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2019年09月17日 16:53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取象比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绕过了逻辑推理的途径，不用直接下定义，而是通过建立不同事物的“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就可以将事物本质特征巧妙揭示出来，这在知识和信息有限、逻辑推理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独特作用。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认知模式。它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如“上善若水”“兵形象水”“春脉如弦”等。一个恰当的比喻可以令人茅塞顿开，悟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有些人以为，“取象比类”就是类比，而类比则是不严格的逻辑推理，因而“取象比类”也被当成了不严格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类比指的是由某一事物具有某种特殊属性，推导出与之同类的另一事物也应具有这种特殊属性，可是“取象比类”的功能并非如此。由于“取象比类”的目的在于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抽象思维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也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比喻。

“取象比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绕过了逻辑推理的途径，不用直接下定义，而是通过建立不同事物的“象”之间的比喻关系，就可以将事物本质特征巧妙揭示出来，这在知识和信息有限、逻辑推理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独特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象”，是对事物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某些征候预知未来趋势，所谓天象、气象、脉象、意象等，都具有此类性质。“取象比类”的关键在于用人们熟悉的“象”作为喻体，来认识某种比较生疏的“象”，使人们体验这两种“象”之间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恰好就是有待认识的“象”的本质特征，这样可以使人们对相关事物之间的关系获得通透的理解。“取象比类”具有整体性、直观性、体验性、创造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单纯的逻辑思维较为缺乏的。

“取象比类”有着耐人寻味的前世，也有着值得关注的今生。这种前世与今生的比较，是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一个窗口。

“取象比类”曾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广泛存在，在古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技术发明，工程技术水平在很长时期整体上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很多领域都有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取象比类”的成功运用。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构思注重“制器尚象”，中医在阐释医理药性时大量采用“取象比类”，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取象比类”的智慧，如“治大国如烹小鲜”“和如羹焉”“练拳如练兵”“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中国古代教育中注重“循循善诱”，思想交流中看重悟性，“取象比类”成为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精彩的“取象比类”能够产生融会贯通、恍然大悟的效果，所以被称为“精辟”（“辟”同“譬”，指“举他物而明之”）。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形式逻辑思维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非形式逻辑思维活动一直评价不高。当一些近代西方学者开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象比类”后，往往将其等同于简单的类比推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传入中国以后，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取象比类”的认知模式相对被边缘化。在一些学者看来，尽管“取象比类”在现实生活中依然起作用，但在学术价值上只属于传统文化，并无现代价值。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取象比类”这种认知模式开始显现出新的意义和应用前景。由于人类的形式逻辑思维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取代，而非形式逻辑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活动尚为人类所特有，因而其独特价值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学家约翰逊（Mark Johnson）开展了关于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逐渐在学术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反响。关于隐喻的研究逐渐延伸到科学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法律等众多领域。

西方学术界对隐喻的功能的关注，主要是从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角度展开的，目的在于弥补单纯的逻辑分析思维的缺陷，这和“取象比类”力图用另一种方式说明事物本质特征的目的有着很大区别。“取象比类”主要采用明喻而非隐喻，但在认知模式上与隐喻有一些相近和相通之处，并且在功能上有其特殊优势。

莱考夫和约翰逊等西方学者认为，隐喻的思维基础是一种“经验完形”，要靠直观体验把握，这和中国传统的范畴“象”有类似之处。但“取象比类”的“象”有着不同层次，可以达到相当抽象的程度，如“意象”和“道象”，这是远远超越经验层次的，因而才能够在认知活动中产生更大作用。西方学者认为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事物来说明当前的事物，或者说用直接基于经验的较具体的明确概念理解不那么明晰的概念，这与“取象比类”的目的是一致的。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可以发现或创造新的意义，重要的相似性都是隐喻创造的。但“取象比类”并不是在“创造”相似性，而是通过直观体验“发现”各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这里要经历一系列试错和调整的过程，有一些特定的具体方法。西方学者还提出，确定隐喻的真实有效标准是基于经验的连贯性、一致性、与情境的吻合程度，而“取象比类”是否真实有效的标准则是看其能否揭示对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已有的经验积累和知识的关系网络上能否“讲得通”，产生一种“澄明”的感觉，这是一种比经验的连贯性更高的要求。从更为开阔的比较文化的视角看，“取象比类”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认知模式的一个基础环节，还联系着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循理悟道、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相关环节，具有更复杂的认知机制，因而能够更有效弥补单纯的逻辑分析思维的缺陷。

然而，有关“取象比类”的思想资源大多来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体现其当代价值。这种转化，一是要与现代的认知模式研究相结合，二是要与现代人的知识特点相结合，三是要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与现代的认知模式研究相结合，是指关于“取象比类”的理论研究要与现代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研究形成对接关系，在现代学术研究框架中阐释“取象比类”的传统思想资源，说明“取象比类”的思想方法对应于哪些现代学术话语和研究成果。这样才能使“取象比类”的思想方法为具有不同思想文化背景的学者们充分理解，产生相互启迪、相互补充的效果，一方面弥补传统思想资源的某些缺陷，另一方面促进现代认知模式的深化与发展。

与现代人的知识特点相结合，是指“取象比类”思想方法的现代运用要考虑现代人的知识背景，采取易于为人们接受且更有成效的方式。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多以逻辑分析思维为主导，对“取象比类”整体性、直观性、体验性、创造性的特点缺乏自觉的了解，所以可能产生轻视、排斥心理，或停留在自发运用的层面。要提高“取象比类”的现代运用成效，需要在教育和文化传播环节开展对“取象比类”思想方法的深入解读，使人们对其意义和价值有充分了解。

与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指“取象比类”作为非逻辑的认知模式，虽然不能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完全取代，但二者间可以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可能是人工智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取象比类”的今生，有可能在这方面散发出前世未曾有过的光芒，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优秀成果焕发新生。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