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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病流行
关于疫病的最早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其中“疾年”一词就有疫病流行的意味。因为顾名思义,就是指疾病多发的年份,而疾病多发往往与疫病相关。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多次说到“疫病”。例如,该书在《孟春纪》提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在《季春纪》提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在《仲夏纪》提到,“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在《季夏纪》提到,“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在《孟秋纪》提到,“孟秋......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在《季秋纪》提到,“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在《仲冬纪》提到,“仲冬......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在《季冬纪》提到,“季冬......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还有“民病大疫,又随以丧”的记载等,已经认识到疫病的流行性与季节性,认为其发生于气候失常。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其后,《礼记·月令》全部继承了《吕氏春秋》对发生疫病的季节与气候异常关系的认识。《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代,是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但其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与《礼记》类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实际上也是成书于两汉之间。《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该书在《天官》中阐述了“疾医”的社会分工:“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声,□其死生。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其中提到季节性疫病的流行特征,“瘠首疾”是发热性疼痛和头痛类的疫病,“痒疥疾”多见于夏季,有可能是一种斑疹伤寒类的疾病,“嗽上气疾”应该是呼吸道流行病。此外,还提及“食医”、“疡医”“兽医”,是医生职业最早分工的标志。
关于疟疾的发生,古人都观察到多发生在早秋:《周礼》曰“秋时有疟寒疾”;《礼记》曰“孟秋行夏令,民多温疾”;《易说》称“白露当降不降,民多湿疟”;《左传》(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曰“水潦方降,疟疾方起”。
二、疫病病因
瘟疫是人类童年的梦魇。自古以来,我们就在不断地与各种瘟疫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生死较量,人类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疫病学说发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尽管今天看来,有些说法显得唐突甚至荒诞,但那都是古人长期探索之后的难以解释的一种解释,难以讲出道理来的一种道理。
因为医学不仅是技巧,还需要解释。原始人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面对瘟疫的暴戾和肆疟,他们是那样怯弱,既无法驾驭,又不能理解,内心充满了恐惧,因此“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应运而生。那时候,几乎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种善恶难分的神灵或魔鬼,各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鬼神来管辖。在中国的原始神祗中,西王母就是掌管疾病疫疠的,蚩尤也是一个瘟神总管,《述异记》云:“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大疫。其俗遂为立祠。”传说中顓頊也被认为是“疫神帝”,因为他有3个儿子,死后都变为疫鬼。《山海经》中还讲到一些“见则大疫”的怪兽,造成瘟疫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里,也有不少制造瘟疫的神怪,如云南白族的“大黑天神”,本来是玉皇大帝派他下凡播散瘟疫的,结果他不忍涂炭生灵,把瘟疫种到自己身上,又吞下所有符咒,从而全身变黑。还有一个故事,讲远古大理来了一批瘟神,一对兄妹为民除害的经历。可见在上古之时,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都对瘟疫不可理解,最终只能归结于神怪,那是原始崇拜的结果。
我国古代通过对自然现象与人类发病的长期观察,认为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下列四种为其主要原因:
(一)疫鬼伤人
《楚辞·天问》说:“伯强何处?惠气安在?”王逸注:“伯强,大厉,疫鬼也,所至伤人”。《后汉书·礼仪志中》说:“大傩,谓之逐疫”。李贤等注引《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说:“疫,俞壁切,疠鬼也”。《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说:“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其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疾疫流行,无远近少长,患者之病状率皆相似,如有一种无形之鬼怪精物作祟,使之相互染易,因呼之为疫疠之鬼。
(二)动物疫源
古人也认识到动物为人类疫病的传染之源,从而导致疫病流行。《山海经·东山经》说:“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钩,见则其国多疫”。《山海经·中山经》说:“复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见则其国大疫”。《山海经·东山经》又说:“太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中山经》又说:“乐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汇,赤如丹火,其名曰,见则其国大疫”。《太平御览·疾病部五·疫疠》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郡有鸟焉,其形似鹊,白尾,名为青鸟,常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未见其来,多苦疫气”。
如果说以上奇禽异兽还带有古人对疫情恐惧的原始崇拜,并非来源于对禽兽类导致人类疫病流行的溯源研究,那么《左传》所说的“国人逐瘈狗”,则提示人们已经认识到“狂犬病”与疯狗咬伤有关,正因为这种客观的认识,才有了“逐瘈狗”的防疫措施。
前面提到,甲骨文中“蛊()”是两条虫在皿中而会意,皿为食器,人食其虫而入腹,则成为蛊,即腹中之虫。因此,华石斧《文字系》指出,“蛊,毒病微虫之共名也,血虫象意(古血、皿同字),虫入血而成毒也。”联想到晚期血吸虫病的腹水,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有关“蛊”的甲骨文卜辞中,殷人一般视蛊疾为鬼神所致,但有时也认为齿病和胃病乃蛊,即外界进入人体的寄生虫所致。
还有,甲骨文中关于疒蛔的记载,“……疒住回()?”“(
)”即“回”字,读为“蛔”或“痐”,古指“腹中长虫”。可以认为此卜辞实际上问:“疾病是蛔虫吗?”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蛔虫病的最早记载。
(三)气候异常
“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天人相应”的病因学说,据说是医和提出来的。《左传》记载:公元541年,秦国名医医和(公元前六世纪)为晋平公诊病,他认为晦淫过度可以使人发生内热盅惑之疾,而不是鬼神降灾。并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的理论,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这说明:第一,四时、五节、六气等变化已被看作重要病因;第二,五味、五声、五色等医学概念已初形成;第三,五行学说已经实际应用于医学;第四,六淫为病的观点,是后世病因学说的发源。“六气致病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以后演变为《内经》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说。
因此,古代医学一直认为,阴阳错位,四时失序,气候变异,产生乖戾恶厉之气,造成疫病流行。正因为这种学说,因此导致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从“疫病”过渡到“外感病”的关键性。前面提到,《周礼》讲述四季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上气疾”。《礼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役”,“季春行下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说明由于四季气候异常变化所引起的疾病流行,并知道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仲冬……行春令……民多疾疠”。《春秋繁露·五行变数》说:“火有变,冬温夏寒……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可以看出,古人具有深刻而难以更改的“时气不和,致人疫疠”的观念。
(四)天地疠气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致人疾病的“菑疠”,可以引起疫病发生和流行。这种天才的猜测,可以说与微生物学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春秋·左襄元年传》说:“在国,天有菑疠”。杜预注:“疠,疾疫也”,《汉书·食货志下》说:“古者天降灾戾”,颜师古注:“戾,恶气也”。菑、灾形异字同,疠、戾声同字通,是“灾戾”亦“菑疠”也。《伤寒翼·商瘟疫非六淫之邪·四时不正之气》说:“瘟疫者何?乃天地之厉气也。厉气伤人,令人壮热,故曰瘟疫.其为病也,轻者乘人之虚怯则着病,亦不沾染,重者则老幼皆同,沿门相似。少则一隅俱有,多则合郡皆然。其邪非风寒燥火暑湿之六淫,又非寒热温凉四时之不正。盖六淫之邪、不正之气,必触冒之而始病。至于厉气之来,从天而降,杂于雾气之中,著于水物之内,无知无觉,呼吸饮食,入人肺胃,或即发而暴亡,汤药不及;或淹留而垂毙,治疗无方……”。此外,空气失于洁清,秽浊腐臭,触之伤人。尤其是战争后,尸横遍野,未及掩埋,化为腐臭秽浊,弥漫于空气之中,病原体微生物最易滋生繁殖,传播疾病,导致人类疫病的流行。故《老子》第三十章中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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