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1972）言：“大概在我们父亲的那一辈，都有‘中西合璧’、‘学贯中西’的想法；一个儿子学西医，一个儿子学中医，这样以求其贯通的想法，也是很普通的。”[1]中西医会去思考彼此的理论，自然地去进行学贯中西的工作。但是，中西医融合绝非嘴上说说了事，最终要选择一个正确学理时，才发现医理沟通愈加困难，于是许多人就从融合派转成了论争者，这种发展有时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中西医融合的医家们，各有各的见解，不尽相同。在中西医会面之后，论争之态势愈来愈明朗时，所谓“争论的焦点”，往往就是中西医融合的困境所在。

在恽铁樵的时代，明显从解剖生理与身体气化的争论，转向了细菌学和自然环境之气化（六气）治病理论上的交锋；而且，中西医对病名的讨论也已浮上台面，这是唐宗海那个时代的中医所不曾面临的新挑战[2]，眼见为凭从脏腑形质转移到了细菌的客观存在。所以唐说的“四海为家，五洲同轨”的医学广泛交会状况[3]，恐怕是愈来愈难达成了。另一方面，恽铁樵所遇到的课题显然更形艰巨，因为气化脏腑可以用西医形质来加以比附、归纳；然而，细菌学却没有办法用六气来归纳，人体脏腑的数量绝对无法和细菌种类相比，根本无法用中医理论来一对一做中西医结合的论述。肝、心、脾、肺、肾等脏腑，唐宗海至少可以从中西医籍都有记载的脉络来展开，而细菌学根本未在古典医藉中出现。所以，恽铁樵仍坚持以六气、四时或辨证的立场，来回应中医即将失去定义病名的权力，但实际上他又无法逃避“认识细菌说”的时代压力。故总体归纳而言，恽提出的办法就是忽略细菌说的本体，以《伤寒论》为基调来找出统一、定义疾病的任何可能，并反对中央国医馆提出的取消中医病名[4]、以西医病名代替的主张。

不得不说，恽铁樵有若干天真的想法与忽略的地方，如他说：“病菌之说，必有打倒之一日。而六气之论，无时焉可破者也。”[5]他乐观的推测未免太过理想，然而，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六气”的理论仍存在于现代中医的理论当中，只是细菌说仍蓬勃发展，至今无被打倒的迹象罢了。恽之所以可以振振有词，言之有理，还因为虽西医无论在制药或病理研究各方面都非常精密，但中医当时治病仍有很好的疗效，他说：“治病者，能起病、能视死别生则止。”也就是认为研究治疗方法会比发现细菌更重要。[6]另外，从余云岫的话可知，当时中医仍能在西医强大的压力下生存，正是在于许多病人仍相信中医。余认为西医传入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国人普遍不信任“新医”，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新医在论病时“不根《内经》，不崇《伤寒论》，不称阴阳五行，不别风寒燥湿，全凭科学，结滑难解。其言病名，又无阴虚、阳衰、肝火、胃寒之目，新奇迷离，闻所未闻。与病人所素知所豫期者，大相径庭”[7]。故不少病人仍卖中医理论的面子，而对西医细菌学说不甚了解。若以今日之状况而言，医生不重视细菌学之研究，恐怕只会招来一阵嘲笑，真可谓今非昔比。

恽铁樵在悬壶济世后，看到中医处于风雨飘摇中，认为中医的困境来自三个方面：政府反对、西医反对以及自身的败坏。[8]后两者是他所重视并呼吁医界必须积极重视的，政府的干预则不是当前迫切的危机。正是因为他只问学术、不问政治影响力的学人性格，让他赢得了“中国医学革命之创导者”的封号。[9]他也曾抨击过发起救亡中医运动的同仁们，因为“饭碗问题”，使出抗争手段，惟恐中医被取缔，遂图“结合乌合之众以为党，以与潮流相抗”。他说中医是“真国粹”，不可能灭亡，这些“乌合之众”是杞人忧天罢了。[10]这些激烈的言语，又让他被中医界视为“狂人”、“叛徒”。[11]  

其实，这个既受尊重又受批判的医界名人，对中医学术的坚持与见解本来就未必能为中医界完全接受。尤其是他的伤寒可以概括一切温病的学说，更不是学术发展的事实，因为现今对传染病治疗的依归仍是以温病学为主，而不全是伤寒学的天下。[12]他坚定、主观地信任古方（伤寒方）之用药与学说，曾导致他医死病人，为了此医疗纠纷，还差一点吃上官司。[13]不管喜欢古方、今方，伤寒方还是温病方，固守一隅，都会招致另一方的批判。也许，伤寒学和温病学在民初的融合与面对西医时的转向，是今后研究民国医史时应当再加以审思之处。恽只点出了中医学术内部的分歧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纷争。

面对传统学术内的衰退、纷扰与西医的双重压力，抱着《内经》反击一定不会失去其正当立场，但一味抱着《伤寒论》来回应一切，却无法说服持温病学理论论述西医传染病的中医们。如果只有中、西之争，则中医炮口可以轻松地一致对外，但论到细菌与病名，牵扯到伤寒与温病的近世纷争，却可能出现中医界“同床异梦”的局面。[14]故恽铁樵言：“吾侪研究所得，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为新中医。”[15]也许，表面上“亦中亦西”的新中医发展态势已然形成，但是，同侪间在学术发展上的纷争却还仍待解决；毕竟，面对西医界欲主导统一病名事业的压力，如果中医界论述热病的理论只是个“不中不西的四不像”，而不先提出一套标准的、一致的热病说法，那么，要抢回定义疾病的主导权，又谈何容易？恽铁樵的想法，虽不能说他自我感觉良好，但却也正好凸显了中医在细菌、病名、自身学术之间的一种尴尬与紧张的关系。

[1] 曹聚仁：《新事十论·二、解“蔽”》，香港：生生书集社，出版年不详，第21页。

[2] 唐宗海遇到的融合课题多是以“中医的气化生理、脏腑”如何面对“西医的解剖生理、可见的脏腑”这样的问题。参考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结论部分。

[3] （清）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医经精义》，叙，第1页。

[4] 参考恽铁樵：《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论医集》，第3—12页 。

[5] 恽铁樵：《中西医》，《临证演讲录》，第35页 。

[6] 恽铁樵：《中西医》，《临证演讲录》，第36页 。

[7] 余云岫：《箴病人·畏疑新医》，《医学革命论选》，第141—142页 。

[8] 引自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第26页 。

[9] 引自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第25页。

[10] 恽铁樵：《温病明理》，卷2，第18页。

[11] 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第211页。

[12] 伤寒与温病都是治疗热病有效的指导理论，但是温病学是在伤寒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理论也许有所不同，还需深入讨论，但在治疗方法上，传染病仍以温病学的理论为主。可参考张秀辉主编《现代中医传染病学》，第2—5页。以及孟澍江主编：《温病学》，第1—3页。

[13] 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第14页。

[14] 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探索中，笔者发现任何学门，包括医学在内，其实都要面临一种“双向反省”，即一方面对新学说或西学的回应，同时，也回头思考传统学术在新时代的定位，所以，研究近代医史不能只以新、旧来思索西医与中医，还应该反省中医在旧思想线索中“与时俱新”的总体面向。关于这样的想法，笔者姑且称为“近代学术转型内的双向（面对西方与中国）反省”（The Reflection about twoway contemporary academic transition（confronting West and traditional China））。

[15] 恽铁樵：《新中医》，《临证演讲录》，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