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有人在不同场合演讲或访谈时宣称：“三千年我们赢了五百多次抗疫战争，这次也不例外。”“三千年，五百多次大小疫症，中医没缺过一次，这一次是最漂亮的一次！”

据视频中PPT的显示，他说的三千年指的是1949年以前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医学史问题。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中，每一次传染病流行（以下按习惯称瘟疫、疫病、疫灾）中，中医确实没有缺过一次。因为古代基本只有中医（明末以后开始有一点点西医，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是不是都打赢了？这需要史实的支持。

我手边有几本书，先看看。

《瘟疫与人》，著名世界史学者威廉 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所著，在其书末附录有美国昆西学院远东史教授查约瑟（Joseph H. Cha）整理的自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间中国发生的疫病情况，共有292次。但是，这个名单是根据《资治通鉴》和《四库全书》整理的，显然并不完全。这不完全的记录显示，其中只有约30次记录了大致的死亡人数，绝大多数疫情不但不知道当时医生的“参与率”，也不知道具体死了多少人，是不是打赢了那些“抗疫战争”，不好下结论。从有死亡数据的几次看，如：312年的疫病中国北部及中部变成一片大荒原，陕西税赋人口只剩1%-2%；468年的疫病蔓延全国，死亡约14万-15万；806年浙江瘟疫超过一半人口死亡；1232年河南瘟疫（注：即汴京鼠疫）50天死亡9万（注：史书记载实际超过90万）；1358年山西河北疫病死亡超20万；1562年福建瘟疫七成人口死亡等。至少这几次瘟疫的死亡非常惨重，恐怕不能说是“打赢了”。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当代中国科技史学者韩毅著。有宋一代发生过多少次疫情，之前有很多史学家研究过。如邓拓《中国救荒史》认为有22次；张剑光《三千年疫情》说有51次；梁峻《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说有73次；龚胜生《中国疫灾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说有84次；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记录了118次。梁毅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梳理了相关的历史文献、医学史文献、地方志和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结论是，两宋共发生疫病293次，加上辽、夏、金、蒙、吐蕃，共311次。仅宋代就超过了《瘟疫与人》中国外学者统计的3千年总和。这三百次疫情带来的死亡究竟如何，同样因为史书没有具体数据，无法确算。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疫死者众”“死者枕藉”“疫死者十之七八”“存者十之一二”“死者过半”等记录来想象其状况之惨烈。也难说什么“打赢了”。

《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隋唐史学者于赓哲著，这也是社科基金项目。这本书里倒没有唐代具体的瘟疫流行次数的数据，但他有一个结论说唐代的医疗是“医巫并行”的，在南方有些地方甚至是“有巫无医”。这说明，在唐代的抗疫战争中，如果说有打赢了的，那应该也有“巫”的一份功劳，毕竟他们的“参与率”也不低。历史地理学者龚胜生的《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弥补了这个数据，隋唐五代379年中，共47个年头发生瘟疫，各省疫灾共89次，相对其他朝代算比较少的。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著名历史学者余新忠著。根据他的研究，清代仅江南10府就发生瘟疫659县次，平均每年2.44次。不以县为单位计算的话，我统计过《清史稿》中的记载，清代约每3年就有一次大的瘟疫。历史学家估计，清代儿童约1/4死于天花这一个瘟疫；太平天国中，苏浙皖三省死于战争的只占30%，死于霍乱的占70%。其他数据不一一列出，清代哪有什么真正打赢了的抗疫战争？

龚胜生《中国疫灾时空分布变迁规律研究》统计了三千年总的疫情分布，大约3000年中有四分之一是疫灾之年，近千次，越往近代疫灾越频繁，清代最严重。这大约是因为越往近代记录越完善之故。

1949年之前还有民国（1912-1949），民国时的疫灾非常严重，频度达到100%，无年不疫。然而，哪一次的抗疫战争算是“打赢”了呢？所谓“打赢”，我想应该象新冠疫情一样，至少有政府正确的领导、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医生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等积极的人为干预。在整个古代，包括民国期间，很难举得出一个例子来。

纵观3000年历史（限商代到1949年前），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疫灾可以说不可胜数，少说也有近千次。而导致的死亡同样不可胜计，最大的几次是东汉末年的大瘟疫约2000万、金元之交的汴京鼠疫约100万、明末大瘟疫约1000万。这些疫灾最后的结束没有证据证明是人力的“战胜”，而基本是自然消退（清末东北鼠疫是一个少见的例外）。这样的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代既没有发达的医学科学，也没有制度优势。

真正取得一个又一个抗疫战争的胜利的确是1949 年以后的事，举几个例子：

历史上杀人无数的鼠疫，在1955年以后就降到年发病10以下了，2005年以后几乎消灭。

霍乱历史上也是杀人如麻，1949年以后，由于爱国卫生运动和其他公卫的有力措施，霍乱的发病率降到2017年的亿分之一，也几乎算是消灭了。

脊髓灰质炎，由于口服减毒疫苗（顾方舟发明的糖丸）的普及，我国于2000年宣布消灭了该病。

流行性乙型脑炎被称为“东方的瘟疫”，在50年代大流行期间发病高达15万-17万，病死率高达25%，比非典和新冠都严重得多。俞永新院士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研发出乙脑活疫苗，广泛接种后把发病率从9.7/10万-18/10万直接大幅度降到1/10万以下，他被称为“乙脑活疫苗之父”。

血吸虫在1949年前是非常可怕的瘟疫，毛主席曾经说过它带来的死亡比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带来的都多。他老人家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大力开展血防运动，主要是灭钉螺，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这一仗也打得很漂亮。

疟疾在1949年前年发病3000万，解放后，通过控疟四大工具（药浸蚊帐、室内喷洒、快速诊断检测法、以青蒿素为代表的联合疗法），基本消灭了本土病例。

麻风在解放初全国有38-50万病人，通过联合化疗（MDT），使之成为可以治愈的疾病，2018年全国仅发病580例，发病的也可以治好。这个史上最惨最酷最目不忍睹的瘟疫也算是彻底制服了。

丝虫病曾经是世界第二大致残病因，在解放初我国尚有3099万病例，通过地毯式血检、普服乙胺嗪药盐，把微丝蚴率降到足以阻断传播的1%以下，在2006年以后，一直维持零发病，也算是消灭了。

天花是古代儿童第一杀手，我国1950年还有天花病人4.4万，死亡近8千。新中国政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种痘全覆盖，仅用了11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天花，比世卫组织宣布人类消灭天花早了16年。

白喉也是儿童杀手，解放初我国白喉发病率23.1/10万，病死率15%，每年约2万人死于白喉。也是通过疫苗，中国消灭了白喉，2004年以后持续零发病。

以上这些新中国的抗疫战争都是非常漂亮的，很难说哪一个最漂亮。

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国发生过近千次的疫病流行，但由于缺乏优越的制度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科学防疫措施，抗疫战争基本都是被动的，失败的，死亡也是很惨重的。直到新中国（1949年）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科学的防疫措施，我们才取得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胜利。

新冠还没有结束，我们相信，在同样的制度优势下，我们会取得最后的漂亮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