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陈仁勇，林永金. 四体液说的兴衰史. 科学月刊，1994年1月

今天西方医学已不谈「体液学说」（humorae theory），但是现代西医教科书上仍可看到melancholia或blood dyscrasia等字眼，这些都是四体液说的遗迹。希腊字molan即黑，cholia即胆汁，melancholia指因黑胆汁过多而造成的疾病，即今日所谓的忧郁症。dys即异常，crasia即混合，四种体液如不均衡便会致病，都可称dyscrasia。四体液说约创立于2500年前的希腊，经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9年）和盖仑（Galen，公元130～201年）发扬光大，主导西方医学理论约二千年，直到十七世纪才开始式微，甚至到十九世纪，仍有部分保守的医学教授舍不得放弃。以下我们将简略介绍四体液说的兴衰，并比较它与中医阴阳五行说发展的异同，或许由此能对传统中医的未来有所启示。

四体液说的起源

虽然希腊神话说阿波罗每天驾马车戴着太阳由东向西跑，但许多希腊哲学家，并不满意这种说法，他们试图以自然的道理来解释复杂的宇宙现象。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39～544年）是希腊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由推理及观察认为：水可以结成固体，也会蒸发成气体而消失在空中，而且许多生物都在水中活动，它们也许就是由水产生的，所以，水必定是构成宇宙的本质。但泰利斯认为他的结论并非就是真理，并告诉学生：「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这正是希腊哲学迷人的地方：提出学说，接受批评和改进。

泰利斯教育出一位勇于批评的学生亚纳西曼（Anaximes）。亚纳西曼认为，人和动物都要呼吸空气才能活，而人死后肉体在空气中消失不见，只剩灵魂；火是稀薄的空气，水是浓缩的空气，水再浓缩就结冰，再浓缩就成石头。所以，空气才是构成自然的基本元素。另一些哲学家则以另一套推理，认为火才是自然的本质。

各种元素说被古希腊哲人提出讨论，于是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哲人兼医生恩培多克（Empedocles of Agrigetum）综合各家之说，形成「四元素说」。他认为，由实际观察，空气、水、火、土并不能互相转换，自然物质是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所组成的。恩培多克将它推论到医学，认为人体也有相关的四种体液与这四元素和四性质互相配合。在附图可看到四体液说的雏形。起初希腊医学认为人有三种体液：血液、胆汁和黏液。但为了和四元素说配合，就只好将胆汁分为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和中医为了把四季和五行凑合，勉强自夏季分出仲夏出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种四分法也非全凭空杜撰，而是有点科学原理的，例如：水有冷湿的特性，土则有干冷的特性。而外伤会流血，呕吐会吐黄胆汁，消化道出血会解黑便（也许就是黑胆汁），感冒就会流黏黏的鼻水。虽然这种联想有点牵强，但总比神话更有道理。

四体液说的兴盛

使四体液说在西方医学风靡的两大功臣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仑。希波克拉底并没有留下著作，目前存在的《希波克拉底全集》和中医《黄帝内经》一样，并非成于一时一人，而是由不同时代的医家托希氏之名著书汇集而成。该书强调，健康是各种体液和谐混合的结果，如果体液混合错误就会生病，而医疗要领就是使体液恢复和谐的状态。

希腊早期医学理论并非只有体液说一种，伟大的医家也非只有希氏一人。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古希腊医学也曾有百家争鸣。例如重视解剖的依拉西斯传图（Erasistratus,公元前330～250年）就不同意体液说，他认为人体器官的实质部位才是疾病的所在。他发现肝硬化会造成腹水，他相信腹水是肝病的结果而非原因。其它如灵气论派、方法论派、经验论派等，也都对医学有所贡献。但如同汉朝独尊儒家、罢黜百家一样，罗马帝国的建立使体液说成为西方医学理论的主流。盖仑这位深受罗马皇帝宠爱的希腊医师，对希波克拉底和体液说情有独锺。

盖仑将四体液说应用到临床，将人的脾气体质分为四类：黄胆质者勇敢精力充沛、黑胆质者固执忧郁、多血质者热情果断、黏液质者愚笨懒惰。发炎也分为四种：来自血液之蜂窝组织炎、来自黄胆汁之丹毒、来自黏液之水肿、来自黑胆汁的癌瘤。发烧也分四种：属血的持续热、属黄胆汁的三日热、属黏液的每日热、属黑胆汁的四日热。

盖仑虽也综合了各学派的理论，将其融入希氏的体系中，但也排斥许多不兼容的学说。由于盖仑的地位和声望，四体液说遂成为西洋医学的主流，而其它医学理论则逐渐被遗忘而消失。在一个药物与手术不发达的时代，许多主要的治疗方法也多依此原理。例如：

放血：将多余或不好的血放掉；

泻吐：利用泻药或催吐药将不良体液排出来；

节食：防止体内产生过多的体液；

药物：黄瓜子性冷，可用来治疗血液过多的热病。

西洋中世纪的医学就在这套理论下停止前进，四分法不只被用在人体，更被配对至社会伦理和天文地理上，而形成了如中医阴阳五行般的巨大结构（见附表）。

四体液说的式微

盖仑可说是希腊医学发展的高峰，此后的医家顶多只能注释或编纂盖仑或古代医学的学说而已。就如《内经》和《伤寒论》主导中医二千年一样，西洋医学再也没有创出新机。盖仑和希波克拉底得自临床与实验的医学假说竟成为取代事实的真理，直到文艺复兴之后，盖、希二氏的权威才开始有人敢去挑战。

文艺复兴约发生于十四世纪，也许是财富及商业的发达，也许是十字军东征打通欧亚文化的交流，也许是印刷术与造纸促进知识的传播。总之，欧洲人开始致力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一向由教士僧侣所垄断的学术权威开始受到质疑。医学界也开始对四体液说质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瑞士的帕拉西沙（Paracelsus，1493～1541年）和意大利的维萨留斯（A. Vesalius, 1514～1564年）。

帕拉西沙扬弃医学传统，不用拉丁文著书立说，而使用当地的日耳曼方言。据说他在瑞士巴塞尔（Basel）大学教书时，第一件事就是当众将盖仑的书烧掉，并说：「诸位，让我们重头再来，将所有教科书的权威烧掉，回到大自然的书本上。」他极力批评体液说所使用的放血、泻吐等疗法。由于过分反对传统权威，他在巴塞尔大学教了一年书，就被保守人士请出校门。但帕拉西沙的影响力，却散播到学院之外。

大约同时代，意大利帕都亚（Padua）大学的一群年轻学子也注意到传统解剖学的错误。他们重读希腊文的原著，恢复盖仑和希波克拉底动手实验和仔细观察的精神，而非无条件照单全收其理论。这群学子中最著名的是维萨留斯。他二十五岁时任帕都亚大学解剖学教授，三十岁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人体架构》，勇敢地指出传统解剖教科书的错误，并强调实体解剖比教科书更重要。但传统权威却容不下这位诚实的年轻人。维萨留斯的老师西维斯（J. D. Sylvius）责备维萨留斯太过鲁莽。西维斯虽然看到他的指陈证据确切，但为了维护盖仑的权威，只好推说人体结构已随着时代而改变了。例如，他说股骨弯度之不同乃是时髦的窄裤管所造成的。有趣的是，当清末民初西洋解剖学传入中国时，也有中医为了维护《内经》的解剖学错误，竟睁眼说瞎话，认为中国人和洋人的脏腑不同。

维萨留斯因忍受不了保守权威的批评，愤而离开帕都亚大学，放弃解剖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孤独，仍有许多人继续解剖学的探讨与订正，例如发现耳咽管的欧士塔其（Eustachius）和对生殖解剖颇有贡献的菲洛比（Fallopius），都是当时在帕都亚完成维萨留斯未竟之业的学生。由于这些人的发现，使得人体结构的探索成为后来医学热门的科目。

解剖学与细胞学取代了体液说

虽然新解剖学的确动摇了旧医学的权威，但因解剖并未带来立即的疗效，所以不曾马上取代盖仑的医学理论。但无疑的，文艺复兴后的解剖学革命的确开创了现代西洋医学的先机。第一，它使医师由书本理论的空谈与钻研，转向实际人体的实验与观察。第二，它瓦解了传统的权威，医生开始亲自动手去找寻答案和证据，而非轻信书本或权威的解释。所以虽然体液说没有马上被推翻，但随着新解剖学的建立而来的两条研究路线，却是打倒体液说的致命伤。

这两条路径是：

一、由正常人体解剖的心得，医师进而从事病理解剖。解剖重视的是可看得到的结构病变，而非体液说所看不到的异常功能，所以实质器官便取代体液，而成为病变的原因和位置。例如，十八世纪帕都亚大学教授马加尼（G. B. Morgani），将700个病理解剖的心得写成《疾病的位置与原因》，不再如以前的教科书，只以全身体液失调来讨论疾病，而是以局部器官的病理变化，与病人临床症状相比对。

二、十七世纪末，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小生命的世界，而大体解剖学也研究到了一个阶段，于是大家将注意力投入显微镜中。1838年许旺（T. Schwan）具体地提出细胞理论。他认为，所有生物都由细胞所构成。当时被称为医学教皇的渥寇（R. Virchow）将这一观念应用到病理研究，1858年出版了《细胞病理学》。细胞不仅是正常生理的单位，也是病变的单位。由于渥寇的声望和地位，流传了两千年的体液生理和病理学终于被细胞理论所取代。

但新理论权威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新的盲点。细胞理论的过度盛行，曾使十九世纪科克（Kock）和贝玲（Behring）所提出的体液毒素和抗毒素理论受到当时医学权威的怀疑和排斥。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当抗体、神经传递物和内分泌的发现之后，体液说才再度以另一面貌，为西医的权威所接受。

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

由四体液说和阴阳五行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层面。

一、从科学的层面来看，二者皆是科学家企图从纷乱的自然现象中，理出头绪。他们想要了解，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本质是什么？复杂的人体是由什么基本的物质所构成的？为什么会生病？当纷乱的现象整理出头绪后，就形成抽象的理论，这是人类的思考模式。理论有助于科学进一步的研究，在理论架构的指引下，医师进行所谓的「理性观察」，才能将错综复杂的病情有条不紊的归纳出来。但是当理论逐渐变成权威之后，它也就成为阻碍进步的包袱。

二、从非理性的层面来看，我们发现中西医学走向不同的发展。随着四体液说的没落，西方再也看不到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或「全能大师」。虽然西医尊称希波克拉底和盖仑为医学之父，称渥寇为医学教皇，但除了对历史的好奇外，现代医学生再也不读他们的原著。西医每年都有众所注目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大师出现，但是他们只能在其钻研的领域中有所成就，而且其学说注定在几十年后被修正或遗忘。再权威的医学教科书，十年二十年后一定会改版，否则就没有人去念。西医似乎重拾起泰利斯说的那句话：「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

反观中医，仍在其宏大理论的光晕下自我陶醉。仍有不少现代中医师「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阴阳五行和经脉理论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使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出现，都可纳入这套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架构中，仍有学者不断出书写报告，宣称他们由最新的科学研究中，再度发现《内经》和《伤寒论》中的真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对我们来说，究竟是与有荣焉或是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