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衷中参西

与对中医界内部顽固保守、不思进取的习气极力鞭挞不同的是，恽铁樵对于来自西医的攻击往往能够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论争，而不是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他认真分析西医的有关批判和论证，以之为动力深入剖析中医药现状的不足，挖掘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的精华和优势，进行中西医汇通。

（一）坦诚接受批评

恽铁樵从医之时，中医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的传入，面对西方科学的进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夜郎自大，顽固保守，拒不接受现代科学，攻击研习西医是“媚外卖国，蹂躏国粹”；另一种是盲目崇拜外国，彻底否定中医。

让恽铁樵赢得中医界尊敬的事件，是他首先著书反对余云岫的理论。余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废止日本汉医思潮影响，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中所奠定的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内经》“无一字不错”，中医“不科学”，“靠暗示的效果”，“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甚至主张立法废止中医。恽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针对时人对中医的误解和《灵素商兑》中的攻击文字提出中医界可行的改革与解释，是中医界率先挺身而出，最早且最有力回应挑战的人。受其影响，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杨则民等亦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在这场中西医学的论争当中，恽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对余云岫的言论并非完全嗤之以鼻，正是那份深刻的批判，恽铁樵对余云岫对另眼相看。他说：“余君云岫，以西医著《灵素商兑》，其《内经》之知识，较之寻常中医，不止倍蓰，诚豪杰之士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之可商》，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年，卷3，第66页）

恽铁樵认为，当日西医有“风起云涌之观”，然中医界能够参酌西医学说者，不过“一枝一叶”罢了，若干打着“保存国粹”旗号的人，也说不出什么令人折服的新道理（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总论》，第1—2页）。他认为，中医不能只是“反击”而已，能不能有更积极的改革与自省，是中医能不能继续发展的关键。“西学东渐之后，为西医者类勇猛精进，为中医者类故步自封，即有好学之士，亦不知从何处着手，则废然思返，或弃本业而入学校，或讲酬应而图诡遇。……总之吾国医学，自古迄今，未见有根本解决之著作，所以然之故，我国人多崇古之习惯，少独行之魄力。《灵素商兑》应时势而产生。”（《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之可商》，卷3，第66—67页）  

故恽氏指出，中医在新时代被质疑，其来有自，若中医只有“崇古”、“信古”这条路，那么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也势必沉沦。他接着说：

“晚近中医，本为最衰弱时代，不知《内经》为何物者，几乎百人而九十九。夫治一种科学，必兼具他种科学之常识而后可，西人治学如此，中人治学亦如此。故《千金方》论《大医习业》，不可不深明天人之理，凡五经、子、史、天文、易学，皆医生所当有事。若《灵枢》、《素问》、《甲乙针经》、《伤寒》、《金匮》，尤为医生所必知，固无待言。乃自我生之初，至于今日，举国视《灵枢》、《素问》为绝学，无有一人能言其理者，当不佞二十许时，读《内》、《难》、《气穴论》、《气府论》诸篇，辄为之头脑作胀，不但畏其繁，且不信万有不齐之经络，可以如此整齐划一为之说也。询之老于医者，辄摇头谢不知，嗣见业医者类奉《叶天士医案》、《温病条辨》为枕中鸿秘，勉强读之，其不可解等于《内经》，后遂弃去。至戊戌而后，校中文课，偶涉五行，为教师所呵叱，从此绝口不言医，且耻言曾治中医，吾知国人与我同有此阅历者，当有数千人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灵素商兑〉之可商》，卷3，第66页）

可见，当时中医界的状况已呈现江河日下、后继乏人之态，许多医生都无法将经典中的道理说出，即便老医生也对中医理论不甚明了。另一方面，中医理论既没有人肯多讲，复又受社会普遍认知的冲击，便成了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遗物”，几乎要被淘汰了。值此内外交逼之时，中医之衰弱状况及其面临的社会压力，可以想见（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编写说明，第1页）。  

因此在新时代，中医必须学习西医之长处，勇于面对西方。所以恽言：“中医与西医同化，应受影响而改良，而不应被征服。”（《铁樵医学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第1页。引自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第25页）恽将某些西医对中医的反对，视为促进中医改良的动力，这是他言论中积极性的一面。他继续呼吁：“西医反对亦不足为患。凡学术之进步，都在逆境，不在顺境。所以孤孽多达，忧患多生。西医之反对适足玉成中医。惟自身败坏，却是膏肓痼疾，足以致命之点。”（《铁樵医学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第1页）恽认为中国医学的价值在于处方，实际治疗上常能发挥显著功效，但是仅能称作治疗有效果的“验方”而已，却没有一个学理可以将标准定义清楚，所以才会受人指责，慨叹“虽有千万方，等于无方”了。故将病理与中医学学理研究清楚，是当前急务（《铁樵医学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第3页）。  

恽铁樵认为，西医可以发挥解释、考订、纠正中医古籍的作用，具有新的意义，并言：“虽仲景复生，当亦倾耳听之矣。”（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中西病理互证之难处》，卷3，第51页）他的思考比较深入，中西医融合是当时医界的重要议题，但中西医融合并不是“采用一二种西药，与拾一二语西医唾余，可以了事”的。他针对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出：“彼中医而用热度表，用灌肠器，解释中风病谓是脑充血，解释惊风病为脑膜炎，嚣然自命谓能衷中参西，若此者可以壮门面，于改良无与也。”（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中西病理互证之难处》，卷3，第52页）可见，他对参酌西说要求甚高，甚至指向中医基础理论的改变与自我定义。

为了使退化的中医进步，零乱的学术整齐，恽铁樵一扫引经考据的陈规陋习，不因袭前人的成见，不附和时行的见解，独辟蹊径，革新旧说，比较全面系统地整理了中医经典及重要著作，首先他针对《灵素商兑》的武断攻击，在1922年发表了著名的《群经见智录》。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了《内经》理论的原委实质，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认为古人把四时看作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也是古人认识事物变化的方法，由四时的风寒暑湿产生了六气；生长化收藏产生了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因此四时是内经的骨干，"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他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医理论，特别是藏象学说的秘奥，展示了古代医家一条朴实的、可以理解、捉摸的思路，驳斥了《灵素商兑》的攻击，捍卫了中医学术的完整性。

此外“因势利导”“拨乱反正”的形能观；“单丝不成线”，内外因素结合的发病观；“腺体一统，以肾为平的腺肾相关论”等众多独特的见解观点，至今犹有其指导意义，如腺肾相关论已为现代肾本质研究所证实。

（二）谋求有效沟通

医疗理论的建构与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民初中医发展的瓶颈，关键在于无法获得或说服受过科学与西医教育者认同。谈到中西医在学理上的争论，恽铁樵并不认为反中医的余云岫，是故意找中医界的麻烦。相反，他认为古典中医理论含混不明，即使今日无人质疑，明日也难逃西医之攻讦。那么，中医可以拿出哪些站得住脚的道理和西医对话？恽从当时大部分中医的表现中得出：“中国医学的真理，知之者少，中国医学的药效，知之者多，即活三口之庸医，亦必有几纸效方。”（恽铁樵：《今后中医须改良之途径》，《生理新语》，卷1，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年，第7页）能够有资格称作“医生”的，的确都有一些可以愈人之秘方；然而，中医学真正的学理，或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学说，却鲜有人知。所以他认为：“凡不能读书，毫无学理，妄以‘经验’两字自诩者，可以自欺欺人，于治病无与也。”（恽铁樵：《释神经救济功能》，《生理新语》，卷3，第29页）当时社会上确实充斥着这样以“经验”为绝对标准的中医。不论是以师带徒，或是通过自习而成为医生的人，都对中医学理不甚明了。正像恽所说的：中医理论在生理、病理方面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地方，许多名词也不甚了了，若以中医教育来说，将这些难解的理论编入教科书，老师已无法解释，学生更是手足无措，最后只好糊涂带过。（恽铁樵：《温病明理》，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年，卷2，第13页）以学术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粗糙的传承当然会出现问题。那么，要如何改进？恽铁樵对中医学术的坚持，简而言之，就是以《内经》和《伤寒论》为基础，然后再参照西方的学说。他曾经从古董商那里收购了二十几种有关伤寒的著作，认为东洋医学所言大多明确了当，优于中国医家所陈。然而，中、日治伤寒的医家都不去探讨《内经》和《伤寒论》的传承关系与知识体系，让他感到相当可惜（恽铁樵：《伤寒论研究﹒自序》，第1-2页）。他说：

西医有读中国医书者，吾友人中即不乏其人。然中医书至难读，金元而后医籍之多，可以汗牛充栋，以我之陋，所见者不过数十种，原未可以此数十种该括其余，然就大段言之，可以径直下断语曰：满纸呓语，无一佳书。由宋上溯至于《灵》、《素》，就中《内经》、《伤寒》，确为最佳之书。而《内经》则满纸阴阳、五行，《伤寒》则文字简古，益以错简讹字，随处皆是，又为群吠所乱，条理不明，骤视之，几不信此疏漏残缺之旧籍，可以应变幻无穷之病情，而《伤寒》之六经，尤极费解，中医之读此者，类皆应以颟顸之头脑，绞不知所云之脑汁，又费无穷之岁月，然后若明若昧，自欺自慰，如吾第一卷中所谓名医不能以其术传人者。今之为西医而具有研究中国古学之志愿者，其人纵擅长中国文学，其脑筋则为欧化，以欧化之头脑读中国旧籍，宜乎爬梳抉剔，从无条理中寻出条理。其奈《内经》之五行，《伤寒》之六经，均不可解，而业医者之颟顸自大，尤足令人齿冷，于是引起其一种蔑视之心，而肄口谩骂矣。五行不得其说，六经不得其理，即在在捍格不入，虽欲条理，亦无从条理也（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中西病理互证之难处》，卷3，第53—54页）。

从这段语重心长的呼吁中可见，古典医籍的文字艰涩、难以理解之处，让历代中医为之束手；金、元以下的医籍，虽汗牛充栋，但佳籍甚少，此观点与唐宗海在崇古论的态度上颇有一致之处（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2章）。另一层意义是，中医典籍充满了令西人费解的阴阳、五行之说，这是让西医读不懂，又想加以攻击的关键所在，这说明恽已经不像清末中医，例如唐宗海那样，认为阴阳、五行可以包含一切道理了（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医经精义》，上卷，第1页）。

在这中西医论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传统中医要先能将自己的学术理论弄通，说出一套让西医和病人们“听得懂”的道理才行。恽铁樵说：“凡治中医者，罔不知《素问》、《灵枢》、《伤寒》、《金匮》之可贵，或不读以上四书，或虽读之，而茫无所得，不敢用其方，即用之，亦不能尽其变。”（恽铁樵：《群经见智录》，自序，第1页）所以，恽强调必须精读的医书还不是一般的方剂之书，而是奠定中医理论的经典。这个想法倒是和清代以来许多中医的看法不谋而合（皮国立：《变动中的江南医疗传统——作为阅读和诊治的近代瘟疫》），因此，新时代的中医不能抱残守缺，要能参考、吸收西医的理论和长处才行，“必明《伤寒》六经为人身所着病状之界说，《灵枢》经穴为病后推得之径路，然后知中国医学之所由成立，知其所由发生，与所由成立，然后《灵》、《素》、《伤寒》之言，有研究之价值；其讹字错简，有整理之方法；从来注家妄言曲说，有纠正之标准；西洋医学，有他山攻错之效用，此即吾所谓‘新中医’。”（恽铁樵：《伤寒论研究》，自序，第2页）

恽铁樵因为做过翻译、编辑的工作，所以对西医书籍并不陌生，也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其采用的西医理论来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国医书译本，如《内科全书》、《诊断学》等数种，以及汤姆生教授《科学大纲》等（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中西病理互证之难处》，卷3，第54页。以及恽铁樵：《说腺》，《生理新语》，卷4，第32页）。当时，许多中医连自己的传统医籍都读不懂，基本西医常识更是不足，连一般的书也不阅读；加上“中医读西籍者尤等于零”，更让中西医“两种学说总不得有相接之机会”（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中西病理互证之难处》，卷3，第54页）。

（三）汇通热病学说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细菌学说已经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余云岫就说过：“自细菌学发明以来，凡诸恶疾，几无不为细菌之祟，肺痨也、伤寒也、喉风也、痢疾也、霍乱也、鼠疫也、痈疽也，脏腑官骸之炎，化脓发热之原，皆由细菌而生。凡人体疾病之大半，皆原于细菌。盖自细菌学进步以来，而寰球卫生医疗之面目、生理病理之理论，焕然一变矣。”（余云岫：《传染病》，序，第1页）。

这样的趋势，恽铁樵也十分认可：“微菌之蔓延，无所不至，种种传染病，皆此物为祟。”（恽铁樵：《西医之概况下篇》，《生理新语》，卷2，第13页）且直言不讳：“西医治病能验菌，中医不能验菌，是其短也。”（恽铁樵：《中西医》，《临证演讲录》，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年，第35页）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医的短处在于对细菌学的不了解与无检验细菌之技术，所以恽也呼吁：“吾医界当结合团体，集资办仪器，并广购西国菌学书籍与解剖模型。”（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伤寒西说》，卷3，第56页）

但是，恽铁樵以西医之“抵抗力”和“免疫”来加以解释：

间尝思之，仅有外因无内因者不病。是故大疫盛行之岁，死者枕藉，而不病者自若，西医谓之免疫性。譬如患喉痧（猩红热）者，一次病愈，则不复传染也。虽如此，苟其人起居无常，嗜欲不节，本体之正气不足抵抗外邪，则免疫者亦必不免。（恽铁樵：《群经见智录·扁鹊医案第十一》，卷2，第40页）

换句话说，细菌并不能绝对与“罹患疾病”划上等号，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完全相同。若讨论是以疾病本身为主体，那么，重视病人本身的状况（内因）可能较分析细菌或是以细菌（外因）来判断疾病更加贴近事实。

恽氏就自己的观察与经验所得，认为以西医追求精确病名的终极目标而论，如果不透过验血与验菌，临床上根本无法判断是何种疾病。但医生看诊时，若每一种疾病都要检视细菌，在当时根本就无法达到。验菌来定病名是否万无一失呢？恽认为，有许多疾病都会“发热”，即使是定为一种病名，如流行性感冒（重伤风），也有气管支炎、肠胃性、神经性等类型，如果每次诊断热病时医生都要做“验菌”的动作，则一个医生每天看五个病人也就吃不消了，所以验菌虽很重要，却不是唯一的诊断方法（恽铁樵：《温病明理》，卷1，第4—5页）。

在治疗热病方面，恽铁樵更提出了他对细菌学说的质疑：“细菌学说，西人视为铁案，余则于病之形能验之，实多疑义，以为十年以后，恐细菌学说，淘汰无遗，亦未可知。”（恽铁樵：《〈内经〉与西医两千年进化之比较》，《生理新语》，卷2，第20—21页）他举实际治疗为例，说明当一个人罹患白喉时，若出现如《伤寒论》中所谓的太阳病症状时，施以伤寒方“麻杏甘石汤”就可以治愈。他得出结论：“太阳病解，不论何种病菌，皆渐就消灭。”（恽铁樵：《伤寒论研究·用药之讨论》，卷2，第39页）这个结论是除了结核病之外的各种热病都适用。当然，他认为这个结论也可能被推翻，但至少就他的治疗经验来看，大致符合事实。如果真是如此，判断病菌的种类也就不是最紧要之事了（恽铁樵：《伤寒论研究·用药之讨论》，卷2，第34—40页）。

恽铁樵还认为，以麻杏甘石汤治愈白喉不过一天即可痊愈，若以细菌学说而论，此汤真的可以“杀菌”吗？恽认为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此汤可以治疗任何出现“发热、形寒、无汗”症状的热病，只要除去症状，不管热病是伤寒还是喉症，皆可应手而愈；但一旦等到“病毒既得根据地，得步进步”，则会有各种其他症状出现，好比中医伤寒体系中的其他五经症状（太阳除外）。概括而言，疾病变得更严重或是主症的改变，就是中医所谓的“传经”（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总论》，卷1，第28—29页）；用中医的经典理论来解释细菌的致病理论，就是：“病毒以太阳为根据地，即以太阳为出发点。”（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总论》，卷1，第30页）大多数热病，只要能在太阳病出现时予以伤寒方，都可以痊愈。故恽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除发热、形寒、无汗，病菌便不能为患，然则发热、形寒、无汗，是病之主因，而微菌非病之主因也。”（恽铁樵：《两种形能》，《生理新语》，卷4，第37—38页）整个论述的结论，就是细菌并不能代表疾病的特质，不宜作为确立病名的标准。

但细菌毕竟可以借由仪器透过肉眼看到，真真确确，一点不假。就西医理论来看，一种热病必有一种特定病原，但恽铁樵却认为，虽西医言“病不同，菌不同”，但有时也有例外，急性的病症常常变动不居，如重伤风的症状，进一步成为伤寒，最后又转成急性肺炎或变成脑脊髓炎症。恽言“既变之后，今病非昔病”是正常的推理，然而不论变症如何，其菌应该都是最初的伤风菌。菌的本质不变，但症状却可能瞬息万变，故“泥定微菌而名病”，不见得绝对正确，有时会误判病人后来的病情，所以中医并不用急着去学习“验菌”这样的技术（恽铁樵：《温病明理》，卷1，第5页）；病菌有时不能反映疾病的动态，症状千变万化，单单确认了细菌，对中医的治疗准确度而言，没有任何帮助，此即恽所谓：“病无定，自不可以命名。”（恽铁樵：《温病明理》，卷1，第10—11页）因为疾病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症状不同，而且经过治疗后会改变的病况也不尽相同，真正的疾病命名只能依据初起的症状来判断，这是不检视细菌而又能精确辨病的关键所在。中医研究微菌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检验“解太阳病等于病菌不能为患”这样的见解可否成立（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流行性脊髓炎与痉病》，卷3，第73页）。

恽铁樵虽肯定西方检验细菌以及免疫学发展的成果，但他观察西医治疗白喉的情况之后说：“西医之治此病，先用消毒棉花揩去喉头白腐，继用血清以杀血中之喉菌，继用冰枕后脑，以防热甚而见延髓发炎之险症。”（恽铁樵：《两种形能》，《生理新语》，卷4，第36页）他还实际评估了血清作为此病之特效药的治愈比例：“据西医籍言，血清为此症特效药，愈期约六日，治愈之成分，得百分之七五。然吾曾实地调查，实不能有如此成效。”（恽铁樵：《两种形能》，《生理新语》，卷4，第37页）从他的转述中可以知道，通过验菌而培养制作出来的血清，用以治疗这种疾病，效果未必良好。那么，以中医的方法治疗此病的实况又是如何？恽言：“喉症为菌病，得麻杏甘石，为效奇良。痢之初步，汗亦能减其势，多半热病皆有菌。而多半热病，在适当时期可以汗解，是汗与菌有关系也。”他认为传统中医的“发汗”能够调节新陈代谢与“腺体”，各种腺体的生理功能与疾病的关系，是他吸收西医知识用来解释疾病的新式语言工具。不过，他并没有将“汗”与“菌”的关系解释清楚，只认为那是个新发现（恽铁樵：《伤寒治法》，《热病学》，第18—21页）。简言之，就是以《伤寒论》为主，将西人的灭菌治热病论转向以发汗来治疗热病，重建经典中治病理论的科学与现代方法。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法。

细菌之说还让恽铁樵找到驳斥温病学派理论的武器。恽铁樵认为：如果肯定“伤寒”、“温病”都是急性传染病的统称，那么，西医所谓的急性传染病病菌之“潜伏期”最多不超过二十天的说法，就正好可以证明古代医论中所言“寒毒藏于肌肤，经春不病，过夏至始病”的说法是错误的；更进一步地说，西医关于四时传染病皆会流行的说法，可以证明温病理论内所论述的“伏邪”，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潜伏期可以证明中说不即病之谬》，卷3，第56—57页）。

（四）讨论中西医病名

当时，就某些西医而言，中医是没有讨论病名能力的。余云岫曾极力抨击民初已进入科学时代，所谓旧（中）医谈论疾病的理论，“非无人证，不能证也；非不能证，无可证也。既无可证矣，则今日医学，已为实科之学，言必有征，无征不信也”（余云岫：《原病第九·泄泻》，《灵素商兑》，收入《医学革命论选》，第126页）。他认为中医根本没有判断疾病的能力，也无法证明自己所学的理论。反中医大将汤尔和（1878—1940）更言：“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是‘治病’。”（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18—120页）。所以在定义疾病方面，许多反中医者认为中医根本没有办法对疾病做出解释与定义。

恽铁樵认定中西医病名对比是一件可以试着进行的工作。他在梳理西医的伤寒论述，对比西医与中医的论述后认为：“前驱证”与“太阳病”，“第一周的体温上升”与“温病”，“苔厚、便秘、热高、脉数”与“阳明经府证”，“第三周热甚弛张，心机衰弱”与“少阴证”，“肠出血与穿孔性腹膜炎”与“桃花汤证”，等等，皆可做初步相似性的对比（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伤寒病型与传经》，卷3，第59—60页），而加以讨论病名之统一问题。简单归纳，他相信中医伤寒中的“证”可以对应西医的“病”。

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西医的“伤寒”可能包含了中医《伤寒论》中的三种证型与温病的定义。换句话说，西医单一的病名不能与中医的病名一对一加以对照，反而是中医的病名有时可以拆成很多概念，来比较西医单一疾病发生的各种症状。恽铁樵认为：“其细目不同之处，颇有理路可以推敲。”（恽铁樵：《伤寒论研究·伤寒病型与传经》，卷3，第60页）而这个理论，概括而言，就是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型”。恽认为，解释疾病已不能单靠传统的阴阳五行、六气等术语，还必须审视、了解疾病的“形能”。结合中医辨证时所发现的症状，并以西医的生理术语来加以解释，才可真正达到“读书可以别有会心，而诊病可以洞见症结”的境界（恽铁樵：《失血后体工之变化》，《生理新语》，卷3，第22—25页）。

若真如恽铁樵所论，中西医论病可以说呈分庭抗礼之势，那么何以急于和西医做一个融合？因为由细菌学所引起的反中医回响，表现在疾病认定上，就好比恽说的，“大多数之心理必以为中国分病之方法不如外国”。表现在中医用脏腑定病名，但又被批评不明脏腑；用经气、六淫、四时分病名，却又不若西医以验血、验菌来得实际、精确（恽铁樵：《流行性感冒与百日咳篇》，《病理各论》，第18—19页）。这些订立病名精确或粗糙的分类方式，早就了然于西医的心中，如余云岫认为：西医论病也可以细谈中医的内因和外因分类，例如原虫类寄生物和细菌类寄生物是“外因”；遗传、年龄等则为“内因”。中西差别在于，西医论病全部都是“平易正确，实事求是，无丝毫模糊影响之说，存乎其间。已知分别百病，若网若纲，了如指掌，所谓道若大路然也”（余云岫：《原病第九》，《灵素商兑》，收入《医学革命论选》，第121—125页）。余反讽中医经典《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夫百病之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的理论，不是疾病的真正本原，例如“风气”根本不会带来疾病，真的空气之所以能传染疾病，根本道理在风中之细菌，而非风气。细菌可以“以显微镜检之、以化学品验之、以动物人身解剖之，彰明昭著，非如寒热之说之荒谬无稽，而不可实验也”（余云岫：《原病第九·痈疽》，《灵素商兑》，收入《医学革命论选》，第126页）。细菌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证明之，但中医论述的致病因子皆无法加以证明，而且分类方式过于粗糙简略，都是问题所在。

虽然讨论疾病时未能观察到细菌的存在，但现代中医引以为傲的古典辨证论治，仍是当时恽氏大力推崇的。他说：“治病有效力乃为实矣，欲治病有效力，第一层须先识病。”这里的“识病”，不是分辨病名或定义病名，而是“详著病状”，即类似中医的辨证与“研究病理”（恽铁樵：《导言》，《病理各论》，第1页）。这个“病理”，正是用传统望、闻、问、切来探讨阴阳、五行、六气等在病人身上所展现的“证”，作为治疗的标准。在民初，这套理论虽然为反中医者所唾弃，但基本上当时民众仍能在叙述病情时将之融入话语之中，成为病人和中医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就是这一点，让余云岫相当气愤，他说：

病人之就诊者，亦必先自白曰：“我是火，我是湿。”于焉知六气之说，中人最深，至于今日，几于妇孺皆知，信口乱道，若无疑义。此种怪象，遍地皆是。……嗟夫！六气之说不明，则社会对于病之观念，永无了解之期，而卫生养病之事，往往操背驰之行动，罹意外之危险，亦国民仁寿之一大障碍物也，不可以不辨。 （余云岫：《六气论》，《医学革命论选》，第143页） 

余云岫痛恨当时病人还信任中国医学这一套可笑说法，而造成许多对疾病解释或预防的误解。在疾病病原大白的民国，“古说”仍大行其道，实让余云岫感叹时人对古代气论的“愚忠”。虽然中医有自己对病名解释的坚持，但民初中西医杂处于同一医疗市场内，西医要学习了解中医的术语，同理，中医也必须对西医的辨病做出解释与回应。恽铁樵以西医精细的疾病分类来审视中医的疾病谱系，说：“国医习惯，热病与伤寒为一槛，暑、湿温为一槛，其与热病相连带者，如痧、麻、喉症、天痘、惊风，各为专书，而疟、痢则附于热病之中。”颇呈纷乱之姿，但新的疾病分类法“不能照旧籍分类，亦不能照西医书分类”，应该将“伤寒、温病各为专书；惊风（痉）则列之神经系病中，书名之上加‘儿科’两字以为区别；痧、麻、痘、疹则列之幼科之中；疟疾转属变化最多，类似症亦多，痢疾病候与兼症最繁复，则各为专篇”（恽铁樵：《疟疾篇》，《病理各论》，第55页）。可以看出，恽对疾病分类已经有了初步构想，只是分类、归纳之后，还得和西医病名做一对照与比较。

恽铁樵对《伤寒论》颇有见地，他说：“统观西国治伤寒之法，足以证明仲景《伤寒论》理论之真确，并足以证明伤寒病之真相。”（恽铁樵：《伤寒论研究·对于病型之商榷》，卷3，第62页）接着，从整个急性传染热病的知识脉络来看，从“西国医学，于一切热病，分类绝细”出发，分出了所谓伤寒、副伤寒、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支炎、膈膜炎、脊髓炎、肋膜炎等不一而足的病名。恽以“前驱证”来说明这些疾病十之八九都有“头痛、骨楚、肢体倦怠、食欲不进，或恶寒或不恶寒，继而发热，虽不尽如此，多数皆如此”的症状。这些病的前驱证，就是《伤寒论》中所言的“太阳病”。故结论就是：“中国伤寒之名词，有广狭两义，广义范围极广泛，《内经》所谓‘凡热病，皆伤寒之类’是也，实与西国急性传染病之名词相当。”（恽铁樵：《伤寒论研究·总论》，卷1，第28页）也就是中国的伤寒一词的定义，可以统括许多西医的热性传染病。

那么，所有的热病都通通定为“伤寒”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有如此多的春温、夏暑、秋湿等名词呢？恽认为，这是中医定病名时的特色，四季的气候变化各有不同，人即便是“伤于寒”也有各种不同的症状显现，就好比四季分明那样，病名与症状也都会不同，但总是与自然合而为一来评判的。中医定病名的精义正在此处，辨别四时、六气，是为了正确判断诊断与用药的方式，恽言：“惟其如此，所以要分别风、寒、暑、湿、燥、火。而各种热病，因时而异其名，亦可以心知其故，《内经》以四时分配五脏，六淫不过大略如此。”（恽铁樵：《新中医》，《临证演讲录》，第36-37页）所以，恽认为在与西医比较时，仍须坚守传统中医的六气、四时之说，而那些术语正是余云岫大力抨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医学古典气论之架构。

就中医与西医在病名融合方面而言，恽认为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去医家对《伤寒论》归纳疾病时的错误认知所致，西医的病名正好可以将这些错误的地方点出。他说“假使学者泥于伤寒可以包括各病之说”，也依旧是害人的医道（恽铁樵：《伤寒、温病、痉、湿、暍所以异治之理由》，《热病学》，第15页）。所以将不是热病、过去却又被归纳成热病的疾病条目析出，是中西医病名对照时先要进行的工作。一般所谓的温病，“照阳明治法，葛根芩连清之，无勿愈者”，也就是运用伤寒方中“偏凉”的药物，就可以治愈。然而，恽补充说：“此可以施之伤寒类之温病，不能施之与伤寒相滥之湿、暍。”（恽铁樵：《温病明理》，卷4，第42页）真正伤寒方所不能治的热病，只有痉、湿（湿温）、暍（暑温）三种。恽对照西医病名后认为：痉病就是西医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症（恽铁樵：《病名》，《热病学》，第4页）；暍，即暑温，西医称为“日射病”；而湿温乃因“空气中所含养素太少窒素太多，人体感之为病，各组织无弹力，淋巴细胞不能充分吸收，遂处处显水分过剩”（恽铁樵：《伤寒、温病、痉、湿、暍所以异治之理由》，《热病学》，第15页）。上述三种病名都是恽援引西医学说来分析、反思并厘清中医病名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种热病是不能和伤寒划上等号的，即今日所言之流行性感冒。恽铁樵认为伤风与春日风温类似，但毕竟后者是属于伤寒系的热病，而且初起时容易出现“形寒骨处”。恽定义单纯的伤风症，西医大多归在流行性感冒之中，“中国古书多不言，其意以为小病不足治”（恽铁樵：《伤风咳嗽篇》，《病理各论》，第2页）。他认为流行性感冒有很多种类，并无法用单一病名来统一概括之。其中最恐怖、最可怕的一种在中医疾病定义中称为“重伤风”，全球约二千万到四千万人死于此疾，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战场上的一千五百万人还更上层楼，恽语带讽刺地说：“西人谈虎色变，迄今无健全办法。”（恽铁樵：《流行性感冒与百日咳篇》，《病理各论》，第11页）他还认为当时许多中医对新式西医病名不甚了解，如“重伤风”病名，中医也很少注意，又常常混称流行性感冒或百日咳就是伤风或风温。“通常业中医者类置之不问”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这更需要中医界来好好进行研究、加以重视。可惜的是，虽然讨论了不少中西病名对照，但恽并没有积极去讨论中医的瘟疫问题。事实上，就中医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瘟疫似乎不在伤寒体系内。恽铁樵没有加以说明，也不将西医的热病病名与瘟疫做对比，但中医可以治疗传染病，则没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