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会根据陈香美会长的部署，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的战略决策，由姚树坤副会长主持学术工作委员会及所有专家学者以学术规划为重点，尤其突出学术发展方向，编写《“十四五”中西医结合发展规划》（草案）。我们认为，大疫之后，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未来发展这是非常及时的举措。

一、大疫之后，应有学术突破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一次是东汉末年（公元184-220年）的“建安大疫”，一次是金元时期（公元12～13世纪）的大瘟疫，一次是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的大瘟疫。可以说，中国医学发展史是一部我们祖先与感染病（外感病）斗争的历史。从《伤寒论》到金元四大家，再到《瘟疫论》《温热论》等，何以形成中医学进步的三个发展高峰？那是因为，疫病大流行的重大现实，迫使医学家在悲天悯人的大境界下突破自我的局限，面向实际、面向问题所迸发的史无前例的创新精神，以及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批判性思维。

但近代以降，作为中医学赖以突破和发展的带头学科却出现了尴尬的现实，即中医药逐渐淡化和退出了感染性疾病的主战场。直到今天，当新冠肺炎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有点“远水不解近渴”的时候，才出现中医药队伍仓促应战的局面。但是，我们远远没有准备好：众说纷纭的中医病因病机，五花八门的治法方药，言人人殊，各自为战的抗疫格局。仔细剖析，这恰恰是中医学知识体系内部学派林立、学说众多的鲜明投影，也是中医学淡出现代感染病临床的根本原因之一。

那天，央视网专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问他疫情结束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刘清泉教授回答说：反思反思再反思。即“要在整个疫情应对的过程中，思考我们的得与失，思考我们中医的优势在哪，劣势在哪。要思考我们中国在针对这种新发突发传染病里面，我们如何发挥好中西医（结合）的优势，能够提高疗效，迅速地扑灭所有的疫情。”是的，要从中医淡出感染病领域的历史中获得反思的素材，要从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中挖掘自身优势和扩大与现代医学的协调发展。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促使我们实现从中西医临床配合到理论融合的战略突破。

二、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定位

长期以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中医学的界限十分模糊，从学科性质到课程设置、科研项目、论文答辩等，往往都是彼此不分，相互重合，即“中体西用”模式。但老中医仍然并不买账，觉得中西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事实上，任何学科都不能守旧，自身发展的过程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创新的过程。如果搞来搞去还是古人的那一套，永远在经典著作的框架里兜来兜去，这个学科还有什么生命力？因此，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中医学都要发展，都要不断地否定过去，甚至不惜凤凰涅槃、浴火再生，才有真正的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西医结合医学这些年处在一个发展的瓶颈期。无论是临床证候的客观化、规范化研究，还是基础理论的定量化、实证化研究，都卡在了一个进不去、出不来的死胡同。这意味着什么呢？它表示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策略出了问题，表示“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可能走到了尽头。如其“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一起困在这里，不如我们“中西医结合”提早走出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中医学本来就应该是研究中医的两个不同的方向，我们提前一步走出来，以“西体中用”为模式，或许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阳光大道。

什么是“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采用西医指标、技术研究中医学术，如证候本质、经络本质、八纲本质、治法本质、性味归经本质等等，或者说采用现代医学指标、方法等等评价中药复方或辨证论治中医病证的疗效等等。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用中医药的经验事实丰富现代医药学的理论宝库，即把中医药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化了的经验事实剥离开来，串起在现代医学理论的体系中。例如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在向重症和危重症转化过程中存在一个“炎症风暴”（细胞因子风暴）阶段，控制好这个阶段，是疾病转危为安的关键环节。

细胞因子在病毒性肺炎中的作用是，刺激体温系统上升体温杀死病毒，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使得白细胞更容易从血管爬到生病的肺组织周围吞噬受损细胞，然后再修复组织。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既可以让白细胞通过，也可以成为体液渗出的漏洞，形成水肿、肿胀。如果病毒毒力太强，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时，毛细血管壁会像溃堤一样，大量渗出物堆积在肺里面，出现严重的肺水肿，氧气交换障碍会呼吸衰竭，X光片上会出现“白肺”。加上其他多器官功能衰竭、休克，很容易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亡。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辈已经有了较好的临床对策，即早用“解毒”、“凉血”、“扶正”、“攻下”的方法“截断扭转”病情。我们曾采用虎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的模型（100%死亡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凉血组中药对小鼠具有55.6%的保护率，而“扶正”、“解毒”、“攻下”三组药物作用不明显（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次钟南山院士牵头的联合近60家新型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报名参加的“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疗效的前瞻性对照研究”（注册号：ChiCTR2000029381），也具有这方面的考虑，即评价血必净注射液对新型肺炎合并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出凝血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危及患者生命的严重并发症的阻断与改善作用。可惜试验并没有进行下去，但他们的项目设计可能存在针对性不强的缺点，即血必净注射液（犀角地黄汤化裁，由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等中药材提取物组成）可能对疾病早期细胞因子风暴形成前后进行干预比较合适（抑制重度炎症反应），而后期（厥脱期）出现脓毒血症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已经进入代偿性免疫低下期，应该温补为主，选择参附注射液等回阳救逆为宜。

实际上，细胞因子风暴存在于多种感染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引用这个案例的目的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模式要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让中医现代化的学者去继续探索，而我们则调整思路，以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为基础，在疾病的关键环节挖掘和创新中医药疗法，不再纠结于中医药理论的阐述和解释。这样的话，可以集中精力走出一条快捷而富有成效的新路子来。如果仍然沿用“中体西用”的旧模式，就永远是中医现代化的附庸，反而缺乏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三、医学的三种形态

著名医史学家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1874-1953）说过，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就医学的技艺层面而言，最早是本能医学，随后是经验医学，再后是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但医学不仅仅是经验和技术，还需要解释：最早是巫医学，随后是自然哲学，再后是基础医学。因此，医学始终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

有鉴于此，我们把医学发展进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代，并形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医学。即产生于蒙昧时代的“原始医学”，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古代医学”，以及产生于科学时代的“现代医学”。从知识结构看，蒙昧时代的原始医学是医学本能和原始宗教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人类最早的知识分子——“巫”的创造性成果（据医史学家考证，世界各民族都存在过最早的巫术医学）。随后的轴心时代，出现“巫医分家”，人们逐渐告别超自然的理论解释，各民族的自然哲学与医学经验相结合，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古代医学（即传统医学）。再后，人类进入到科学时代，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解除了经验医学与自然哲学的“拉郎配”婚姻，建立起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水乳交融现代医学体系。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时代、思维特征、技术手段和知识体系如附图。

附图   人类医学史示意图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三种不同的医学源自不同的思维模式+方法论+技术手段。在医学发展的历程中，一种知识体系过渡到另一种知识体系，它们之间不是医学知识积累性的渐进型进步，而是脱胎换骨式的知识革命才得以完成。例如，从原始医学进步到古代医学，“巫医分家”是在医学的剧痛中发生的革命性事件；从古代医学到现代医学的进步也是剧烈阵痛的产物，它是在1543年的两个标志性事件（那一年，伴随着《天体运行论》和《人体的构造》的出版，无边无际的宏大宇宙和我们肉身中的那个“小宇宙”都被重新定义，现代科学在诞生在这两个新宇宙的出现阐述之中）之后，经历三个多世纪的长途跋涉才与自然科学一道逐渐建立起来的。

对比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知识构成，它们的阐释系统截然不同。即古代医学以各民族的自然哲学与经验知识为特征而构建起一个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现代医学则以实证研究为前提构建起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体系。那么，为什么古老的传统医学五花八门，而现代医学却有统一的理论体系？这是因为它们的思维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代医学（主要指基础医学）建立之初就从解剖学入手，以实证科学的严谨态度，逐渐构建起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原微生物学等系列阐述生命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从科学概念的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入手，建立起“经验事实→科学假说→实验检验”的理论形成机制，建立起从“穆勒五法”到“科赫法则”的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策略。而古代医学因为时代的局限，人们对经验事实无法进行严谨的观察，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无法进行准确的核实，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从自然哲学、生活经验中大量运用取象比类（类比推理）这一粗糙的思维方式，虽然能够但并不能确切的阐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因此，当崛起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水乳交融、呈加速度发展效应的时候，早产的传统医学却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

尽管如此，两种医学在经验层面互补的需求还会长期存在，因为现代医学还远远没有进化到精准医学时代，个体化诊疗还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

四、传染病专业委员会五年规划

（一）筛选一批减轻炎症风暴的中草药和组方。临床表明，多种疾病都可能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通过临床和实验研究，对比各种疾病炎症风暴的细胞因子反应特征，通过“截断扭转疗法”筛选一批能够减轻炎症风暴的中药、组分以及组方，发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相关疾病的有效疗法。

（二）编一本让感染病医师一看就懂的《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过去已经编写过好几本《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但都是“中医分型辨证结合西医辨病”的模式，理论上仍然是中医讲中医的风、寒、暑、湿、燥、火，性味归经，君臣佐使，西医讲西医的病原微生物，抗病毒、抗生素、免疫调节、对症处理等等。基本上是“各弹各的调，各唱各的戏”，谈不上理论融合的“两张皮”。为什么结合医学不能讲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即现代医学理论呢？

事实上，搞了这么多年的中西医结合，我们已经能够广泛地分析动植物药的活性成分、药理效应，已经能够通过临床药理学来解释疾病的疗效机制，根据疾病各个阶段的病理生理学、药理学机制构建分期辨证的临床模式。最近，我们编著的《传染病辨证体系规划化实践》（100万字）即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推荐的“分期辨证模式”是我们近二十年的研究心得，经过六个病种的证候学调查和病机分析，是中西医理论融合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三）编一批感染病医师易于掌握的《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诊疗指南》。从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按照“分期辨证”的临床模式初步发表了“人禽流感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寨卡病毒病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推荐意见”“发热伴血小板异常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已经完成“重症手足口病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库氏杆菌病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肺结核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艾滋病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此外“肾综合征出血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麻疹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疟疾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发热待查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正在进行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些“专家共识”和“推荐意见”逐渐提升到“诊疗指南”。

（四）编一本挖掘中医药宝库的《中华疫病学源流》。以现代感染病学为基础，系统梳理传统中医防治传染病的理论、经验，以及各学派传承脉络、各医家的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