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继存在主义消沉之后在法国崛起，在法国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新浪潮，并很快传遍欧美各国，极盛一时。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于1908年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法国人，父亲是一位肖像画家。列维-斯特劳斯早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哲学和心理学。1931年毕业后在高等中学任教。1935年到1939年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同时组织一支人种学调查队深入土族部落收集人种学资料。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美国，任教于纽约社会调查学院。这期间，他结识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各布逊，通过多次的接触，他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1944年起曾一度担任法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47年为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1950年起任教于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1959年以来一直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南北克瓦拉印第安人的家庭与社会生活》（1948），《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种族与历史》（1952），《悲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8），《近日图腾》（1962），《野蛮人的心灵》（1962），《神话学》（1964-1971）。

结构主义是20世纪影响重大的人文变革思潮之一， 其原创思想来自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而成为广为流传的哲学思潮。它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核心是结构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文学理论。也被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结构主义试图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结构，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从结构认识事物的本质。结构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因而它与其他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也有着广泛的联系。结构主义的创始者列为-斯特劳斯认为，结构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存在了。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根据对结构看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前期结构主义与后期结构主义，或分为非发生学的结构主义与发生学的结构主义；又有英美结构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的区分。
  结构主义的先驱是语言学家索绪尔。19世纪末，欧洲语言学界流行历史比较方法。当时的语言学家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习惯于把文字看作生物，把语言看作物种。他们比较各种语言的沿革变异。作为学生的索绪尔受过这种繁琐的文字学训练。21岁的索绪尔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印欧语言中的原始元音系统》，该论文让他轻松获得了学位，以及参与研究的资格。可他在写作中遭遇的问题，令他终生烦恼。索绪尔发现，他所研究的印欧语言，同其它语言一样，不但多义，而且善变。他提出疑问：各种语言变化的背后，我们最终能发现什么?语言的变与不变之间，有何种逻辑联系? 由此出发，索绪尔认识到，必须寻找某种“潜在的基本论据”，没有这些论据，一切语言文字都只能是任意变化、无从限定的。他认为，研究语言不仅应该根据语言的个别部分进行历时性研究，而且应该根据语言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共时性研究。要根据语言当时的适当性，把语言作为一种完整的形式，作为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字族的系统来研究。他晚年提出了一种语言的结构主义模式，也就是结构语言学的4项法则，它们分别是：1，历时与共时方法；2，语言与言语；3，能指与所指；4，系统差异决定语义。它们看上去简陋莫名，实际上内容精致，构造严密。结构语言学的原则可以在许多学科加以调试运用。他那包藏在几条原则中的思想火种，如今已像火炬那样，照亮了一大片学术领地。索绪尔强调研究语言的同时性结构比研究语言的历时性结构更为重要，语言不仅有它的历史，更有其当前的结构属性。索绪尔展示了语言的两种基本表现形态，即语言和言语。区别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认为语言是互相差异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语言的个人声音表达。人在语言中生存和创造，人具有构造语言的天赋，言语是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峰，语言是是支撑它的冰山。语言的意义依赖于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而不依赖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

索绪尔的思想先后影响了30年代前后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当时俄国文学界的两位重要学者巴赫金和雅各布森，不约而同地对索绪尔《教程》作出了热烈回应。他们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提出批评或者补充，或者创新。30年代末，雅各布森教授移居美国，执教于哈佛大学。此间，他在纽约巧遇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顺手将火种传给了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年轻人。由此，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布拉格派的雅各布森继承和发展了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创立了结构人类学理论，并正式提出结构主义这一名称。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发表了《野性的思维》，此书作为结构人类学开山之作，一时间哄动舆论，对法国学界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的最终目的是要创立“关于人的普遍科学”，他的基本信念是“人创造了他们自己”。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当然应当是构成一切文化现象的原型。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用作人类学研究的模式，其特点是忽略研究对象的社会性内容，而注重所谓社会现象中符号的“表达平面”。“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到语言，而谈到语言，就要谈到社会。”他把语言看作现实构造中的本质因素，认为称呼一个事物就是把其置于一个连接系统中，事物的意义取决于他的系统整体联系。人类学的一个符号也是以否定的方式获得其意义的，即通过与其他符号的区别来确定其意义。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符号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这就是结构。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语言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和要求。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整个系统结构的意义，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结构内部诸成分的序列。此外，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简化的和解释性的。

前期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模式认识事物的内在结构。模式是认识现象结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是结构的理性形式。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模式不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是先于事实而存在的。他向来注重结构，蔑视事实，认为人们只要把握了结构就能了解事实。他认为，从观察中抽离出来的单位并不必然符合现象背后的基本结构的成分。他强调知识是通过所谓理智的再造作用才产生的。列维-斯特劳斯对他最常用的两个概念“结构”和“模式”做了区分，他认为，结构虽然通过模式被理解，但这两个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结构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模式是只具有启示作用的理智产物。他所说的真实存在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是弗洛伊德研究过的心理中的“无意识”。在列维-斯特劳斯这里，不仅是人的精神活动，甚至社会活动规律的总根源都是植根于无意识之中的。无意识成为一切事物的本原。他认为原始人的社会生活都是原始人的心理机制的产物，各地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类似性表现了原始人的心灵固有成分的组合。总之，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和文化现象不过是柏拉图式的心灵结构的具体体现而已，是“无意识”深层结构对外界的“投射”。种种文化特性能够统一的根源是人心的一些活动原则，在他看来，心理机制是一切事物的本原。因而，他不接受康德的“物自体”说，他一再说明现象界表它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般形式的特征，因而带有认识的局限性，它要求现象与它相符合，但是否相符合是不能确定的，只能在认识过程中逐步检验修改得以完善。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具有整体性，结构的一个成分的变化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甚至是整体的变化。认识结构的模式必须有一系列的转换形式，而且这些转换形式是可以预先预测的，以便选取一种能够正确说明结构的模式。在结构与历史的关系上，前期结构主义着重于共时性的结构，因而认为历史只是结构的历史，与时间无涉，结构在时间之外。结构既无来源，也无发展过程。历史是一系列结构的外在排列，社会现象不存在必然联系。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鼓舞了许多西方学者，诱导他们去实现一场破旧立新的人文科学革命。在他们看来，结构主义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高度重视事物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组合关系；同时，它借用数学逻辑的方法，也给人们对事物的宏观认识与微观分析带来方便。他们殷切希望，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逼真摹写”，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尽收眼底，形形色色的复杂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会有助于挖掘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发现其后隐藏的“符号阵列和音乐总谱”。列维-斯特劳斯针对语言学的痴迷，还昭示了结构主义革命的发展趋向，即所谓“语言学转向”。终于在60年代中后期，爆发了以结构语言学为契机的，迅速蔓延到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史学领域的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革命。后期结构主义注重于同时性研究与共时型研究的关系，结构的变化与发展的问题，这是前期结构主义未曾解释的方面。后期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巴尔特和德里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否定固定的结构，认为结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是对前期结构主义观点的批判。 1968年“五月风暴”后，革命的攻势顿时受到挫折，它激起的革命冲动，也迅速转化成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瓦解欲望与游戏风尚。在福柯和德里达带动下，利奥塔、鲍德里雅、德鲁兹等一批法国学者相继登台，不断推出各式各样的拆解性时髦理论。后结构主义绵延至今，余威不减。即使不用库恩的范式标准，人们也能够判明，巴黎结构主义算不上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它终于失败了。因为它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是无论如何，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彻底断裂。正因为如此，有人称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性延续。或者说，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福柯也是后结构主义者，他的理论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他把人文科学看作只是一些“突变”——即“先验性历史性的”或“认识阶”（“episteme”［译者按：福柯所起的名词］）的暂时性产物，这些“突变”或“认识阶”是在时间的历程中毫无秩序地相继而来的。福柯改变了原创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创立了知识系谱学。

结构主义一般认为结构是先验的，是人的心灵对现象的无意识投射的产物。结构主义的核心，即“结构”，这个概念自古有之。拉丁文里，这个词原先写作“structum”，意思是指“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然而，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无比的广泛，它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诸如，自然的东西，社会的事物，大到宇宙天体，小到基本粒子，无所不包。特别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系统与结构关系。系统与结构意思相近，但不完全是一回事。系统（system）指一套相互关联的实体结合而成的体系，比如，一个公司和一个事业单位。而结构稍有不同，它更侧重“系统内部的整套关系”。众所周知，原子论（atomism）与系统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原子论是指传统分类研究，它强调事物的个性与差异，以便实行比较归纳。与之不同，系统论则是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观念，它将事物看作有机体系，力求把握整体与局部间的组合机制。毋容置疑，系统论开始于自然科学，但是也普遍激励起了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学术热情和兴趣，因而产生了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等这些知名学者。

由于系统论的科学感召，早期结构研究者一度交替使用系统与结构概念，并给后人造成迷惑。譬如索绪尔本人就从来不使用“结构”一词，而是以“系统”作为其理论标识。又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他起初称其学说为系统哲学，后来则把结构主义说成是“时下的普遍趋势”。而在心理学家皮亚杰那里，构造主义、格式塔、结构发生学依次出现，最后他才在《结构主义》中确认：结构是一种关系组合，它具有整体性。结构是由许多成份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主义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能被认识；表层结构是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知道。结构主义强调的是深层结构，一般所说的结构就是深层结构。而且，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结构的整体性是说结构的内部具有贯通性，各个成分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不是独立成分的混合。转换性是指结构的变动性，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自调性是指结构能够自行调整，自行发展，结构的某一成分的变化必将引起相关成分的变化。

结构主义当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的结构主义，有过20年左右的流行期；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流派，结构主义在欧美有着百年左右的历史；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结构主义进入中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结构主义思潮曾在欧美一度流行，现在已是江河日下，趋于式微，正在为其他流派所取代。但结构主义的主要思想，即整体与成分之间的关系，社会观念的象征意义，文化的符号学理论等已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部分成果为后来者所吸收。现在哲学中的解释学，符号学，语言学上的某些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中所出现的新流派，可以说，都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有的影响是正面的，有的影响是负面的。

结构主义人类学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社会人类学探究，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创新，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创立“关于人的普遍科学”。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被称作文化人类学或者人种学或者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它主要研究的是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里，心理社会过程是与语言结构、经济结构和司法结构分不开的，列维-斯特劳斯学说是相信人性永恒性的体现，他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具有典型性，它是人们在经验的人文科学中曾用过的非功能主义的、非发生论的、非历史主义的、但却是最引人注目的演绎式的模式。这种学说把结构看做是人类社会生活普遍存在的东西。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土族部落生活中属于文化的诸方面。他的研究工作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亲族关系研究和图腾分类研究。关于亲族关系，他认为，婚姻制度和亲族系统应当看作一种语言结构，一种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语言符号可以进行某些类型的通讯活动。他说，在研究亲族问题时，人类学家发现自己的处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很相像。像语言学家一样，人类学家不关心社会生活的表面，既不是单纯的自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经验主义，人类学家关心的是社会生活和语言的无意识基础。它研究整个文化的语言，它的体系和一般规律。他总是把研究对象分化为一些成分，然后找出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排列和转换，它们的结构。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认为亲属关系的意义就决定于这些成分的结构，而不是单个的成分。他们的方法与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是一致的，亲属关系的各个项，即亲属成员，相当于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者音素。它们结合为一个体系，一个结构，即亲属结构。亲属结构中的成分像语言中的词或者音素一样是有意义的成分；音素只有组成一个音节系统时才有意义，词只有组成一个句子时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亲族系统与音素系统一样都是心灵在无意识的思想层级上建立的。在地球上各个地区和根本不同的社会中，亲族关系的型式，婚姻规则以及其他一些规定等等的重复出现，都使我们相信，无论对于亲族还是对于语言来说，可观察的现象都是由普遍而隐蔽的法则活动产生的。列维-斯特劳斯甚至说，语言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有如数学与物理学的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运用同样的方法研究神话。他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对神话的考证、神话的具体内容以及原始的真实版本神话不感兴趣，他的目的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者思维原则，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因此，必须诉诸神话。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神话是原始民族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原始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传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诸如中国古代神话，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印度神话，阿拉伯神话等等。神话是古代民族与自然的对话，是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和认识。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也是有结构的，神话结构也类似于语言结构，神话结构相当于语言，是无意识的产物，而神话故事相当于言语，是有意识的产物。神话结构派生出来的神话故事是神话结构的具体体现。列维-斯特劳斯的早期神话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区分和比较神话的种种层次，还无意于再造神话系统。他当时认为神话是调和人类生活基本矛盾的愿望的一种表现。他的旨趣是把神话作为逻辑系统来考察，而忽略神话故事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愿望的内容。他强调说，个别神话只有依据它在整个神话系列中的位置才能获得意义，孤立的个别的神话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他把能够收集到的神话都设法纳入他编制好的逻辑体系。至于图腾现象，他认为结构规则的特性更为明显，图腾的命名与分类系统的运用价值就是来自它们的形式特性。图腾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远远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以与我们现代人不同的方式，仔细而精确的把我们的世界的一丝一毫的部分都组合成结构，加以分类和排列。让它体现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向人们解释世界的秘密。这个结构就是图腾。因而图腾崇拜就是原始人实践其智力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种普遍性人类活动的特殊变体。按照这一观点他推论说，氏族制度可以看作是图腾团体的逻辑转换。列维-斯特劳斯的关于亲族关系和图腾现象的理论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规律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明显的表现出了注重事物的外在形式和特征，而忽略事物的内在本质的倾向。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制度并不是宗教或者社会的折射，图腾也不是部落祖先的象征。图腾制度是人类心智的结晶，是一种逻辑的体系。图腾所涉及的动物、植物等的分类，事实上与人类部落之间的分类是一致的。它所具有的唯一独特的特征，就是通过其他方式所阐明的相关和差别，根据特伦斯-霍克斯的说法，这是一种“零敲碎打者”的“多重意识的”思维范例。列维－斯特劳斯的总体基调就是多元差别的结构，图腾制度是这种逻辑思维在自然和文化间的运用，亲属制度也是如此。列维-斯特劳斯坚持多元决定论的观点。反对含有时间因素的线性因果联系的观点，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比时序性关系远为复杂，事物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只有在现在之中才能共时态的显现出来；同时强调，因果关系存在于结构内部而非外部；任何结构都是由数种类型的决定作用构成的；矛盾和成分是被多元的决定的。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无论是他的人类学理论还是神话学理论，都贯穿了一种结构主义思想，这是社会学领域中的结构主义。结构概念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有特殊的含义。列维-斯特劳斯崇尚法国的社会哲学，但是他认为，法国的社会哲学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它的分析层次仅限于社会和个人这两极，未能注意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结构，整体性就是指所谓“社会中一切平面上的功能相互作用网”。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有四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有几个成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二是对于任一给定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同一类型的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系列。三是上述特性使它在一种或几种成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能预测模式将如何反应。最后是模式的组成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直接可理解的。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已经式微。但是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追随者越来越多，取代了存在主义的地位。虽然结构主义包含更多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它对我们深入理解现代系统论并用系统的方法和结构的方法研究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