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鼠疫排39种法定传染病的第一位，简称“1号病”。鼠疫之所以占据第一把交椅，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恐怖的死亡记忆，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今天，当我们终于能够成功地控制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完全得益于现代医学对于鼠疫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针对性防治措施。

在中国，第一次战胜这个疾病的故事发生在1910年。那时候，在千载未有变局中步履蹒跚的大清帝国，已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犹如雪上加霜，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不期而至，却为帝国留下来最后的荣光。

事发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十二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其实，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很多劳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于是，中国劳工的聚集地，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

西伯利亚地广人稀，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但沙俄政府不仅隐瞒消息，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冻，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大车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接着，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而人们对瘟疫的原因竟一无所知。不过，摇摇欲坠的帝国政府，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伍连德的首要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

自古以来，在“天人相应”的疾病观下，传统医学寻求病原学的方式是辨证求因。即使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病，我们仍然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寒湿”“热毒”莫衷一是，辨证论治五花八门，病原未明则疾病防控无从谈起。

但是，伍连德的办法是实证研究，直接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当时，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随后又确定了传染源——旱獭。

接下来，伍博士陷入矛盾之中。因为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

图3-1  伍连德博士在显微镜下工作

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鼠疫，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但是，这个理论有点石破天惊，法国传染病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以为鼠疫必须通过中间宿主传播，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伍连德的理论由此脱颖而出，并赢得了哈尔滨全城，以及整个帝国政府的信任。随后，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那时候，在治疗方面还没有针对鼠疫的抗生素问世，唯一的抗击策略就是预防。

第一招是管理传染源：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无法深埋，烧是唯一的出路。伍连德反复做工作，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在朝廷支持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断传播路径。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

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中国由此开始建立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

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第三招是保护易感人群。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抵抗力低下的老幼，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这种口罩成本低廉，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

显然，上面这些方案再先进，没有当局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幸，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竟然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付诸实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

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 %左右。但这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横向比较，且不说惨烈的欧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云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人，昆明人口损失一半。十余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较轻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国治下，仍有两千五百人死亡，考虑到香港当时仅二三十万人，死亡率高达1%。

经此一役，伍连德博士和他开创的现代防疫体系功不可没，他这一代的中国医者，深入死地，义不惜身，总结实践的诸多宝贵经验，至今仍在福泽后人。

在岁月尘封的历史档案之中，东三省总督锡良在瘟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没有出于对红顶落地的恐惧，封锁消息，欺上瞒下，而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要变成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当伍连德提出焚尸动议，各界反对纷纷，几乎无法推进的时候，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他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

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防疫措施耗资巨大，费用吃紧，帝国财政紧张接济不上，锡良的办法不是向国民募捐，而是事急从权，向银行借款。

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另一方面，锡良对防疫中庸碌无为、推诿拖延的官员，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职。

在东北鼠疫的全程中，这种生命力从不同缝隙折射出来，例如，帝国在执行东北全域封锁、山海关五天隔离政策时绝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头品大员，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公务返回，老老实实在山海关隔离观察五天。

锡良也是一个寓言，证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气的腐朽满清政府，老老实实按科学规律办事，仍然能够有所成就。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 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的国际学术声誉。

1913 年，他整理的相关文章发布在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Lancet》上，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1926 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26，肺鼠疫论述）。这部 480 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同时，伍连德博士继续在中国的医学启蒙的路上披荆斩棘。1914年1月，他向民国政府提交了《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 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医学教育的计划。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颁发了解剖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人体解剖以法律上的认可。随后，他提议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并为后来的协和医院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医院（即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并担任院长。他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即后来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成为首任会长，并担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主管英文版编辑工作。1932年，他与王吉民一起编写了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1935年，他成为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