行事，心忧民事，因此命羲和等人“敬授人时”，恭谨地对待日升日落的自然变化。他忧心“汤汤洪水”，更心忧后继无人。虞舜处理政事时处处表现出敬慎，祭祀应“夙夜惟寅”，为政应“钦”，“惟刑之恤哉”。并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皋陶谟》）大禹为政同样表现出敬慎，他提醒舜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几惟康”。

《尚书》的《虞夏书》中，为政惟艰的忧患意识已初露端倪。《周书》中因为政艰难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并集中体现在诸诰辞中。周公根据“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来教育为政者“祗若兹，往敬用治”，始终要以恭谨的态度治理国家，要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要“克慎明德”，君臣上下要“勤恤”，“勿替敬典”，要努力保持谨慎、恭谨的态度。“有德惟刑”，因此司法、施刑务必敬慎。要“敬明乃罚”，“庶狱庶慎”，“敬尔由狱……兹式有慎”，处理每一案件都应轻重适当，而且案情的审理，减刑、量刑、罚金等均要“其审克之”。

周人“监视古意”，夏、殷二朝的相继覆亡，使得他们难以释怀，因此，《周书》充满了“殷鉴”思想。“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嗣王其监于兹”，“监于殷，丧大否”。经过对夏、商二朝覆亡的反思，周人清醒地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如何不重蹈夏、殷覆辙，是他们持续关注的问题。

周人重视德治，因此，《书》教传统也是“以德配天”的传统。《周书》中85次出现了“德”字，大部分出于周公之口，而且多围绕“皇自敬德”“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展开的。这其中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天崇拜的延续，同时也显示了周人开始注重人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顺天应民，以达到永固政权的目的。

周公考察古代圣王，无一不是勤于政事而不贪图安逸的。殷王中宗“治民祗惧，不敢荒宁”，高宗“不敢荒宁，嘉靖殷邦”，祖甲“不义为王，就为小民”，周文王更是勤政的楷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物”。与此相反殷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才使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所以，周公不仅身体力行“勤劳王家”，“勤施于四方”，而且专写《无逸》篇“以诫成王”。

推行德治，必需善政。周公认识到有贤臣辅助的殷商才“多历年所”。文王之所以能治理好周朝，一方面源于他“尚克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贤臣辅助。贤臣如此重要，为政中必须任用贤臣。周公于是强调“三宅”“三俊”法，其目的在于告诫成王用人应从多方面考察，而不能“谋面用丕训德”。善政的实现，不仅靠人，更要靠法，要“敬明而罚”，“用其义刑义杀”。

《书》教之所以形成，应该有赖于史官对史料的选择。史官保存的史料，其中一部分不仅可以作为治国的范本，还可以彰显人物本身社会存在的价值。因此，那些被史官认为重要的言行和事件载录以便后世“可覆视也”（《左传·定公四年》）。另外，史官除了“掌书以赞治”以外，还负责宣读册命和负责典司各种仪礼的职能。封赏的册命以及诔、谥，都是由史官起草写作的，由于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功劳勋绩来写的，长此以往，也可萌发出传世和不朽观念。而在传世和不朽观念引导下，史官在保存档案文件时，更多关注那些“可覆视”的，具有垂范或垂教意义的史实，而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大量具有教化意义资料保存下来，为《书》教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