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理论与基础医学能否杂交

前面说过，自然医学的基本理论演绎于自然哲学，实证医学建立起来的是基础医学体系，当两种知识体系相遇的时候，它们之间能否融合，或者说能够多大程度的融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科学史家都把古希腊文明看成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又把文艺复兴时期看成是科学诞生的年代。笔者一直在想，为什么科学在轴心时代已经生根萌芽，却要被“上帝之手”搬来一块中世纪的大石头死死地压住，让它诞生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如果科学的种子已经在轴心时代“着床”，为什么会在“黑暗的中世纪”停止发育，甚至出现倒退？却又在经历若干年的苦苦挣扎之后，突然一发而不可收？

事实上，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与理论思维始终处于对立分裂的状态。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两种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透过逻辑理性而真正地转化科学理论，近代科学才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而诞生出来。这就是伽利略的实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成了近代科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有人在介绍人类起源的时候，提到一个“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它可以引用到科学起源的研究中来。猿人是怎样变成现代人的，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追踪人及其最近源祖先在时空上的蛛丝马迹（图0-14），比较它们在形态结构（包括脑容量）以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变化，主要的手段是比较解剖学、化石、放射性测年、分子钟甚至古DNA技术等。目前已达成的一般共识是：现代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更细节的区分为，南方古猿→能人（Homo habilis，距今约200万年）→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约15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距今约50万年）。智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身，而在之前的人类祖先从物种角度讲，只能是现代人的近亲。

图0-14  —个关于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引自Reed et al.2004）

那么，人类是怎样一步步从古猿走到“现代人”的？新的基因组测序是一个重要的工具。Science周刊评出的2010年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就是“解读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几年前，来自哈佛医学院遗传系的Reich和来自德国人类进化马普研究所的Pääbo等在Nature周刊上撰文，报告了他们对一块“类人（human-like）”指骨进行核DNA（即细胞核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中的DNA）测序的结果。这块指骨取自南西伯利亚（俄罗斯一地区）的丹尼索娃洞穴（Denisova Cave），约有40000年历史。根据对数据的分析，作者提出，除了尼安德特人（遗骨1856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约有50000年历史）与现代人的祖先发生过繁衍混合（通俗地说，就是性交之后能够产生受精卵，即基因库混合）外，稍后很可能发生过丹尼索娃人与现代人祖先、尼安德特人的繁衍混合。

这里要引出两个概念：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繁衍混合是人类逐渐进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人类一步步有别于古猿的内在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物种分化的关键又恰恰是确认生殖隔离（物种也是依此定义的）。即两个近缘物种之间在生殖上隔离开来，即使发生了性交，也不能产生受精卵，就意味着是不同的物种。要研究人的进化历程，一方面要摸清人种之间的繁衍混合过程，还要知道一部分猿（人的祖先）是在何时、何地、因何与主体古猿种群出现生殖隔离的。这些，研究起来非常复杂，科学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只要知道物种通过“繁衍混合”而进化，通过“生殖隔离”而形成新的物种就行了。

2. 科学发生与繁衍混合

结合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科学起源是否也存在此类似发生机制？或者说，科学起源问题能否用这一“生物学假说”解释？

我们知道，哺乳动物受精过程大致是：次级卵母细胞需发育至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才具备受精能力。获能的精子与该时期的次级卵母细胞相遇后。发生顶体反应，释放出顶体酶，溶解卵丘细胞间的物质，形成一条通道。随后，与透明带接触，顶体酶在透明带中再次溶出一条孔道。精子通过顶体酶溶解出的两条通道与卵黄膜接触，立即发生透明带反应以妨碍其他精子通过透明带，这是防止多个精子进入卵细胞的第一道屏障。精子与卵黄膜接触后，被其表面大量的微绒毛抱合，随后，精子外膜与卵黄膜发生融合（利用了细胞膜的流动性这一特征），精子的尾脱落，细胞核进入卵细胞。精子入卵后，卵细胞随即发生卵黄膜封闭作用（是阻止多精受精的第二道屏障）并被激活进行减数第二次分裂，排出第二极体。同时发生的还有，精子的细胞核核膜破裂，重新形成一个更大的细胞核，称雄原核。减数第二次分裂后的卵细胞形成的细胞核，称雌原核（通常雄原核比雌原核大）。两原核相互靠近并彼此融合，最后则形成了一个二倍体（对人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而言）合子，受精过程基本完成。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一般读者可以忽略过去，只要知道“受精过程”是个体形成的最早时刻就可以。那么，科学起源于“受精卵”形成还是不同个体基因库（精子和卵细胞）的存在？

笔者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古型科学）至多只是酝酿了能够成为“（现代）科学”的几个相关基因（其中也包括外来基因），而现代科学的繁衍混合（从交媾到受精卵形成）却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过程，现代自然科学直到十九世纪才脱颖而出，大放光彩。

这个科学起源的生物学假说包括下列内容：（1）科学的发生与不同文明的繁衍混合密切相关，它们经历过多少次的繁衍混合才逐步进化到今天的现代科学？（2）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等等对科学的繁衍混合都起到了正负反馈作用，但哪些因素才是繁衍混合过程中内在的基因整合？（3）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为什么仅仅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成为科学的源头？（4）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其他文明中心为何在轴心时代繁衍混合之后，却陷入长期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是否与其他类人猿一样由于生殖隔离导致？（5）科学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出现的加速度发展效应与哪些因素相关？这种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的科学革命，与哪些观念与要素整合（繁衍混合）所致？（6）现代科学规范与轴心时代（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能够发生理论融合（如“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吗？如果不能发生理论融合，是否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7）轴心时代各种自然哲学与工匠技术形成交融互动的，二者的互动效应如何？（8）虽然历史不可再现，但其他文明中心的自然哲学理论是否完全没有成为科学源头的可能性，它们与科学失之交臂是必然规律还是有一些偶然因素？（9）已经发生“生殖隔离”（科学哲学的“不可通约性”）的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能否跨过“表型遗传”（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优势互补，甚至一体化进步？（10）过去多年，“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常常被人诟病，说成是“非马非驴的杂种医”是否意味着如同“虎狮兽”“狮虎兽”或“骡”、“马骡”一样，即使出现繁衍混合，最终却难以一种独立的物种进行传宗接代？

再来看看丹皮尔W.C对希腊文明的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和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仅仅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几种工具（方法论）和手段，就自然科学而言，恰恰是这几种“技术基因”与“科学基因”的繁衍混合，才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受精卵”。当然，还包括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验主义，为其提供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形成“受精卵”的内在基因。而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不过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外部环境。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繁衍混合（交媾）的外在环境并不理想，因为它最初的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时期，恰恰是被天主教和新教看成是“异端邪说”的年代，所受打压岂可与“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同日而语？最后，我们发现，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受精、分化（包括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过程），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别于基因型的庞大表型，难怪中世纪的人们把它看成“怪物”了。

也许，我们不必详细解读这个生物学假说，只要探讨一些关键问题，如自然医学（古代医学）通过什么样的环节（即繁衍混合的内在机制）而演化为实证医学（现代医学）？又在什么情形下出现生殖隔离，二者成为两种不同的物种？

3. 范式差异与生殖隔离

为什么说到“生殖隔离”？这要从近代的“中西医汇通”说起。

（1）应运而生的“汇通学派”

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普遍重视，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钝等。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著有《中西汇通医精精义》，是中西汇通的首先倡导者。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唐宗海.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朱沛文（1850-？），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张锡纯（1860—1933年），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代表著作为《医学哀中参西录》。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张锡纯. 医学哀中参西录. 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注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

恽铁樵（1879-1935年），字树珏，江苏武进人。他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恽铁樵. 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 10，81）。

（2）“国医科学化”的尴尬：20世纪30年代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为了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刚刚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就提出了“国医科学化”的主张。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构想是“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以期在两类学科中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另一方面，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也有不少，其中如广东中医林昨非和谭次仲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很有代表性。谭次仲从科学角度出发，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现实问题是如果不能完全用现代药理学的理论指导临床应用，传统的理法方药理论就不能抛弃，或者只能并立而行。正因为如此，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

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第一步是统一中医病名。因为古代中医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相当杂乱。陆渊雷说：“欲厘定病名，不出两途：（一）择用古书原有病名；（二）根据科学，别立病名。……馆章明定以科学方式，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何则？西医亦据科学以立名，科学无中西之异故也。”

按此原则，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

结果，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基本是骂声一片。浙江省国医分馆杨则民认为，中医病名行之千年，世人共晓，有其独到之处，“一切学术名词之合理与否，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其所赋之定义”，不能轻易废除中医病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认为此举过于仓猝：“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次以西土本名、译名二者对照，然后可以中西相对择取其是。”“要之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比较核实，方可出而行世”。

而且，病名与临床过程密切相关。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等等，中医则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如当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当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另一方面，“科学化”也并不能获得“科学主义者”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说：“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像前述余云岫赞许国医馆的学术整理大纲也并非善意，而是视为他的“医学革命”主张胜利的结果。谭次仲虽然主张“科学化”，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中医，结果被一些西医谩骂为“杂种医”。

（3）中医现代化渐行渐远：也许，“国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摆正“中医基本理论”的位置（倡导“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四个现代化”而兴起的“中医现代化”则首先“摆正”了中医基本理论的位置，即中医理论是研究起点而不是抛弃对象。

“中医现代化”有各种说法，现归纳如下：一是理论现代化，即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发掘、整理、阐明经典理论的科学精华，研究和解决经典学说提出而没有完全解决的理论问题，开拓和探讨经典理论所未包括的医学问题，把经典理论提高到现代水平，建立新的中医理论，逐步形成现代中医学；二是技术现代化，即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吸收现代技术，研制和发展新型中医技术，使中医的科研、诊断、治疗，医药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装备和技术工艺都达到现代水平；三是中药方剂现代化，即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中药方剂的经典原理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阐明中药方剂的疗效机制，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加工、管理，改革剂型，优化给药途径，实现疗效现代化。此外，中医现代化还包括教育现代化、科研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以及其他民族医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根基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其主要杠杆是现代科学技术，其基本方法是继承、移植、创新相统一，其根本方向是坚持相对独立发展，发扬特色和优势，提高发展水平，使中医逐步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提法甚至引起了英国《自然》杂志的兴趣，其记者Jane Qiu于2007年4月5日发表了述评文章“中国计划实现中医现代化”（http://www.100md.com/html/DirDu/ 2007/04/08/42/04/36.htm）。当然，Jane Qiu不可能亲历“中医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他（她）只是随便的几个采访，不可能涉及深刻的理论分析。

事实上，在系统提出“中医现代化”之前，许多尝试性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总之，前前后后提出了大量的学说（绝大多数没有达到“科学假说”的高度），中医药研究工作者和有志于中医学研究的哲学、自然科学工作者从哲学、经史学、天文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等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

例如“气”的本质研究众多，有代表性的如“信息-能量-物质混合统一场说”、“人体气场说”、“熵流说”、“序参量说”等等；“六经”的本质有“藏象模型说”、“病理层次说”、“神经系统兴奋抑制说”、“病理神经动态说”、“全息说”、“炎症反应综合征说”、“疾病规律说”、“高度综合体说”、“理想模型说”、“时空说”、“数学集合论说”、“关系说”、“层次说”、“模糊聚类说”等等；经络的本质上提出了“人体第三平衡系统假说”、“二重反射假说”、“外周中枢统一论假说”、“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假说”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大学派，即经络（生物）物理学派，经络实验生理学派和临床经络现象学派（或称高等临床神经学派），其代表著作有《千古之谜：经络物理研究》、《针灸经络生物物理学：中国第一大发明的科学验证》、《中医经络现代（实验生理学）研究》和《临床经络现象学》等等；证本质研究有“症候群”、“病理过程”、“病理状态”、“病理生理过程”、“标准或准则”、“人体功能态”、“整体体质反应特征”、“异常机能状态”、“机能反应状态”、“定型反应形式”、“概念性的统一体”、“全身性调控反应的综合表现”、“体内各种生物活性物质相互作用的综合行为”、“疾病征象在某时间点上的空间分布”等等说法，涉及指标包括内分泌（包括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前列腺素、性激素、内分泌腺体形态学等等）、血浆环核苷酸、物质能量代谢（ATP、Na 、K 、儿茶酚胺、ATP酶、尿17-DHCS和红细胞酵解率等等），免疫功能（胎儿甲种球蛋白、淋巴细胞转换、玫瑰花环、补体C3、IgM、IgG等等），植物神经功能（体温、脉率、血压、冷加压试验以及某种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等）等各方面（参见博文“中医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3（5）：4）。

看起来，“中医现代化”是一项经过严格论证的系统工程，虽然拿到了多种国家项目的大力支持，也把当年的医学生、青中年中医工作者弄得热血沸腾。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免唏嘘：那么多的项目支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和产出相称吗？就科研而言，问题会不会出在源头上，即将“中医理论”作为研究的原点？！

当年“经络研究”的攀登计划，那可是“穷人的上帝”，也是当年攀登计划唯一资助的医学项目，甚至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项目。期望在古代医学里找到“诺贝尔奖”的突破口，但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结果？可能让有些人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倾注大量心血，而且提出了那么多的学说，编写了那么多的巨著。但是，真正的科学成就追求的是那一点“真”（客观性），而不在于除此之外的“丰富多彩”，也不在于我们自说自话的“理论成果”。值得反思的是，“经络”、“腧穴”那个神秘而深奥的名词究竟是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概念”？传统的经络循行路线有多少事实依据以及多少臆测成分？我们提出的那些假说是否符合现代科学规范以及具备多少可检验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精髓”，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突破口”。如果“证”本质研究取得了突破，那也是与西医（现代医学）疾病诊断相辅相成的划时代成果。一般而言，该研究包括“规范化”和“客观化”两个方面。多少年来，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上上下下支持了多少项目？也发表了多少“低水平重复”论文？但最终仍然在“突破口”旁边徘徊，甚至越来越找不到路径，看不到曙光。这里的原因与近年来印度的“阿育基因组学”研究有些相似：企图将整体的“证候学”研究赋予现代科学的内涵，就相当于试图用一组精确的数据去揭示不可能精确而且歧义重重的虚构性学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与早年“病名”科学化研究一样，中医的证候名称相当杂乱，原因是曾经的证候命名也没有一致的规则，充满了随意性。于是，人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规则，进行各分科广泛搜集整理并厘定新名称。但问题是仍然有“不伦不类”之嫌（背离了古往今来的“约定俗成”），难以得到广大临床中医的认可，甚至采用行政手段也奏效甚微。这是个涉及到是否严格定义（可操作性）、严格分类的逻辑学问题。古人没有这方面的深思熟虑，今天的研究者也缺乏严格训练，事情只能不了了之。而且，如果采用现代科学的“可操作性定义”，那它还是“中医特色”吗？

在“证候客观化”研究的早期，那时的人们相当的欢欣鼓舞，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找到了诸如“脾虚证”、“肾虚证”、“心气虚证”、“肝阳上亢证”、“肝郁证”等一系列证候的一系列诊断指标，随后的工作似乎就成了在研究手段上追求先进，研究指标上追求新颖，研究范围上追求广泛，研究层次追求尖端。后来，问题一个个地出现了：首先是敏感性和特异性，几乎所有的指标并不构成证候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而敏感性和特异性均等于或低于50% 的指标，对于临床诊断不仅没有帮助，而且会干扰诊断；其次是重复性，一项“证据确凿”的研究却得不到别人的重复，甚至自己也重复不出来。

于是不得不进一步寻找原因，笔者的看法：①证候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中医学的辨证方法不一而足，医者完全可以随意而为，说明“客观化”必以“规范化”为前提（实际上，规范化也必须以客观化为前提）。②从现象学看，证是外在的疾病征象的某种排列组合，并且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动不居。这些外在征象虽然直观丰富，但有时夸大（情感敏感的低阈值者），有时缩小（反应迟钝的高阈值者），有时与内在的疾病征象（实验室结果，较稳定可靠）一致，有时不一致，受医生和患者主观意志支配，很不稳定。证本质研究得出的指标为什么离散度大、稳定性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外在征象可以是疾病的本质表现（反映主要矛盾），也可以是非本质表现（反映次要矛盾），也可能片面甚至颠倒地反映本质。它们与疾病本质并无一致的根本联系。③在临床上，没有规范的逻辑严密的证候学分类体系，就不会有纯粹的单一证型；没有单一纯粹的证型对照，就不能研究出具有诊断意义的临床指标及其证候学特征。

总之，证候“客观化”与“规范化”研究互为前提，没有客观化的指标体系作为支撑，规范化研究也成了折断了一只翅膀的老鹰，花费十倍气力也只能在原地拍打。因为只有客观真实存在的现象差异里，我们才能进行规范化的分类研究。因此，尽管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证候学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是隔靴搔痒，不得其要。

“复方药理学”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一大奇观，虽然仅仅只是“中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铺天盖地之势却构成了“低水平重复”主力战场。我曾在“申报FDA临床试验：传统中药做好准备了吗”一文中将其称之为“陈竺式机理阐述”（他最近仍然推崇“中医现代化就是要让中医讲现代的话”，见“陈竺：汇聚中西医学构建现代医学体系——在首届中医科学大会上的主旨演讲，2014-11-28《中国中医药报》）认为这种研究策略“既不能提高中医药理论水平，也无法提高其临床疗效”。事实上，陈竺院士把“复方青黛片”替换为三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ATI（四硫化四砷-A，靛玉红-I，丹参酮 IIA-T），是否就说清楚了复方的作用原理？说清了作用原理的价值在哪里？首先，三种化学物质丧失了与原方的等效性；其次，三种物质存在协同性但有否拮抗性？那么其中还有那么多的成分，怎么就已经说清了？再者，即使你解释了复方的作用原理，对进一步提高疗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复方青黛片”的治疗能够纳入“上海方案”吗，还是该方本身就是一种方案？“复方青黛片”的进一步研究，比如说四硫化四砷-A与三氧化二砷比较疗效有什么差别？如果用三氧化二砷替换四硫化四砷-A会有什么效应？等等等等，难道我们能够仅仅止步于此？总之，国内大多数中医药实验研究都是“陈竺式阐明”，对数以万计的自拟复方作用机制研究，而不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探讨，止步于此即与“中医现代化”的“说清楚”思路密切相关。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中医现代化”渐行渐远，其重要标志是“纯中医”思潮的复兴，因为很多人已经看清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的捉襟见肘。

4.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

面对“西学东渐”的滚滚浪潮，我国学者提出了近代史上三个著名的学说，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全盘西化”，这与中西医学相遇过程中的种种处境十分相似。

（1）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所谓中学是指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西学是指近代由西方传入的西方学术。“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中体西用是借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说明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末用的观点。初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体西用自张之洞阐发后，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反响。”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就中西医学而言，何谓“体”？即医学的思维、观念和理论骨干，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何谓“用”？即疾病防治的经验和技术，也就是各自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所派生出来的实际应用。事实上，近代以来发展中医的基本策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等），绝大多数都是“中体西用”。即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和科学理论来阐释中医学基本理论，“生殖隔离”成为主要障碍。

（2）西体中用：“西体中用”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简称，可以理解为“中体西用”的反命题，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个命题。它的基本内涵是，西学自有本末，即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文化上的以学为本。中国必须引效其体而行之为用。早期维新派以此与洋务派分离。

同时“西体中用”也是李泽厚的一个哲学概念，李泽厚引进了所谓“人类学本体论”的概念后，其涵义就变得模糊和混淆不清了。因为他所讲的“西体”，不仅是指“西学”或西方文化，如马克思主义、现代科技思想等，而且指“以西方为先驱的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存在”（李泽厚. 说西体中用.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06），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学”或文化的范围。所以他只讲“西体中用”而不讲“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他讲的“西体中用”实际上并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对命题，已经超出了字面上的体用关系。因为不是本书讨论的范畴，在此不多赘述。

就医学而言，“西体中用”就是采用实证医学的思维、观念和理论骨干，纳入中医学的经验和技术手段，使之更好地为人类健康作贡献。举例说明，中医学的大奖比如青蒿素、三氧化二砷等即是，这方面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需要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站在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也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毕竟是一己之见，有待学者批评讨论。

（3）“全盘西化”：五四前后，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曾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之后由于国民革命一度沉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文化论争又起。“全盘西化”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序经。“全盘西化”一词最早是胡适于1929年提出来的 。但从胡适前后的言论和主张来看，他并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

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表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于1933年年底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 认为“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中国文化一切都不如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并由此在广州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论争。接着，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 宣扬“要使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使它失去的特征得到恢复，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于是继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之后，又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在全国展开。但这次论战没有持续多久，到1936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结束。论战的双方主要是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和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同时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也有争论。

就医学而言，“全盘西化”就是“消灭中医”，笔者坚决反对这一做法。起码，我们相信两种医学在经验层面互补的需求还会长期存在，因为现代医学还远远没有进化到精准医学时代，个体化诊疗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人群的普遍需求。当然，在两种医学交汇的年代，二者不仅存在交流、沟通和互补，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甚至是剧烈的。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就深刻展现了这种冲突，而且因为这本书以及作为论文评审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冲突延伸至今，笔者在他《内经时代》的“再版序”里也提到过（见2019年1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赵洪钧医书十一种”）。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继续引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果接受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科学（或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样的进化路径，那么本书则必须探讨“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和“现代医学”等三个医学不同形态的“繁衍混合”过程。第二，不同形态的医学之间是否就意味着“生殖隔离”，即它们已经变成医学的不同种属？当它们交汇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现代人如何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作为不同的种属，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还有发生“繁衍混合”的可能性吗？如果可能，将以何种形式操作？如果不可能，二者的互补又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的健康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