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弃文从医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他出生于福建台州，5岁丧父，11岁丧母，13岁就读于族中私塾，16岁中秀才，25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攻读英语和文学。28岁毕业后先后在长沙、浦东等地中学执教。1911年（33岁）任商务印书馆编译，1912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16年（38岁），14岁长子殁于伤寒，次年第二、三子复接连殁于伤寒。一年后第四子又病伤寒，恽铁樵自为处方麻黄汤，幸而愈。1920年（42岁）乃辞职挂牌行医。1922年发表《群经见智录》，代表中医界首度回应“废医派”第一人余云岫之《灵素商兑》（1916年）。1925年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1927年办临诊实习班。1932年，因病到章太炎苏州寓所短期休养。1933年复办函授教育。1935年7月26日在上海病世，享年57岁。

 恽铁樵在长沙、上海等地执鞭任教期间，大量翻译欧美小说。在林纾所译小说风行之世，恽铁樵用章回体形式翻译的《豆蔻花》、《黑衣娘》、《波痕荑因》等小说传诵一时，其声誉堪与林纾比肩。1911年，当时中国民间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吸纳了恽铁樵，翌年将其升任《小说月报》主编。此后的5年，是恽铁樵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他的名字与鲁迅、蔡元培、柳亚子等诗文巨子并驾齐驱。

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史》中盛赞商务印书馆是一个“育才馆”，而为它赢得这一佳誉的是“一批善于发现人才的慧眼伯乐，恽铁樵就是他们中的代表”。这一说法有事实为证：新文学大家叶圣陶的早期小说《旅窗心影》，发表在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上；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也是在恽铁樵鼓励下走上文学之路。此外，他还曾提携过许多文学青年，林琴南、钱基博、许指严、王西神等名家皆为之撰稿，为读者喜爱。他对小说对于文学和社会的价值，有独到的见地，常谓“小说当时有永久之生存性”，“小说固非小道也”，以至当时文坛雅称恽铁樵为“大说”。

恽铁樵长鲁迅三岁，他也是鲁迅文学之路的伯乐。与鲁迅弃医从文相反的是，他于文坛鼎盛时期弃文从医，成为民国时期中医药界的扛鼎人物。有人称之为“现代中医之父”，其实也完全可以说得过去的。

当时，鲁迅在浙江绍兴乡间做小学教员时，默默无闻，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署名“周逴”，投到了《小说月报》。作为主编的恽铁樵以其独具的慧眼，看到了这位并不知名的“周逴”先生的才华，对该小说和作者倍加赏识，热情复信并大胆把该作编排在杂志第四卷“卷首”的突出位置上，还对文中佳妙之处密加圈点，特加按语，向读者极力推荐。他写道：“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恽铁樵对文学新人充满热情的态度，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21年后（1934年5月6日）在致文友杨霁云的信中还提及此事。鲁迅写道：“现在都说我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月报》上，内容讲的是富翁私塾里的事情，后有恽铁樵的批语。”可见恽氏在当时的影响。

恽铁樵弃文从医是因为他的几个儿子。1916年，14岁的长子阿通死于伤寒（一说为白喉）。第二年，二儿子和三儿子又因伤寒先后夭折。两年时间里，连续失去三个儿子，他的伤痛可想而知。恽铁樵幼时身体不好，一直留意中医书籍，用心苦读，可谓粗通医道、略知歧黄。对儿子们的病情，他往往心知其所患的病，但是苦于没有临床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向医生建议商讨，却从来不被采纳，只能坐视儿子一个个离去。一年后他的四儿子又发病，发热恶寒，无汗而喘。面对奄奄一息的儿子，恽铁樵彻夜未寐，踌躇再三，他对夫人说，我们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上海滩的名医，没有一个能救。现在，唯一的儿子再发病，医生已经无能为力。有些事，只能自己来做。我来开一副药，你去赎药！夫人听了不语。恽铁樵说，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提笔开出一副麻黄汤，立即配服。一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二剂汗出热退，喘平气顺。三剂神志恢复，能进茶饭，继而痊愈。

从此，恽铁樵开始深入钻研中医经典，亲友生病前来请他开方，大都有了良效。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一个同事的小孩因伤寒阴证垂危，遍请沪上名医，治疗无效。无奈之下，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求救于恽铁樵。恽铁樵开出一副“四逆汤”，一剂入肚即转危为安。病家十分感激，登报鸣谢：“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于是，恽铁樵名声大振，求医者越来越多。此时，恽铁樵每天只能在编稿之余，来救治病人。他感到医者更能救人一命，于是在1920年辞职挂牌开业行医，直至去世以前。

二、贬叶排吴

1988年，《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曾经发表我的《<温病明理>贬叶排吴的功过得失》。那是我作为一名温病学的研究生，为捍卫自己的专业对恽铁樵发起的挑战。文章对恽氏之论有所批驳，至今想起来也是有对有错。下面是他的主张及我的一些评论。

（一）主张“热病皆伤于寒”

恽氏认为，“春之热病伤于风，夏之热病伤于热，秋之热病伤于燥，长夏之热病伤于湿，无有是处”。他的理由是，“凡热之而热，寒之而寒，惟死体为然，生物则否。”他的例证是，“以手搏雪，寒也，然须臾之间，反应则起灼热。夏日拥炉，热也，汗出多，毛窍开，则振寒。故冬日伤寒可以病热；夏日伤热，则起痧气，而为霍乱吐泻，服十滴水辄愈，是其病寒也。故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其长夏而病发热者，依然是伤寒也。”因此他主张：“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仍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

我当时批驳恽氏之论，其偏有三：一是偏离了临床医疗的实际情况；二是偏离了中医经典的理论体系；三是偏离了逻辑思维的运用原则。事实上，寒温之争是上千年的历史旧账，温病学家认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而伤寒学家则根据《素问·热论》“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称“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关键原因是人们总是根据一些生活常识得出的医学认识往往是不可靠的。恽氏单从“以手搏雪”，“夏日拥炉”得出伤寒病热，受热病寒的普遍命题，是运用枚举归纳法直接从特殊跳到一般的草率结论。枚举归纳法的致命弱点是结论常出偏差，它必须与其他逻辑方法配合使用。而且恽氏没有具体分析，搏雪发热，拥炉汗出是机体的一种生理效应，以此推论热病的病因则不免挂一漏万。

（二）批驳“温邪自口鼻而入”

恽氏又把矛头指向明清医家对伤寒、温病邪入途径的区分上，“……不可解者，为伤寒从毛窍入，温病从口鼻入。大约鞠通创温病自口鼻入，为其最得意之语。不知此说，绝不可通。”但他提出理由，“一，《黄帝内经》言凡热病皆伤寒之类，凡邪风之害人，皆始于皮毛。今言从口鼻入，由里出外，是必温病在《黄帝内经》凡热病三字范围之外而后可。二，既言从口鼻而入，鼻通于肺，故在手太阴，然则口通于脾，不在足太阴乎？三，经言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此言不治皮毛，即有害五脏之可能，所谓病能也。曰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此真从口入者。更证之于实验，饮冰而洞泄，触秽而为霍乱，空气中微菌传染为各种疫病，此真从口鼻入者。若云天之邪气，感亦从口鼻入者，于《黄帝内经》无征。四，鞠通谓《伤寒》言中风，是西北方之寒风；彼所言之温病，风为火母，乃从东南方来解冻之温风。寒风从毛窍入，温风从口鼻入，不知出何典记，有何理由？诚咄咄怪事！”

我的批驳是：恽氏在贬叶排吴的论述中，一以《黄帝内经》之是非为是非，带有浓厚的厚古薄今色彩。而且，没有弄清中医“六气”与西医“微菌”之间的关系，就划定六气只能自皮毛入，微菌传疫才从口鼻入，难免妄断。恽氏指出《温病条辨》既言从口鼻入，而只谈鼻通于肺，不谈口通于脾，是为明鉴之论，因为湿湿病确以脾胃为重心。当然，《温病条辨》以寒风从毛窍入，温风从口鼻入来区分伤寒与温病尽管显得牵强，但重视外感病邪自口鼻而入的传染途径，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三）质疑“热入心包”

叶天士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素为“寒温论争”的焦点。崇叶者奉若信条，贬叶者视为草芥。其中尤对“逆传心包”四字争议最多。陆九芝倡温病为阳明病之说，力主神昏当清泄胃肠之热。恽氏则以西印中，谓“心囊并不能使人神昏，故谓神昏为热入心包者非是。神昏由于神经起变化。神经所以起变化，由于血燥与酸素自燃，用凉血药则差减。生地、玄参是也，犀角（今用水牛角）则误。病属空气与血之关系，谓为从口鼻入，则根本错误。谓为温邪犯肺，逆传心包，亦去题万里。”“用药亦无有是处。清宫、增液、一甲、二甲、大小定风珠，一派滋腻之药，无非痴人说梦。”

我提出，恽氏对西医知识不甚了了，勉强汇通就闹出许多非驴非马的东西来，如“酸素燃烧”等。其实，恽氏曾在《群经见智录》中说过，“《内经》的五脏非血肉的五脏”，到贬叶时连心主神也要怀疑，颇为自相矛盾。验之临床，逆传心包之证包括西医学的中毒型流感，各种细菌、病毒引起的肺炎或并发的脑膜炎等，主要是毒血症导致的急性心血管功能不全，血压降低、组织灌注不足，表现为高热、昏迷或意识不清、谵妄等。而犀角（今用水牛角）清热凉血、泻火解毒，有强心、升压、镇静之功，为治疗热入心包之要药，岂可废弃？

（四）否认“三焦辨证”

温病三焦辨证说在吴鞠通《温病条辨》中自成体系。恽铁樵以为吴鞠通的“三焦辨证说”之“三焦”与《黄帝内经》所言之三焦概念“丝毫无相通之处”，并列举《黄帝内经》《难经》中有关三焦之说来说明其之谬：①《灵枢·本输》云：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②《难经·三十八难》：府所以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手少阳，此外府也。③《灵枢·经脉》：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交颊至目锐眦。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痛，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从上述三段引文大意来看，恽铁樵认为三焦有三种：其一，“三焦者，决渎之官”，专指分泌尿液说。其二，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专指消化力与卫气说。其三，三焦为手少阳经，为十二经中之一。滑伯仁、徐灵胎皆云：言决渎之官者，为下焦气化之三焦；言手少阳者，是有名无状之三焦；言消化与卫气者，是有名有状之三焦。准此以谈，是古人定名不讲究也。然无论何种，与《温病条辨》皆不合。从而否定吴鞠通温病“三焦辨证”之说。

我认为，尽管恽铁樵立论有根有据，然吴鞠通之“三焦辨证”只是对温病发展阶段以上、中、下（或表里）划分的一种尝试，与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及张仲景之“六经辨证”一样，是想更好地把握温病病程发展规律，从而为临证认识温病、治疗温病提供辨证治疗思路。经长期的临床实践说明，其不失为可以体现某些类型温热病传变规律的一种辨证论治系统。可以说此“三焦”非彼“三焦”。恽铁樵以功能解剖学概念之“三焦”来批驳温病传变阶段概念之“三焦”，可以说是前提有误，结论自然不足取了。

（五）斥责温病学派用药

恽铁樵在《温病明理》一书中提出温病学派所创立的方剂“无有是处”，所谓“清宫、增液、一甲、二甲、大小定风珠，一派滋腻之药”。其引用伤寒派陆懋修驳斥温病医家临证医案中用药弊端的观点，对叶天士在热病中使用石斛一例大加批判，认为此物最为热病所忌。提出正确用药当是生地黄，他解释道：“生地黄之功专能凉血，血之就干者，得此可以转润，故暑温证之汗多舌绛者最宜。石斛则非血分药，《神农本草经》言其能厚肠胃，实与血分无与，且此物之功效专能生津。暑温无不兼湿，生津则助湿，胸痞乃益甚，所以不可用”。并痛斥“今之时医，乃以羚羊、犀角（今用水牛角）为习用品，以石斛为藏身之窟，不问伤寒温病。甘凉之剂，一律混施。最可恶者，以石斛施之风温、痧疹，致咳嗽、发热之病，十九成急性肺炎；当出痧子者，痧不得出，终成内陷。病家不知其故，医家不知其故，覆辙相寻，滔滔皆是，皆鞠通、王孟英所造孽也。”

我当时的观点是，任何一种治疗性用药均可以说是双刃剑。用之得当则治病，用之不当则增病。石斛如此，生地黄亦如此，“清宫、增液、一甲、二甲”也是如此。后来知道，用药过于轻灵，但以花果类入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确是有些温病医家临床用药时存在的问题。但若以此一概否定温病学说的理论，却有失公允。

（六）小结

恽铁樵为民国时期“经方”的积极实践者和捍卫者，著书立说阐发研究张仲景之说颇有心得，并依据伤寒学说和其对《黄帝内经》理论的研读体会，对当时社会上那些视“经方”为“虎狼之药”，崇尚用药“轻灵”的时医们大加贬斥。其著《温病明理》一书，是要“将前此所有诸纠纷一扫而空之，使此后学者有一光明坦平之途径”。恽铁樵对于温病学所持有的强硬态度，与其对于中西医汇通，甚至与其反驳“废医派”言论时也未曾如此激烈，也是有其亲身体验的关系。

他曾经在医案中记载，有一约三十余岁的妇人，发热已经二十余日，出现谵语、痉挛、昏迷的症状，求诊于他。恽发现，之前为她看诊的医生都是上海名医，其中一位医生开了二十多方，全是石斛，硬是狠宰了这个家境并不好的病人一顿。后来一位小孩患了痧子，也发热，但这位名医又用石斛来治疗，结果导致昏迷不醒。恽铁樵咬着牙说道：“余恨极，几欲饱（名医）以老拳。”这就牵涉到中医自身学术发展史中的寒温之争，以及各自在临床用药上对辛温与辛凉药物的坚持。因为他所执业的上海，地处江南，医疗市场上充斥着“今之时医，一律以豆豉、豆卷、石斛，应付各种热病”的景象，甚至自己的三个儿子也因此而耽误，让恽非常痛心：“今之时医，乃以羚羊、犀角为习用品，以石斛为藏身之窟，不问伤寒温病，甘凉之剂，一例混施。最可恶者，以石斛施之风温痧疹，致咳嗽发热之病，什九成急性肺炎。”“病家不知其故，医家不知其故，覆辙相寻，滔滔皆是，皆吴鞠通、王孟英所造孽也。”

而且，他回想当初学医时的初衷与坚持。许多和他一起学习岐黄之道的好友一开始都钻研《伤寒论》，但大多成了“叶派”的信徒，以致“今之时医皆叶派”，理论一不合其教义，则群起攻之。恽痛恨“叶派”，是因为其江湖味过重，江南医生有“今之抱一册为市医捷径者，名曰叶派”的风从现象。他认为明清两朝之医学，竟然都在这两个理论争辩中打转，没有任何定论与进步可言。“其说愈多，其理愈晦”，研读中医者，愈勤奋就愈无所得。这种情况亟待解决，因为“温病、伤寒既不明了，所谓中医学者，实荡然无有一物也”。而且最重要的是，病家无所适从，询问医者，解释病名与用方皆混沌不明，实在无法取信于病家。所以恽“慨然有正名之计划”，正名计划的第一步，就从分辨伤寒与温病开始。

在江南，医生大多习用温病方，也就是以“凉”药来对抗“热”病，其说牢不可破。恽谈及“若此伤寒一门，则俗医正怕读伤寒书，正谓伤寒方难用”，所以竟然提倡“江南无伤寒之说”。这都要归咎于叶天士的医书刊行后，“遂不闻以《伤寒论》治病”，而终于造成“世不知有伤寒”的状况。[11]恽氏认为：“谓江南无真伤寒，不识南阳、长沙，皆非北地，其语遂成笑柄。”[12]张仲景本来就不能算是北方医家，故谓仲景方只能治北方热病，根本不合逻辑[13]；所以，吴鞠通所言“伤寒是北方的寒风，温病则是南方的温风”，更是错误的讲法。[14]

因此，恽氏谈起学医治病三十年的经验，凡遇所谓温热病，他一律使用伤寒方来治疗，而且是“无人不如此，无时不如此，无地不如此”，都在十日内逐渐恢复健康，绝无南方要用温病方的道理。并认为，这是医者不读《伤寒论》之过，南方医家视为圭臬的《温病条辨》与《叶氏医案》，均是“恶浊书籍”，恽直言没有耐心一一检验其说法。

可见，恽氏著《温病明理》关键在于消除叶吴之后的医学时弊。从这种意义上讲，《温病明理》的历史功绩又是不可抹煞的。笔者深感，中医作为一门经验医学，充满了名医和时弊的对立统一。我们只对外感热病的历史稍加寻索，就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张仲景《伤寒论》之后，有滥用桂麻之弊，河间起而革之，主六经皆是热证，而寒凉之风遂盛。景岳又以温为补，其偏延至天士，叶吴力救其弊，而清凉滋腻之风又兴。陆九芝之后，近代名家纷纷贬叶排吴，《伤寒论》研究又成时髦。虽然，中医学在这种名家斗时弊、名家兴时弊的反复中不断向前，然而，名家之后即出现时弊的现象不也发人深省吗？