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疫病的命名、流行特征与疫情 

一、甲骨文中的疫病名称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疫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正如老子所言，人类认识疫病也是从它的命名开始的。

自1899年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中，共发现了15万片甲骨，上面刻有4500多字，其中已知的有卜病内容的为323片，415辞。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20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其中“疒”“疾”“疫”“疠”“疥”“蛊”“痐”“祸风”等，均与疫病有关[梁玲君，李亚婧，李良松. 甲骨卜辞中关于传染病的探析.  医学与哲学，2020，41（14）：70-72，76]。

古代的字根“疒”，后来多种疾病都依之而加以划分，其在甲骨文中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卧床不起。“疾”字后来多指传染病，它表示一个人单独地躺在床上，有一支箭射中他（）。在甲骨文卜辞中，“疒”和“疾”是通用的，两者区别不大。另一个表示流行病的是“疫”字，它是由表示疾病的部首“疒”，加上一个表示手执一支杖的形象字“”而构成（）。甲骨文卜辞中常有“疒役”之词，如“甲子卜，殻贞：疒役（疫），不彳止（延）？”“贞：疒役（疫），其彳止（延）？”（《小屯殷虚文字乙编》）。此卜问疫病是否会蔓延流传，是关于“瘟疫”流行的最早记载。在甲骨文中，还有数片卜问是关于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之辞。其中还有：“乎（呼）比（枇）役（疫），正？”“贞：役（疫），佳有（）不正？”意为：呼令举行枇祭以禳除疫病，能使疫病得治吗？疫病是否无法得治？体现了一种对疫病恐惧的忐忑之情。“疠”这个字也是指疫病，甲骨文中像一个蝎子占据床上，给病人所留的地方很少（）。关于“疫”字的含义，《说文·疒部》说：“疫，民皆病也，从疒，役省声”。《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说：“疫，俞壁切，疠鬼也”。又说：“疠，力誓切，疫气也”。《素问·补遗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厉大行，远近咸若”。《集韵·去声上·六至》说：“疫，《字林》：病流行也”。《温疫论·正名》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去‘彳’加‘疒’（原作“疫”，误，今改）为‘疫’，又为时气时疫者，因其感时行戾气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疠”。《温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戾气，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是“疫”之为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发生则易于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病势凶猛，延门阖户，一乡一区如鬼厉之行使，患者无远近长幼，病状率皆相似也，而且表明我国在商代已经流行过疫病。

值得关注的是“疾年”“雨疾”和“降疾”的描述。“贞：有（）疾年，其井（死）。”表示多病之年，病至于死。疾年指这一年反复出现范围较大的流行性疾病，雨疾、降疾、“祸风”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邪风有关，说明那时已经有了瘟疫流行的概念和病因的探讨。

“疥”“蛊”“痐”“”“祸风”等，属于具体病名。在甲骨文中，“疥”这个字用处较多，主要表示出疹伴发热性疫病，表示一个人病卧在床，身上还出现了疹子（）。甲骨卜辞中常常以“疾疥”、“疥疾”“疥以疾”的名称记载。“蛊”是值得推敲的，蛊（）字从虫虫在皿中会意，皿为食器，其中有虫，人食之而入腹，而成为蛊，即腹中之虫。有学者研究后认为：“蛊，毒病微虫之共名也，血虫象意（古血、皿同字），虫入血而成毒也。”（华石斧《文字系》），提示与血吸虫有关，因为蛊胀常常连用，常见于晚期血吸虫病的腹水。不过，在有关“蛊”的甲骨文卜辞中，殷人一般视蛊疾为鬼神所致，但有时也认为齿病和胃病乃蛊，即外界进入人体的寄生虫所致。甲骨文中还有疒蛔的记载，“……疒佳回（）？”“（）”即“回”字，本像渊水回转之形。“回”读为“蛔”或“痐”，古指“腹中长虫”。因此，此卜辞实际上问：“疾病是蛔虫吗？”，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蛔虫病的最早记载。甲骨文中有多条卜辞是关于疟疾的记载，卜辞中写作“”，卜辞：“……卜，（疟）疾。”（《虚》1455）该卜辞大意是通过龟卜，表明患了疟疾。“隹（疟）”（《林》2·24·2）此卜辞是贞卜“患疟疾了吗？”“祸风”在甲骨文中常作某某因风致疾，也即后世所谓“伤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甲骨文中有时候也写成（），即“祸风有病”（流行性感冒）。后世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实际上是殷代医学思想的延伸。

殷商时期凡事必卜，疾病是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故占卜疾病就成为常事。作为记录殷商时期社会事件的载体，甲骨卜辞中有诸多关于疾病的记载，并已出现传染病的足迹。纵观古代疾病史料，关于传染病发病记载的文献首推甲骨卜辞。甲骨卜辞中保存了丰富的传染病原始资料，蕴含了大量关于传染病的诊疗信息，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传染病传播的严重性，并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甲骨卜辞诸多关于传染病的记录中包含了疾病的病名、发病的原因、病情变化和相关的治疗等，是关于传染病记载的早期病案雏形。

二、《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疫病名称

（一）《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基础理论著作，洋洋20万言，集古代哲学、医疗经验之大成，开中医理论体系之先河，历来为医家所推崇。但是，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却从古到今，众说不一。

1. 成书于黄帝时代

历史上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时代（公元前26～前22世纪）的作品，如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之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度，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北宋时的高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昔黄帝……坐于明堂之上，……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

2. 成书于周秦之际

另一些学者认为，黄帝、雷公都是传说中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人物，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产生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科学著作。因此，《黄帝经内》成书于周秦之际（公元前11世纪-前3 世纪）。明代胡应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医方等录，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惊世，窃附黄岐耳”，“《素问》精深，《阴符》奇奥，虽非轩后，非秦后书”。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原本残阙，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现代的医史专著或教材中，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甄志亚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就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3. 成书于战国时期

这个说法比较普遍，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卷之八下《心学》第十二说：“《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宋代理学家程颖在《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中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也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现代学者龙伯坚在《黄帝内经概论》一书中，任应秋先生在《内经研究论丛》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素问》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4. 成书于西汉时期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帝内经》只能成书于西汉时期。刘长林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中，吴文鼎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年第9 期上发表的《〈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一文都作如是观。其主要理由是：《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此其一；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此其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此其三。

考《黄帝内经》的书名，在现存的所有史书中，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说明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而《黄帝外经》则早已亡佚。《汉书》是东汉班固所撰，但是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是以西汉末年刘散（？-公元23年）的《七略》为底本的。西晋时的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 年）在所著《针灸甲乙经﹒自序》中写道：“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可见，在刘歆的《七略》中，肯定已经提到了《黄帝内经》。由此推断，《黄帝内经》最迟在西汉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纪末已经成书问世。　

5. 成书于东汉时期

《<内经>时代》作者赵洪钧指出：近人考证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素问》和《灵枢》的成书当在东汉，并非战国时期。如吴考槃撰“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2）：8]，田树仁撰“灵枢素问非黄帝内经”[中华医史杂志，1991（3）：145-149]，余自汉等著《内经灵素考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廖育群著《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均主此说。他认为：

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本节即将提到“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见《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P4-5）

《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作者金栋提出：“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既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或内容，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再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即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可以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还未完成。又《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三国）以后才有的官名。

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前所长廖育群在《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一书中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赵洪钧说：“应该承认《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两部大书。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有了略同今《素问》和《灵枢》的著作，但他不能把东汉时代的《内经》载入《汉书·艺文志》。对看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P5）

综上所述，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历史问题。本书采用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不把《黄帝内经》看成是先秦时期的著作。这样的话，一是它的特殊地位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便于将先秦时期的疫病学单列一章。至于确切的成书年代，本书倾向于廖育群、赵洪钧等的观点，认为最终完成于东汉时期。

（二）前《黄帝内经》疫病名称

我们之所以详细地回顾这些疫病名称的演变过程，目的在于剖析：后世医家特别是张仲景为什么没有选择“辨病论治”而最终为中医学选择了“辨证论治”的临床特色？

到了西周及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山海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大疫”的名词在周代的典籍中已经十分普遍，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癡）、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瞽（盲人）等。《山海经》记载了38种疾病，固定病名有“瘿”“痔”“瘘”“疥”“痤”“疣”“痈疽”“痹”“风”“疟”“疫疾”等。《周礼》中涉及的一些感染性疾病，如肿疡、溃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等。《礼记》则多次提到，并可见到“疫疠”“天行”“时行”“时气”等说法，说明经常发生瘟疫大规模流行（《礼记》中还有瘖、聋、丧明、跛、躃、伤、创、折、断、胎夭、病革、风欬、侏儒等病名记载）。

关于疫病的流行，《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由于物候变化失常，引起疫病。《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古代关于疫病的名称很多，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热、伤寒、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包括大多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血吸虫病等。例如，《素问》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把伤寒看成多外感疫病。《素问》云：“土郁之发，民疾呕吐霍乱”，认为霍乱是一种严重的消化道传染病。《周礼》称“秋时有疟寒疾”，《礼记》谓“孟秋行夏令，民多温疟”，《易说》曰“白露当降不降，民多湿疟”，《左传》云：“水潦方降，疟疾方起”，《素问》云“秋为痎疟”“蓄作有时”，说明那时候已经认识了疟疾，并划分了多种类型。《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肠澼下脓血”，指一种痢疾类传染病。《左传》中讲到医和诊查晋侯的疾病，“是谓近女室，疾如蛊”，可能指花柳病。《素问·风论》提到“暑痉”“暑风”，应该是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等高热并抽搐之类的疾病，当时认为与中暑有关。《吕氏春秋》提到：“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可能是鼻病毒感染所致的呼吸道传染病。《素问》云：“湿热相交，民病疸”，出现黄疸，大多数是病毒性肝炎所致。《周礼》云：“夏时有痒疥疾”，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病。《素问》称“膀胱不利为二癃”“小便赤黄甚则淋也”，此为泌尿系感染或性病。《素问·腹中论》中有不少关于“鼓胀”的论述，实际上是肝炎后肝硬化或血吸虫肝纤维化导致。《左传》云：“国人逐瘈狗”“狾犬入华臣氏之门。”瘈，疯狂的意思；《说文解字》说：“狂，狾犬也”。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狂犬病及其危害。此外，《论语》中已经描述了“恶疾”（麻风病）的临床表现，《黄帝内经》称之为“大风”；《黄帝内经》中多篇描述了“肺结核”的症状体征，不过没有把它独立地看成是一种疫病。

以上，我们回顾了《黄帝内经》时代人们对不同疫病的认识及其简单的分类。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染病病种分类体系，而创造性地形成了以证候（病位、病性）为基本内容、以笼统的外感病（伤寒、温病）为对象的分期辨证体系？中医学的外感病辨证论治如何实现“寒温合一”，并跳出当前千篇一律的“去理论化”的“分型辨证”模式？这是后话，我们将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两个章节以及其他章节里详细探讨，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三、古人的疫病命名规则

古人对各种疾病的命名，是人类医学诞生的标志之一。它表达出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密切关联，是文明创建之初人类拥有智慧能力。

（一）以六经命名的病名

如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出自《黄帝内经》，成熟于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实际上是将外感疾病从初期、中期到后期，依其轻重缓急症状的不同，划分为六个阶段，是对外感病各阶段症状的命名。

（二）以病因命名的病名

中医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和“疫气”“瘴气”等，都是外来病因，因此就以这些病因来命名相关疾病。如伤风、风寒、风热、春温、湿温、暑温、湿热、秋燥、冬温、时疫、瘴气等。其病名散见于《黄帝内经》及《伤寒论》，至清朝中期江浙温病学派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等名医编著《温热论》《温病条辨》《湿热论》，广泛应用这类病名，后世称之为“时病”类病名。此外，还有花柳病（隐指因眠花宿柳而得的性病）等。

（三）以症状命名的病名

先由民俗取名，后经医家认定。如感冒、咳嗽、哮喘、呕吐、泄泻、黄疸、水肿、惊风、疟疾（病情酷疟）、霍乱（挥霍之间，便致缭乱）等。

（四）以形状命名的病名

这类病名多以其他物体的形状，取形比类来命名，如丹毒、麻疹、水痘、天花、蛇头疔、蝼蛄疖、红丝疔、蛇串疮、燕窝疮、鹅掌风、牛皮癣等。

（五）以患病部位命名的病名

如头痛、肺痨、脚气、颈痈、背发、唇疔、乳痈、乳癣、痄腮、鹅口疮等。

（六）以传染性、流行性命名的病名

如天花、疫痢、瘴疟、传尸痨、时疫发斑、软脚瘟、天行赤眼、春瘟等。

四、先秦的疫灾

值得感激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家龚胜生教授，他编写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是研究传染病学史重要参考资料。该书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分为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上卷、民国下卷、畜疫卷等五卷，共计280万字。全书史料丰富翔实，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更是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全书以编年体方式排列自西周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确切年份的疫灾事件，每一次的疫灾史料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同时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先秦的疫灾”转述他们提供的素材[龚胜生，刘杨，张涛.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5（3）：96-112]。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河南伊、洛河流域和山西汾、涑河流域。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其传染病主要是胃肠疾病，但由于人口稀少，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疫灾发生。至于商代，自盘庚迁殷后，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了明显进步，人类活动也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甲骨文记载了许多疾病名称，其中也有了“疫”、“疾年”的记载，这都是指疫病流行。但当时全国人口约536万，每平方千米只有1～2人，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传染病暴发一般在人口集中苦役的场所，如奴隶作坊，由于这个缘故，甲骨文中“疫”有时又作“役”，两字互用，《释名》也说“疫，役也”，“疫”字实际上是“疒”和“役”两字合写的简化。

与殷商相比，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后期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青铜工具进步了，人口增多了，人际交往频繁了，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局部疫病流行的机会也就相对增多了。周是兴起于渭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农耕部落，这个部落逐渐向东发展，到公元前11世纪的周文王执政时期（约公元前1105～公元前1056年），周人已经控制了渭河中下游流域的关中平原，并将都城迁到了丰（今西安市）。《诗经・大雅・思齐》是歌颂周文王的篇什，其中“戎疾不殄，烈假不暇”一句说的是当时外有戎敌骚扰，内有疫灾不断，说明文王时期关中平原疫病流行比较严重。

西周末期，关中自然灾害频发。《诗经・小雅・节南山》是记述周幽王（公元前781～公元前771年）时的篇什，其中“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一句，郑玄注曰：“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诗经・大雅・召旻》也是记述周幽王时的篇什，从“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两句来看，所记也是疫灾的流行。《召旻》还谈到这次疫灾的形成原因，从“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诸句来看，这次疫灾是由大旱所致饥馑引起的。干旱还招致关中北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犬戎”南下。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幽王出奔骊山而死，西周覆亡。周幽王是个暴君，一般认为是他的残暴招致了灭亡，但从上引文献看，大旱之后的疫灾才是其国破人亡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进入干戈相攘、华夏与夷狄交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战国之世，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墨子・兼爱下》就谈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疫灾较多的时期。但是，由于当时文化欠发达，各国史官又有“外灾不书”的陋习，有关疫灾的记载并不多。

考述所见，春秋战国大规模的疫灾主要有以下8次。

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鲁大疫。这次疫灾先起于山东北部的齐国（今临淄），然后流行到山东南部的鲁国（今曲阜）。史称：“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这次疫灾发生在夏天，有人认定是痢疾流行。

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春，宋国疫。《左传》曰：“（襄公）九年春，宋灾。”《左传注疏》曰：“天火曰灾。”所以《公羊传》曰：“九年春，宋火。”但是，至于宋代，崔子方却力主这次大灾为疫灾，他在《春秋经解》中说，“九年春，宋灾，疫也”，在《春秋本例》中将“夏，齐大灾”和“襄九年春，宋灾”均视为疫灾，理由是《春秋》记载灾异的原则是“疫灾例时，火灾例月”。此观点虽然晚出，但很有说服力。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冬，郑国疫。当时郑国（今新郑）有几个大臣“札瘥夭昏”而死。“札”和“夭”都是指疫灾致人死亡，与前述“天笃降丧”之“丧”同义。

吴王阖闾统治时期（公元前514～公元前496年）吴国（今苏州）疫。吴王阖闾“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这里“疠”通“疫”，非指麻风病。

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369年）。发生在今关中平原的疫灾，当时秦国（今咸阳）发生日食，“民大疫”。

魏惠成王八年（公元前362年）。据《路史》记载，“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髀，后国饥兵疫”。这次疫灾因饥馑引起，且主要在军队中流行。

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赵国（今邯郸）“大疫”，这次疫灾发生在赵惠文王迁都到漳水流域的第二年，很可能与移民水土不服有关。

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冬十月，秦国大疫。当时“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显然，此次疫灾与蝗灾有关。

五、疫病的流行特征

（一）甲骨文对疫病流行特征的观察

疾疫即瘟疫病，属于传染病的范畴。甲骨卜辞中有关疫疠之疾的记载有10多条。“疫”在甲骨文中有写作“伇”“役”“疫”等。有学者[李良松，刘学春. 甲骨文化与中医学.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48]指出：“疫字在甲骨文中有8种写法，约出现了14次，今疫乃甲骨文伇字之演变。”“疫”在甲骨文中写作“役”，表示人人相传发病之意。也有学者[徐锡台. 殷墟出土的一些病类卜辞考释. 殷都学刊，1985（1）：8-10]分析，甲骨卜辞中的“役”通“疫”，“病役”即瘟疫病，如卜辞“贞：病役其延”（《乙》7310）；《集韵》云：“役同疫”；《广韵》云：“疫，说文，民皆疾”，可见，甲骨卜辞中的病疫是具有传染性的一种疾病。而甲骨文中出现的“疫”，则包括具有传染特性的各种疾病，小为流感，大为瘟疫。在当时，还不能对各种传染病进行分门别类，故总以“疫”字统之。上引龚胜生等的文章提出，甲骨文中“疫”与“役”两字互用，是因为疫病暴发一般在人口集中苦役的场所，如奴隶作坊的缘故。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人认识到疫病爆发具有人口聚集性的特征。

甲骨文中“疾年”一词，就包含有疫病流行与年份相关的认识。因为顾名思义，就是指疾病多发的年份，而疾病多发往往与疫病相关。通过对辞分析可知，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染病具有流行性特点。“甲子卜，贞：疾疫，不延？贞：疾，其延？”（《乙》7310），此问疫疾是否已蔓延；“壬申卜，争贞……一人……继。＼……卜，争贞……（殟）多……。”（《合集》17166正）该卜辞描述了为防止疾病的广泛流行，一人染病而采取收容隔离，说明疾病具有强烈的流行性。从该卜辞不难看出，殷人已经认识到传染病的危害，并知道传染病具有流行性的特性。甲骨卜辞中还记载有“疾人”一词，有学者认为“疾人”是指传染病感染的众患者，如卜辞云：“疾人惟父乙害。”（《合集》5480反）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疾病的人群分布或家族聚集性。

据甲骨卜辞分析，殷人开始认识到传染病有一定的季节性。卜辞：“辛卯卜，贞口一／十二月，丙申卜疾其入口。”（《合集》21039）根据卜辞分析，殷人认为十二月，是夏历春末，乃是口疾的好发时节。殷商时期人们认为疟疾的发病时间是在阴历8月至次年2月之间，正值蚊虫猖狂的时期，这与《礼记·月令》所记载的疟疾发病时间也是相吻合的，“孟秋之月，寒热不节，民多疟疾”。例如，卜辞云：“……午卜……瘧（疟）匄，十二月”（《前》5·31·1），该卜辞的大意是“……午这日进行占卜之术，指出患了疟疾，要不要举行祭祀仪式以祈求福佑呢？答案是要，将时间定在十二月。”“己巳卜，贞：有疟，王尿？八月”，卜辞中明确指出患疟病是在“八月”这一时间段。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疟疾的发生多在早秋，故《周礼》曰“秋时有疟寒疾”。

甲骨卜辞专门指出传染病发病或治疗的月份，突出了疾病的好发时间，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传染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由于疫病的季节性原因，后来的医家将季节、气候异常与发病原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时气病”和“六淫致病说”。

（二）古人对传染病流行的认识

1. 气候异常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多次说到疫病的发生与气候异常相关。例如，该书在《孟春纪》提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在《季春纪》提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在《仲夏纪》提到，“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在《季夏纪》提到，“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在《孟秋纪》提到，“孟秋......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在《季秋纪》提到，“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在《仲冬纪》提到，“仲冬......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在《季冬纪》提到，“季冬......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还有“民病大疫，又随以丧”的记载等，已经认识到疫病的流行性与季节性，认为其发生于气候失常。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其后，《礼记·月令》全部继承了《吕氏春秋》对发生疫病的季节与气候异常关系的认识。《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代，是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但其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与《礼记》类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实际上也是成书于两汉之间。《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该书在《天官》中阐述了“疾医”的社会分工：“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声，□其死生。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其中提到季节性疫病的流行特征，“瘠首疾”是发热性疼痛和头痛类的疫病，“痒疥疾”多见于夏季，有可能是一种斑疹伤寒类的疾病，“嗽上气疾”应该是呼吸道流行病。看来，那时候的内科医生（疾医）主要面对的是各自季节性疾病，相当于“疫病”。此外，还提及“食医”、“疡医”“兽医”，是医生职业最早分工的标志。

2. 灾荒之年

灾荒之年是传染病高发的年份，特别是大旱和大涝之后，最容易暴发传染病。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春三月，水潦方降，疟疾方起。”意思是说水灾之后，疟疾随之发生。《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据悉，西周后期在中国气象史上表现异常，大旱竟然断断续续了150年，导致灾荒连连，民不聊生的背后就是传染病的流行。

《诗经・大雅・召旻》谈到西周后期疫灾的形成原因，从“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诸句来看，这次疫灾是由大旱所致饥馑引起的。

龚胜生总结的春秋战国的8次大规模疫灾，其中4次指出了相关原因：一次认为与日食相关，一次因饥馑引起，一次与移民水土不服有关，一次与蝗灾有关。

3. 战乱之年

战争年代也是传染病多发生时间，特别是传播的速度加快，这与人员跨地区流动较大是一致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发生了严重的瘟疫，由于齐鲁之间发生战争，鲁国也被传染。

据《春秋》等史书记载，战国248年中，大小战争发生了222次。最多的时候，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人，死亡人数达数十万。由于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往往会成为滋生传染病的温床。战国末期出现了“天下疫”的局面，瘟疫横行，传染病在当时中国全境暴发。如此疾病四处扩散与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南征北战、东进西突有直接关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进入干戈相攘、华夏与夷狄交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战国之世，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墨子・兼爱下》就谈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

有一点笔者与龚胜生教授等的看法不同。他在文章中指出，《诗经・大雅・思齐》中“戎疾不殄，烈假不暇”说的是当时外有戎敌骚扰，内有疫灾不断。不过，这与古汉语学家的解读不符。一般认为，《诗经・大雅・思齐》是歌颂周文王的篇什，即周文王时代“战祸绝尽，疠疫除靖”，紧接后面的是“良计善策即采用，忠言劝谏纳耳中。”（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但尽管如此，“戎疾”并称，说明战争与瘟疫休戚相关，起码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口集聚，以及大量的军人死亡，都是疫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戎疾：战争的疾患；不：作语助，“不殄，殄也”；殄：绝尽，断绝；烈：“疠”的假借字，疾疫，瘟疫；假：“瘕”的假借字，病名；烈假：各种瘟疫传染病；不：作语助，“不暇，暇也”；暇：“遐”的假借字，远，远去，远逝，引申为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