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比类是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为《周易》和《诗经》就是如此的思维方式。唐略认为，八八六十四卦，能把天地万事万物都概括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不懂的人会说它很玄，但简单地说，它就是取象比类，是一种形象思维。

比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表达方式在诗学里叫“兴”。欲言彼，先言此，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是营造言说的氛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联系么？冷静的想，是没有联系的，存在思维的跳跃；但是，如果你诗情画意的想，又是有联系的。你理性地想，它们是没有联系的；你感性地想，它们就有联系了。这就是“比兴”，取象比类，是一种跳跃的思维方式。

因此，取象比类是传统学问的核心，周易之象，诗之比兴，都是这种思维。唐略说：

我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初中时要写议论文。老师教我们各种论证方法：什么数据法、举例法、类比法……我就很不同意类比论证法。有一次，可能是因为某件事情我发了脾气，父亲给我打了个比方：“一滴墨水滴在杯子里，这杯水就黑了。但是当一滴墨水滴在大海里，大海依然蔚蓝。所以一个人的心胸要宽广，像大海那样能包容，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翻脸。”我心里是服气的，但是我又在想：你用的是类比论证。而类比论证，严格讲是不成立的。墨水滴在杯子或大海里，跟人的修养和胸襟有关系么？严格讲，风马牛不相及！你怎么能把这两个扯在一起？但后来学了《诗经》，慢慢的体会到“比兴”的妙处，体会到了中国思维方式，这才想通。

唐略认为，好的中医，往往不跟你就事论事，它们嘴里往往是一个接一个的比喻，善于由此及彼，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他说：

在我学医之初，师父给我讲过一个治疗阴虚脱发的思路：人好比一棵树，头发就是树叶。树掉叶子了，怎么办？如果是秋天落叶，那是自然现象，就不要干预了。如果是平时，肯定是由于干旱，那就得浇水，对应到人就是养阴、养血，用六味地黄汤和四物汤，且发为血之余，也说明四物汤是必用的；浇水要往根上浇，所以再加一味牛膝，引药下行，使药力渗透得更深。我们再仔细观察，哪怕再干旱，叶子只能是在枝头枯萎，绝不会掉下来。要掉下来，还得有一阵风！那怎么办？有风就祛风，用桑叶菊花，一来祛风，二来平肝，三来其性升浮，能引精血上承，滋养头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及季节进行加减。这就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医理也渗透其中，二者妙合无痕。这让我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和启发。我的师父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从他身上，我领悟到，中医是一门艺术。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中医当做一门科学来学，要把它当做一门艺术来玩。

有人主张让孩子从小就学一些基本知识。我则以为，不要过早教孩子具体的东西，以免局限其思维。其实，小孩学诗歌、学传统文化，便是在给中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这是在陶冶情操，在培养取象比类的传统思维方式，在训练跳跃性的思维。这样的小孩以后才是一个生动活泼、有趣的人，而不是一个死板的人。有了这种素质，以后学任何东西都会达到很高的境界的。

至于如何“取象比类”，唐略认为：

我们看，核桃的壳那么硬，不就像人的脑壳么？敲开以后，核桃肉奇形怪状，多像人的大脑啊！核桃从中间破开，两边是对称的，又跟肾很像。正好，核桃就能补脑益肾。这是为什么呢？巧合么？

我们都知道豆类补肾，而且豆类长的就很像肾，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天然的联系么？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讲，就是同气相求，如果硬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我只能说，暂时不能解释，不能因为你不能解释，就否认它。

再比如，各种藤类药都走经络，经络不就跟藤似吗？当归、川芎、益母草、鸡血藤，都能养血，具体到应用上怎么选择？形象思维就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病在经络，比如关节病、颈椎病、身痛之类，需要养血，选鸡血藤，效果会非常好。

再比如，治疗疝气，或睾丸上的其他各种疾病，经常需要疏肝理气，这类药太多啦，青皮、枳壳、香附、川芎、橘核、荔枝核……我们经常会选用其中的那两个核。这又是形象思维。你看它们像什么？就像睾丸。尤其是荔枝，外皮跟阴囊很相似，荔枝核就像睾丸。

他认为，“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是屡试不爽，疗效显著。”至于是不是疗效显著，那就是言人人殊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疗效判断标准，总的趋势是，随着科学的进展，疗效标准越来越严格了。这也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不同点之一。他还提到：形象思维固然生动，但世间万象，纷纭复杂，需要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去归纳和把握，这就是五行、八卦。因此，它们是是中医的基本思维模型，也是整个传统文化、一切传统学问门类的思维模型。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如中医院校现行《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描述“取象比类法”：“取象”，即是从事物的形象（形态、作用、性质）中找出能反映本质的特有征象；“比类”，即是以五行各自的抽象属性为基准，与某种事物所特有的征象相比较，以确定其五行归属。春秋认为：

中医界以五行属性对事物的取象比类，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比如对五音的取象比类，认为自然界有五音：角、徵、宫、商、羽。然而事实却是，自然界的音要比这五音丰富得多，十二平均律才是更好地反映和认识音的理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十二平均律的国家，公元前400年的何承天是十二平均律的鼻主，明朝的朱载堉又将十二平均律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但是，阴阳五行的取象比类法却将中国传统音乐强行固定在角徴宫商羽这五音的死角之内，使中国人发展出来的十二平均律难以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直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的十二平均律带回西方，在欧洲广泛流传，造就了无数西方音乐大师和无数传世名曲。到了清末民初，中国才从西方迎回十二平均律。此时回头一看，西方音乐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中国，使中国古代音乐与西方比起来是那么暗淡无光。可以说，阴阳五行的取象比类法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束缚和伤害，只能用犯罪来形容。

事实上，阴阳五行的取象比类法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所做所为，就是犯罪。这一方法为了与五行比类，而把一切事物都削足适履地强行归之于“五”这个数字之下。受害的不仅是五方位、五音，还有五色（中医界为什不问问美术界，自然界到底有多少种色）、五化（中国界为什么不问问化学界，自然界到底有多少种化）、五气（风暑湿燥寒，为什么中医界自己都排除了热）、五季（把四季强行凑成五季）。

最为悲剧的是，中医界为了与五行比类，强行把人体的各项事物归到“五”这个数字之下。什么五脏、五腑（此时不说是六腑）、五形体、五声、五变动。中医界太特么爱“五”这个数字了，凡是超出五个的事物，一律强行减缩为五个；凡是不够五个的事物，一律强行凑成五个。这使中医不仅对自然界，而且对人体的认识严重脱离事实，成为阴阳五行这一破烂玄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