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11-12《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方玄昌、郑伟庭（整理）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参与

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难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